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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自我的挣扎-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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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毫不自觉地曲意承欢。经由分析中,我们注意到他冲突的反面,他变得对他哥哥吹毛求疵,公然与之竞争,而且有时表现得相当好战。他哥哥也报以同样的反应;于是一种反应加强了另一种反应,很快地他们就变得几乎不相往来。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紧张无比;同科的人或雇员都各别偏向于其中一方。我的病人起初很得意,因为他终于能“保卫”自己而抵抗他的哥哥了,但后来他渐渐地察觉到他的哥哥也是怀着报复心,亟欲消除他那趾高气扬之势。当他将自己的冲突分析了好几个月后,最后他更广泛地洞悉了整个形势,而能了解比个人的争斗与怨恨还重大的攸关问题之所在。他发觉不只是他,而且还有更多的人,都紧张地希望负起积极的责任,于是他决定与他哥哥来一次晤谈,当然他心理有数,这并非易事。然而,在以后的晤谈中,他既未受威迫也未表现报复心,只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因此,他为未来打开了比从前的基础更为健全的合作的可能性。

他知道他进行得很顺利,而且也为之高兴。但当天下他却感到很惊慌,而且感到恶心与昏厥,因此他不得不回家卧床休息。他并未自杀,但有种思想掠过脑际,此刻他已能了解为何人们会自杀。他力图理解此种情况,于是再次反省他与哥哥晤谈的动机,以及在晤谈中他所表现的行为,但却找不出任何可资反对或厌恶的原由,他变得十分迷乱。不过隔晨他已能入睡且觉得平静了不少。但是,当他醒来时,他又想起了他哥哥所加诸他使他受苦的侮辱,于是又重新激起他对哥哥的愤恨。当我们分析这种烦恼时,会发觉他已两面受击了。

他具有两种心境,一为他要求与他哥哥晤谈,一为他已完成的第一种心境却与他平生生活所凭藉的一切(潜意识的)价值截然相反。就他的夸张驱力而言,他应该是早就具服复心的,而且应获得报复的胜利。因此,他猛烈漫骂且责备自己是个谄媚者,却又姑息一切。另一方面,就依旧存在的自谦倾向而言,他应该是谦和、驯服的而且是自甘居下的。这样一来,他便会讽刺地攻击自己:“小弟弟竟想凌驾哥哥!”如果事实上他目前正是既自大又谄媚的话,以后他也会被困扰的,虽然可能较为轻微,但也决非是个小问题:因为任何欲挣脱此种需长期对抗的冲突的人,对于报复的倾向以及自谦的倾向的余渣都相当敏感──亦即,要是还觉察到这些残渣的存在,则病人仍会表现出自责的反应。

明显地,尽管他未曾具有过报复心或谄媚过他人的行为,而这些自责仍旧会发生的。但他早已下定决心采取积极的步骤以远离这两种倾向;他不只切实地而且具有建设性地去身体力行,还真正地认识了他自己以及他生活的“底细”。亦即,他已开始了解产感觉到在此种艰难的情势下,他的责任并非是一种负荷或压力,而是他个人生活之方法中所必要的。他就是他,情势就是情势──他需要真诚地去应付它。他已承认他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处于此种地位所该负的责任。

虽然他需要足够的力量,以真正地步向“自我实现”,但他尚未开始自己去正视真我与自负系统间的冲突,此种步骤一定会发生的。他之突然地深深陷入其中的这种冲突,其严重程度正说明了往日的剧烈反应。

在这些“反应”的掌握下,病人自然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觉得诸事每况愈下,感到绝望,或许他的改善只是一种错觉?或许他病得过于厉害致使别人束手无策?他可能会有放弃分析的暂时冲动──他以前所未有过的想法,即使是处在最烦乱的时期。于是他感到迷乱、失望、沮丧。

事实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所发生的现象就是建设性的表现,表示了病人能与“自我理想化”及“实现自我”间的抉择发生格斗。同时,大概没有其他的事物或现象,能这么清楚地显示出这两种驱力乃是无法和谐共存的,就像在这些“反应”中所发生的内在挣扎,与引起“反应”的那些建设性的动力之不能共存一样。那些反应之所以会产生,并非是因为他能更实际地了解自己,而是因为他愿意承认他自己是具有缺陷的;并非因他能自作决定且为自己做事,而是因为他愿意留意自己的真正兴趣且自我负责;并非因为他能以实际的方式维护自己,而是因为他愿意负起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应负的责任。简言之:它们(指反应而言)乃是成长的痛苦。

然而,只当病人了解他的建设性步骤的意义后,这些反应才会完全生效(有所助益)。因此,最重要的乃是分析者并未被那种看来是“复发”的现象所迷乱,而能认出它们(复发)的消长过程,以帮助病人去发觉它们。因为这些反应常依可预见加以预料的规则性而发生,所以当这些反应反覆发生好几次后,当病人正处于上进的步骤的,预先警造病人仍是合理的。这并非在于防患下一反应的发生,而是当病人也了解在某一时候即将发生的作用力乃是可预言的,那么当他面对那些反应时就不会感到孤立无助了,它帮助他能更客观地面对它们。此时做个“被危害的自我”的明确支持者,就分析者而言,比任何其他时候都还重要。只有他的看法与立场极其清晰,他才能给予病人在这些“努力期”所急需的支援,此种支援主要并非包含一般的保证,而是在于告诉病人一项事实:他正从事于最后一次的决战,同时正在为自己表明他战胜的可能性以及战斗的目标之所在。

如果每次反应的意义病人都能理解了,他会因此而变得比从前更为强壮,反应也渐渐变为短暂而不剧烈。相反地,这种有利的时期变得更明确地具有建设性时,他的改变与成长的希望,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遂变为乃是可能之事。

无论还该做什么分析工作──这永远永远都是很多的──只要病人已能独力地努力分析自己,则成功必在眼前。正如他被心理症的困扰导入了愈陷愈深的恶性循环中一样,现在的循环作用方向已告相反。譬如,如果病人减低他绝对完美之标准,则其自责必亦随之减少。因此,他便能更诚实地对待自己,能毫无恐惧地反省自己。依次地,这使病人较不再依赖分析者,而且也使他能自信他自己的机智。同时,将自责外移的这种需要亦随之减少。因此,他觉得较不被人所威胁,或较不敌视他人,而开始能对他们表现出友善的情感。

此外,病人对于负责“自我发展”的能力,也愈来愈有勇气与信心了。在我们讨论反应时,我们将焦点集中于内在冲突所引起的恐惧之上。当病人确实清楚了他所想要采取的生活方向后,此种恐惧就会消失。单单他的方向感就会带给他更巨大的“统一感”与“强固感”。然而,在他前进的步骤中仍会伴有另一种骇惧。此种骇惧我们至今仍未完全了解。这是种真实的恐惧,恐惧一旦失去心理症的支持后,他将无法面对他的生活。心理症患者毕竟是个赖自己的魔力为生的魔术家,任何一种趋向实现自我的步骤,都是意味着放弃这些魔力而依赖既存的机智维生。然而,当他了解即使没有这种错觉或幻想,事实上他也能生活,甚至于活得更好时,他就会相信他自己了。

此外,任何因欲成为“他自己”而采取的步骤,都能带给他前所未知的满足感。然而此种感受最初是极其短暂的,不过以后将会越来越常发生,而且会持续一段更长的时期。即使在初期,它亦会比他自己所想、或分析者所说的其他事更能使他确信自己的确是走对了路,因为它表示了他的感觉与他自己,以及他的生活可能是相一致的,对他而言,它可能是他研究自己的人格发展,且使之更趋向实现自我的最大动机及激发力。

治疗过程中是充满着这么多的困难,因此病人可能不会达到我们所描述过的阶段或时期。当治疗过程成功地完成时,在他对人对己对工作的关系上,当然都会有明显可见的改善,然而,这些改善并非是结束一般分析工作的标准,因为它们只是一种更深入(内心)的变化的确实表现,只有分析者与病人本身才了解这种深刻的变化:价值、方向、目标的初期变化。病人“心理症的自负”的虚伪价值,以及胜利、降服与自由的幻想所具有的虚伪价值,已大失其魔力,而病人已能更坚强且专心地去实现他与生俱来的潜能。然而眼前他仍需去解决各种隐伏着的自负、要求、伪装、外移作用,等等。然而,因自己的根基已更为稳固,所以他已能认出它们的底细:它们仍是成长中的一种障碍。因此他愿意揭发它们并及时克服它们,但此种“情愿”并非(或者至少是极其微少的)是激昂、暴躁得欲藉魔力去排除缺点。他已开始承认自己是个具有困难的凡人,他也承认研究自己乃是生活过程中的主要部分。

就积极的意义而言,将工作付诸实行都是属于“实现自我”的一部分。就他自己而言,它意味着奋力争取自己的情感、愿望、信仰的更明显、更深入的体验;努力奋斗以期更能开展自己的机智,而将之用于建设性的目的上:努力奋斗以期能更清晰地感知自己的生活方向,而能自我负责、自作决定。关于别人而言,它意味着奋力以期使自己能真诚与人相处;以期能尊敬别人,而且把别人当成是拥有个人权利及特点的个体;并求发展互助的精神(而不以互助为达到目标的手段)。关于工作,它意味着工作本身对他而言,远比满足他的自负或虚荣心还更重要;而且他的目标在于了解并发展他特殊的秉赋,同时也在于使自已变得更精进、更有成就。

虽然他以这些方式演进,但他迟早也会采取超乎他个人利害的步骤。他成长而超乎他心理症的自我中心主义,同时更了解他的个人生活,以及整个人世间所涉及到的更广阔的问题。因为在他心目中已存有珍奇而重大的例外,所以他渐渐体验出,自己乃是团体或宇宙中的一小部分。因而,他情愿而且能够分担他在团体中所该分担的责任,并会以最擅长的方法去克尽职责。就像年轻的商人一例中,这也许与他之了解他工作团体中的一般问题有关,它也可能关系着他在家庭中、社区中或政治场合中的地位。这个步骤相当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扩展了他个人的新眼界,而且也因为他之发觉并承认他在世界上所占有的地位,已带给他内心的安定感之故。这种安定感乃来自于因积极参与所获得的“归依感”。

第十五章 理论的探讨

弗洛伊德提出“泛性论”,而以原欲力、死欲及自毁的本能来解释心理症的发生;其实心理症并非因本能力量而发生,主要是因环境因素所造成的,“性”困难只是神经症性格构造的结果而非原因,总之,佛氏的理论是悲观的,而本书所阐述的人性发展乃是乐观的……

本书所述心理症的理论,乃是从过去所讨论的观念逐渐演进而成的,在前章中我们已讨论过此种演进的含义。然而,在此我们还要详细推究我个人的观念,以及对心理症的整个理论变化。

跟其它摒弃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者一样,我首先在人际关系上发觉到神经症的的核心。概括地说,我认为这些都是因传统的环境所引起的;特别是由于那些阻碍儿童心理顺利发展的因素所致。由于未能对自己与别人建立起基本信心,于是儿童发展出基本焦虑,我将此种焦虑定义为,对强烈敌对的世人所产生的被孤立与无助之感。为了将这种基本焦虑减至最低程度,于是亲近、抵抗以及逃避他人的自发行为都变成了强迫性的步骤。虽然自发的行为彼此能相谐和,但强迫性的行为却是相互冲突的。由此所引起的冲突,我称之为基本冲突,他们都是有关待人的冲突性需要,与冲突性态度所造成的结果。因此最先的解决方法主要在于纵容这些需要与态度且压制别的,以求本身的“统一”

这种结构有点过于简化,因为心灵内的过程与那些发生于人际关系间的过程相混相难了,因而无法一块忽略它们。它们各经由不同的论点而被阐述。我只想再提一些:如果不考虑为了此种需要──他所必需培植的特质与态度,那我就无法讨论为求情爱的神经症需要或任何对别人之同样需要。在《自我分析》,我所列举的神经症倾向中,有些具有心灵内的意义,诸如经由意志力或理由,以求统治之强迫性需要,或为求完美的强迫性需要都是。就此而论,在讨论分析克嫘儿的病态依赖性中(亦见于《自我分析》一书中,我曾精简地计论到本书同一章节中所叙述过的许多心灵内因,不过焦点则集中在人际间的因素。对我来讲,神经症主要还是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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