中国高考报告-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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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解释，王大林就问这两句话：咱山东是不是个和你们北京一样属于中国的？咱山东孩子考的卷子是不是跟你们北京考的卷子一样？如果是，你北京的孩子可以进大学、进重点大学，那咱孩子就也该进大学、进重点大学！
王大林没有多少文化，也从没有进过北京城，但谁能说他讲的这些不是理？
我到南京采访几位“落榜生”的家长，他们一上来就像要吃掉我似的嚷嚷起来：你们北京人跟上海人不就是凭着皇帝旁边官大权大，啥好事都你们占着，嫌不嫌胀肚呀？你们的孩子可以上大学考博士，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我们的孩子就该当工人阶级，为你们“知本阶级”垒石铺路？凭高考录取这一条不平等，呸，我就看不起你们北京人上海人！
那天我弄得很狼狈，好在旁边有朋友介绍说，他何先生也是江苏老乡！这才使一帮心头之火未熄的南京市民缓和了许多。不过，一听我是北京的“江苏老乡”，话题就更多了。有位干部出身的家长说，我们江苏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向国家交的税是最多的，孩子上学同样条件下花的钱也要比北京上海的多，像南京这样的地方，为什么择校风越演越烈，就是考大学竞争激烈呀，可为什么我们贡献最多、在孩子身上花的教育投资也是最多的江苏老百姓，理应我们的孩子在接受高等教育上优于别人，但现在不仅不优于别人，反而不如别人，比北京上海的孩子差一大段。这绝对是不公平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显然在目前的高等教育上是“皇家贵子是一套，百姓庶民又一套”。
他列举了1998年高考理科第一批院校的最低控制分数线的例子，江苏是566分，比北京同档高出83分；湖北省竟然比北京高出102分！文科江苏529分，北京同档高出71分。这一年北京考生总分超过600分的七百五十九人，江苏考出600分以上的人数是北京的近十倍！湖北这一年满600分的达八千人！他说，再算上山东、湖南两个考生大省，如果按照分数名次来公平录取的话，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等著名学府，将全部被这些省的考生所包揽，北京、上海的“状元”们几乎可以说无人进得了这些名校。但事实是，这一年北京、上海考得600分以上的学生进了北大、清华等著名大学的比例远远高于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省，甚至达到十几倍、几十倍。北京的考生拿600分出头的分数轻轻松松可以进北大、清华，而其它省考了620多分的孩子甚至连大学都上不了，只能重新进耻辱的复读班——这些考生满怀信心地在第一志愿报考了北大、清华后，等到他们的名额被北京上海考生挤走时，再回头想用第二志愿进次一类的大学时，那儿的学校常常已经关闭了“第二志愿者”，所以，每年在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等地时常出现考了600多分的考生，最后连学都上不到的倒霉事！
百姓不恨才怪！
再看一看1999年的高考录取比例，外地人对北京和上海的愤恨就更大了：北京的高考录取比例达到百分之七十四，全市四万九千二百零五名考生，“中举”的就有三万六千五百九十五人，基本达到四个考生中有三个能上大学。上海是自己出题考试，从1999年文理考题看，难度明显低于全国卷子，所以它的高考升学率比北京还要高出十来个百分点。可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的比例又是多少？这些考试大省的比例却一般不足百分之三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原因是考生多，招生指标少，而提档的分数大大高于北京、上海，故录取人数就少得多！
最近国家公布的我国21世纪教育规划中指出，2010年全国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要达到百分之十五左右的目标（现在是百分之九左右）。其实，北京、上海现在的高考录取率早已超过了这个比例的几倍，远远走在了世纪发展的前头！然而北京、上海的超高比例，则更加说明了别的省份的比例之小，那么这种差异到底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有这种差异？
原因有两大方面：一是由于中国的高校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大城市，虽然北京三十几所国家级的大学面向的是全国，但北京作为首都，人口的控制一直是中央和北京市政府的长期政策，因此，那么多大学每年总是把相当高的比例名额留给了今后不用为进京人口指标烦恼的北京人。如1998年清华大学总招生为两千三百五十名，原计划在北京招生三百四十六人，后又扩招了一百名，可清华在江苏、湖北等生源大省投放名额仅为一百二十人左右，不及北京的四分之一，而江苏、湖北等省的考生人数却是北京的几倍，如此一进一减，使得北京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更加明显。其二是北京、上海这几年在初中升高中时，对生源进行了大量分流，职高、技校全面开花，真正升普通高中的只有四成。如1998年，北京的高中毕业生是最多的一年，但也只有四万零一百九十五人，而像湖北这一年的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的，就达十五点四四万人，是北京的三点三九倍，可最后录取比例则远远低于北京。
在无锡，一位教育局的官员给我算过一笔账：高考二十二年，由于录取分数线上出现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后果是，江苏全省至少在过去的二十二年里，每年有一万以上的考生失去了像北京、上海考生同等条件下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上过大学和没有进过大学门的人，不说他们一生的命运会有多大的差异，仅仅造成家庭的直接经济损失也是难以估计。可是我们江苏对国家的贡献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以后，江苏一直保持着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在百分之十至十五的年增长率；无锡、苏州等地区的增长率则一直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些贡献是应该的，因为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可是我们还想说，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却得不到同样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我是一名管教育的政府工作人员，每年看到那些痛不欲生的落榜生和他们的家长的难过劲，我心里就在喊：要是他们生在上海和北京多好，那样他们的孩子都可以上大学了！如果按照北京、上海的录取分数线，我们苏、常、锡一带的高中生几乎全都可以上大学，但现在，我们的孩子多数只能被拒之于大学门外！这是残酷的，也是不公平的。像这样高考中出现的地域不公现象，下面早已意见纷纷，但始终得不到解决。原因是什么我们弄不清，倒是有人为了掩饰这种不公，信口雌黄说什么外省市在高考判卷尺度上比北京、上海松。只有那些根本不了解我们这儿情况的人才敢说这样不负责的话！我们国家高考是全国统一卷，就像全国的司法部门执行同一法律似的。说那样的话不是很荒唐吗？
要是京官们到下面来看一看，我们这些地方的孩子们是种怎样的竞争状况，看看学生和老师的辛苦，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的考生分那么高。在许多地方，一般重点中学到高二第一学期就基本结束了高三的课程，后面的时间全在为高考准备。高二以后，学生和老师几乎不再有节假日可言。可在你们北京，据说临近高考时，还有学生看球赛、看《还珠格格》！我说这话时，有人又会说北京、上海的孩子接受的素质教育比外地生好。不错，比起那些连校舍都解决不了，也根本没有语音室的穷地方的山区、边远地区可能是这样，因为那里的高中生靠的就是死做题，做死题，学校没有这样的条件进行素质教育。但是像我们江苏沿海一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不信你们看一看我们这儿的学校，你说论学校环境，还是学校教学设施，哪一样都不比你们北京、上海的学校差。北京四中、八中和101中学是名牌吧，可在我们这儿，随便拿一个地区市级中学都可以跟他们比一比。有人说硬件不能说明问题，要看软件。好啊，我也想看看你北京、上海的老大哥学校到底软件好在什么地方？老实说，素质教育在我们中国的中学里，还没有真正产生呢！谁的升学率下去了，你就免谈素质教育，只有那些升学率高的学校才有权利谈素质教育，可是你真心让那些升学率高的校长老师谈谈他的素质教育好在什么地方？谁也谈不出来。因为中国从来就是以分数代替素质，分好其它就全好。我们不服气高考录取上的不公平就在于此！”
这位江苏教育官员慷慨激昂地向我倒出了他久积在心头的不满。末后他又说：“跟你作家说这些其实没多少用，因为类似这样的话，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也‘恶毒攻击’过，但收效甚微。可我还是想说，不说抑郁在心头难受。每年我负责招生，每年看到那么多考得并不算差的孩子上不了大学的伤心样，我难过，当然为他们抱不平！”
高考录取工作上的不公平，其实在许多省份都普遍存在。我采访北京宏志班时，一位已经考上北医大的女学生就这样说：“我过去一直认为自己还是学习比较刻苦的，可上了大学与外地生一比，就发觉自己差远了。我们北京籍的学生平时能把课程听完，作业做完算是好的了。一到晚上就忙着看节目，参加活动，要不就是去约会，人家外地学生则都跑到图书室或教室里做功课，很晚才回宿舍。周末了，我们北京的学生都急着回家，外地同学却把两天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他们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成绩就是比我们好。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我们北京籍孩子有种天生的优越感，即使成绩一般，将来也安安稳稳可以留在北京。外地生就不行，他们要想留在北京，就得出类拔萃，方方面面都强才行。”
不平等始终存在。外地的孩子们，准备好了，即使你跨进了大学门，未来仍有不平等，这种地域上的差异虽然不近人情，但却是客观存在，一时难以完善。当然，更应该提醒的是北京和上海的学子们，你们应该更加珍惜自己与生俱来的优越，要把党和政府给予的关照，化作为国家多作贡献的动力，以回报命运的恩赐。
●五问天：最神圣的地方为何也最丑恶？
康熙十年冬，在北国古塔一个寒夜，江甫名士吴兆骞万万没有想到在流放十八年的荒蛮之地见到了好友顾贞观，两人抱头痛哭。当下，顾贞观对吴兆春许下诺言：五年之内，一定帮助好友重归江南故里和恢复名誉。素有“惊才绝艳”之称的吴兆窍感激之余，写下了一首充满悲愤和生死离别之感的《寄顾舍人书》：
嗟乎，此札南飞，此身北，夜阑秉烛，恐遂无期，惟愿尺素
时通，以上把臂，唱酬万里，敢坠斯言。顾贞观读罢，泪流满面，也挥毫写下《金缕曲》一首回赠：
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
包胥承一诺，盼乌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薄命长辞知
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五年后的1681年，即康熙十五年，吴兆骞这位因涉顺治丁酉江南科场案的“要犯”已在塞北度过了二十三个春秋的江南才子，终因被康熙看中其横溢的才华而被释放。然而五十四岁的他，最后却因病去世于北京，未能回到他梦魂萦绕的故里。
关于吴兆骞的恶运还得从头说起。
满清入主中原后，为网罗天下知识分子，从顺治三年又重新恢复了中国历代进行的科举考试。从此几乎年年有考。由于封建科举考试是直接为朝廷所举行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便总会有人企图通过科场达到“一路连科”，“青云直上”和光耀祖宗、门第贴金的目的，万种科场腐败案也就相伴而生。江南名士吴兆骞生不逢时，碰上了清代最为罕见的一场科举案。
前往江西主持科举考试的吏部考功司主事刘柞远，在行至陕西潼关时，有布政司人役孟经魁为生员高巍然等说情，说高等三人可以每人出两千两黄金贿买举人。这种事在封建社会的科举场上并不鲜见，但因顺治皇帝执政后，屡次严辞警告下官：倘若发现有人作案，当斩不恕。刘祚远慑于禁令，不仅不敢收受贿赂，相反将贿赂人锁拿，并奏皇帝严办。但仍有人并不像刘柞远那么听话，我行我素。于是触目惊心的顺治丁酉科场案终于发生了。
首发案是顺天府的考官李振螂、张我朴等公开贪赃受贿，京官三品以上的子弟无一不取。可也有人花了钱却没取上的，于是投状叫冤。顺治皇帝气不可奈，当即下令对李振邺、张我朴等人“俱著立斩，家产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徒尚阳堡”。在处决李、张等人的第二天，共达一百多涉案人被抄家流放。此案刚出不久，又有人告发江南乡试舞弊。顺治十四年八月，丁酉年江南乡试放榜后，许多江南名士榜上有名，但在中举榜上也有一些靠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