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雀群-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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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者的印象。从他的目光中，还能明显感受他内心的疲惫和精神上的某种迟钝。他为什么不对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陌生人掩饰自己这种“衰老”迹象？是他压根儿就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衰老”？还是他压根儿就没把我当外人防备？还是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把我当个同等量级的对手，觉得在我面前完全不必做任何掩饰，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给对付了？假如这老家伙真是这种想法，那，我这次任务完成起来可能就要容易得多了。我这么暗自想道。
然后，他常规性地问了我一些个人和家庭的情况。正聊着，屋里的电话铃响了。响了好大一会儿，他没反应（看样子，他耳朵的确有点背）。我和韩起科自然是早就听到了。但是，高福海不作反应，不发相关指示，我和韩起科自不便说什么。于是，电话铃继续顽强而固执地响着，终于传进了他耳朵里。一开始他并没有想要理会它。但这个打电话的人也够倔的，继续不停地在要着。他终于忍受不了了，脸带愠色地皱了皱眉头，拿眼光示意了一下韩起科。韩起科忙进里屋去接这个电话。韩起科对对方这时候打电话来“骚扰”高福海，也挺不高兴，一拿起电话就大声说了句：“你干吗呢？高场长正说着话哩。啥事？我是韩起科。快说话。”因为他把嗓门提得挺高，声调也挺冲，说的那些话，在门外的我也能听得一清二楚。“谁？你是谁？大声点儿。再说一遍……”他继续喊叫。高福海便向我解释道：“可能是个长途。这狗屁线路质量不好，接个长途电话，真费劲。”但，紧接着，韩起科的声音马上降低下来了，好像是要说什么悄悄话似的，并且还把通外间的门关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他神色匆匆地走到高福海身旁，附在他耳朵旁低声说了句：“您电话。”“什么大了不得的事，你接了不就完了？我跟顾校长正说着话哩。”“您还是去接一下。”“谁打来的嘛？”高福海瞪大眼逼问。“您……您还是去接一下。”韩起科怎么也不肯说出打电话那人的名字，只是低声地催促高福海去接电话。精明的高福海立刻觉出这电话非同寻常，便跟我打招呼：“你说当这场长的受罪不受罪？整天陷在这没完没了的杂拌事儿中。唉！你坐一会儿，喝口茶，赏赏我那些花。都是地道的北京品种。我连养花的土都是从北京拉来的。这里还是有些讲究的。你瞧瞧。瞧瞧。”说着，便支撑起行动略有点儿不便的身子，进里屋接电话去了。韩起科没跟着进去。不说别的，只按待客之礼，他也得在外头陪着我啊。但看得出，他人虽然在门外，心却还牵挂着里屋那个“非同寻常”的电话，颇有些坐立不安的样子；并且一俟高福海进了里屋的门，便过去一把将门严严地带上了，好似怕我“偷”听到什么。“出什么事了？”我心里暗自嘀咕。为了缓解现场突然紧张起来的气氛，我主动找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来跟他闲扯。他似乎也无心来应我的闲扯，老用眼角的余光去扫那里屋的门。过了不大一会儿，门突然开了，我跟韩起科都以为高福海打完电话了哩，便忙站起，去回应他。却不料他只是探出个头来，对韩起科嚷着：“你来替我接一下。这线路真没法再凑合了。”原来是他听不清对方说话的声音，让韩起科去替他接听这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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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黑雀群（21）
韩起科进屋后，外边这“大厅”里俨然只剩下我自己一人了。我呆呆地坐着，不敢随意乱动。突然降临的寂静，使我越发不安起来。直觉告诉我，这个“非同寻常”的神秘来电，一定跟我有什么关系。否则，刚才韩起科的神情不会显得那么的不自然，也不会死活不肯当着我的面跟高福海说明那个打电话人的名字。
“谁又在跟高福海通报什么情况？会不会是参加三五零八会议中的哪一位？”我暗自捉摸着，猜测着。高福海多年来虽然一直偏隅一方，但他有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分散在全省各条战线和各个部门，对他的能量绝对不可低估。假如现在有人向他“揭发”，我此次来冈古拉就是来搞他的“情报”的，他会怎么对待我？想到这儿，我还真有点坐不住了。但我又劝我自己，不会那么倒霉吧？到冈古拉的头一天，居然就会被人“揭发”出来？如果真是这样，老天爷也太跟我过不去了。为了镇静下自己，我一口喝干了茶杯里剩余的凉茶，起身上窗户子跟前去“欣赏”高福海那些心爱的“北京花木”。但等我刚走到窗户子跟前，身后的门扇嘎吱一声响了，韩起科大步从里屋走了出来，对我说：“出了点麻烦事，高场长一时半会儿可能跟您谈不成了。他请您先回招待所休息。真对不起。”说着，他用另一部电话机，跟谁说了几句。不大一会儿，马桂花便奉命匆匆赶来，把我带回了招待所。而一直到我离开那个黑杨树板子建起的大屋子，高福海居然再没露一下面，更没跟我招呼一下。韩起科也只是礼节性地把我送到大门口。最后的握别，也很敷衍了事，没等我转身，他却径自转身回里屋去了。后来还是马桂花追过去叫住他，低声问了些什么。虽然离得不算远，但我已经走出门，开始往那个木台阶下走了，又不好意思站住了细听，只听韩起科对她吩咐了这么一句：“先按原先安排的做。有什么变化，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晚饭是马桂花陪我吃的，韩起科和高福海一直没露面。从马桂花偶尔说漏嘴所透露出的一句话里，我得知，这顿晚饭，原先高福海准备亲自来陪我。来不了的原因，是因为“出了点儿事”。“不过也没啥。这些年，老有人对我们冈古拉有成见，瞧不起我们，想欺负我们冈古拉，但到了也没能把我们冈古拉咋样。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就是给这些人画的像。您吃。高场长说您不喝酒。您真不喝？在上头机关里待过的人很少不喝酒。高场长还说，您爸特能喝。他也奇怪，那样的老子生个儿子怎么不喝酒，转种了？”马桂花说到这里，忍不住捂住嘴，一笑。但她这番话却让我听得“胆战心惊”。这位“高场长”还真把我了解了个“底儿掉”啊！她刚才说的那个“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是不是就是在影射我呢？但看她那副特别纯真的样子，好像对我没存什么戒心，更没半点恶意，又让我稍稍放下了些心。她一边劝我好好吃，一边自己不由分说就先干了两个大白面馍下肚。要知道，这招待所食堂里的白面馍，一个足有四两重。吃完了，看样子还没够哩。后来，等我娶了她，在结婚圆房的那个晚上，我跟她开过这么一个玩笑：“桂花，你知道不，为了娶你，我可做了不少准备。最重要的一个准备，你知道是啥吗？”“是啥？”她羞羞地问。我笑道：“攒了一百来斤粮票，准备供个大肚婆娘哩。”她刷地红了脸，扑过来要捶我，并啐道：“嫌我吃得多，就别娶我嘛。一百来斤，怎么够我吃啊？”说着，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唉，想起那一段跟她之间曾有过的单纯而舒心的日子，又怎知道后来会发生那样一些令人揪心的变故呢……
吃罢晚饭，她又把我带回招待所。一路上挺神秘地保持沉默，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招待所不久前刚接待过那些退伍军人，处处还张贴着大幅欢迎标语，处处充斥着消毒用的石灰水气味儿。我们刚走进招待所大院那个月亮门洞，便听到有人突然从暗处大喊了一声：“敬礼！”我忙抬头去看，院子里早已“黑压压”一片冒出三几十人的队伍。随即，路灯也突然间亮了（哈，这帮狗屁孩子，还跟我玩“舞台效果”哩）。随即，从队伍里便齐声响起炸雷般的喊叫：“欢迎校长。欢迎校长。欢迎欢迎欢迎，校、长、同志！”然后，作为当天的“值班长”，那个一路上总用尿尿来逗乐别人的赵光，此刻却一脸严肃，用极正规的军事化跑操动作，跑到我和马桂花面前，欻的一下，向我敬了个军礼，并报告道：“校长同志，冈古拉农场高级中学全体学员（请注意，他说的是“学员”，而不是通常说的“学生”）奉命集合完毕。请指示！”完全规范，完全军事化啊，一扫我几个小时来内心的忐忑，甚至让我有点激动起来，下意识地整了下“着装”，上前两步，站到队伍正前方中央，也向“同志们”回敬了个礼。（据小分队成员后来回忆，我当时那个“敬礼”动作，做得特“臭”。要不是马副分队长事先给他们打过“防疫针”，他们最不济也要给我一大哄。他们告诉我，马副分队长事前是这么跟他们打“防疫针”的：据了解，新来的这位校长既没当过兵，也没受过严格军训，但是，只要高场长不改变原先的决定，我们就得对他表示一百二十万分的尊重和服从。不管他在检阅我们时，在队列前出什么“洋相”，都得绷住劲儿，不得起哄。违者严肃处理。）然后，他们又以分列式的形式，分男队和女队，从我面前正步走过，再次接受我这校长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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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黑雀群（22）
房间提前就烧暖和了，热水也打来了，甚至还给找了双拖鞋，搁在了床前。我四下里一环顾，发现这招待所的房间里怎么没挂窗户帘子，所有的玻璃窗都明晃晃地直接冲着院子哩。我犹豫了一下，问那些小分队队员。他们争着告诉我，从前都是挂窗户帘子的。有一度，高场长还特别要求冈古拉的各公共场所的窗户子上必须挂窗户帘子。尤其对招待所，高场长要求更严格。他希望让一路辛苦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晚上能放心大胆，舒舒服服地在这儿睡个安稳觉。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愿意上冈古拉来出差，办事儿。这窗户帘子一直挂到前年吧，出事了。两个自称是来“出差”的青皮汉子，到招待所要了一个房间，洗洗涮涮住下。到第二天上午十点来钟，那房间的窗户帘子一直死死地捂着，也不见屋里有任何动静。一直熬到下午了，还不见有动静。管理员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敲敲门，没人应。敲三遍，还没人应。管理员急了，赶紧跑去叫政法股的人，一起撞进门去。一人已经被砍死在床上，另一人早跑了。茫茫冈古拉大荒原，跑一个人，假如他存心不想回头，也不顾及自己那条小命，你是绝对没法找得到他的。这桩杀人案至今没能破了。这也是自建场以来，少数几起没有能破得了的大案要案之一。从那以后，高福海下令，由场政法股发文，通令全场，凡是公共活动场所（含招待所）一律不准使用窗帘一类可能被“阶级敌人”利用来作案的“遮蔽物”。
“但我算阶级敌人吗？”我笑着问当时满满当当挤在我房间里的那些小分队队员。他们也都笑了。虽然答案是明摆着的，他们心里也都明白，但却没一个人正面应声来回答我，只是把目光转向他们的马副队长。马桂花犹豫了一下，悄悄跟赵光说了句什么，赵光立即上管理员屋里给高福海打电话请示。十分钟后，赵光乐不滋滋地拿着两条雪白的床单，一溜小跑回来。队员们蜂拥上前，很快替我把这两块床单挂到了窗户子上。可以看得出，队员们非常愿意在我房间里多待些时候，非常愿意翻翻我的“书箱”（那是两只原先装运固本肥皂用的木板箱），摸摸我那把断了根弦的国产小提琴，轮着吹吹有两三个簧片已经在生锈的国光口琴，分析分析我那盆塑料花的制作“奥秘”——据说在北京上海知青来到之前，整个冈古拉都没一件塑料制品。还有两三位女队员，什么事也不做，就是跟蒜瓣儿似的相互挤靠在一个角落里，用一种特别好奇而又热烈专注的眼神紧盯着我“看”。我想她们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一定是都已经发育得很成熟了。在旷野上长大的她们，在许多方面从来都不知什么叫“自我掩蔽”。她们这时候甚至都不会觉得，自己此时此刻的眼神已经有些发烫了。但，话又得说回来，她们同时又是羞怯的，或者不如说是“畏怯的”更准确。她们的这种羞怯也罢，畏怯也罢，同样也是天生的，出自本能的，完全无意识的。包括她们的队副马桂花，虽然她比她们在心理上要成熟得多，待人接物也更理智，但当时在我这个“陌生”的、还算是有教养的、特别是她认为已经得到她最崇敬的高场长认可的人面前，她也显得特别活跃，率性，说话的声音比平时高出八度，行为举止也比平时快了好几个节拍。（哦，你们要知道，“陌生人”，对她们有多大的吸引力。空旷的冈古拉高地上很少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