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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上的一小块破皮子。

“阿卜杜拉,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巴巴耸了耸肩。

帕丽仰起脸,看着我,好像在请求允许。我朝她点了下头,意思是行。她在椅子上探身向前。“你是怎么决定的,给你女儿取这个名字?”

巴巴扭过头,看着窗子,手指甲还在抠着躺椅扶手上的破洞。

“你记得吗,阿卜杜拉?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他摇摇头,一只手攥起来,使劲一拉羊毛衫,一直拉到下巴底下。他开始小声哼哼,嘴唇几乎不动,嘴里发出一种有节奏的咕哝声。他总是这个样子,只要他陷入焦虑而找不出答案,只要一切变得模糊不清,而支离破碎的思绪突然涌入脑海,冲得他不知所措,两眼一抹黑,只好绝望地等着云开雾散。

“阿卜杜拉?你说什么?”帕丽问。

“什么也没说。”他咕哝道。

“不对,你在唱歌——你在唱什么?”

他扭头看我,一脸的无助。他不知道。

“好像是首儿歌。”我说,“还记得吗,巴巴?你说你小时候学会的。你说你妈妈教你的。”

“好吧。”

“你能唱给我听吗?”帕丽急切地说着,声音哽塞了一下。“拜托了,阿卜杜拉,唱出来好吗?”

他低下头,慢吞吞地摇晃着脑袋。

“唱吧,巴巴。”我轻声说着,伸出一只手,放到他瘦骨嶙峋的肩膀上。“没事的。”

巴巴踌躇再三,头也不抬,尖着嗓子,声音抖颤,反反复复,唱出了相同的两句词:

我瞅见伤心的小仙女,

待在纸树影子下。

“他老说还有另一段。”我告诉帕丽,“可他忘了。”

帕丽·瓦赫达提突然大笑了一声,听起来像是发自喉咙深处的呼喊,她捂住了自己的嘴。“我的上帝呀。”她低声叫着,放下手,用波斯语唱道:

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

晚风把她吹走了。

巴巴脑门上出现了几道褶皱。我觉得短短的一瞬间,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一丝微光。可它随即熄灭了,他的脸也恢复了平静。他摇了摇头。“不,不,根本就不是这么唱的。”

“噢,阿卜杜拉……”帕丽说。

她微笑着,泪水盈眶,一把抓过巴巴的双手,握在自己手中。她亲吻他两个手背,把他的手掌紧贴在自己脸上。巴巴咧开嘴笑了,眼睛里湿乎乎的,也积成了泪滴。帕丽抬头看着我,强忍住幸福的泪,我知道,她认为已经取得了突破,已经用这首神奇的歌,像童话里的精灵一样,唤回了失去的兄长。她以为哥哥已经认出了她。她马上就会明白,这只是他的正常反应,是在对她热情的抚触和外露的情感作出响应。这不过是动物的本能,仅此而已。对这一点,我痛在心里,却看得清清楚楚。

临终关怀医院的电话号码是巴希里大夫给我的,此前几个月,母亲和我出去玩了一趟,我们去了圣克鲁斯山,在酒店里过了周末。母亲不喜欢长途旅行,在病倒以前,她和我偶尔也做一些短途游。巴巴看着饭馆,我开车载上母亲,去博迪加湾、索萨利托或旧金山。去旧金山的时候,我们总是待在靠近联合广场的一家酒店。我们窝在房间里,叫送餐服务,看点播电影。后来我们去渔人码头——母亲对各种骗游客的地方都很上瘾——买意式冰激凌,看海狮在码头周围的水面上沉浮。我们把硬币放进街头吉他手敞开的琴盒,放进哑剧艺人和周身喷漆的假机器人的背包。每次我们都要去现代艺术博物馆,我挽着她的胳膊,带她看里维拉、卡洛、马蒂斯和波洛克£§9£§的作品。要不我们就去看日场电影,母亲喜欢这个,连看两三部,出来时天已经黑了,我们眼酸耳鸣,满手爆米花的味道。

和母亲在一起要轻松得多——历来如此——不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多心眼儿。我用不着太戒备,也用不着时刻留心,惟恐说出什么伤人的话。和她单独在一起,一次又一次的周末逃离,就像遁入高空,化作柔云,这两天的时间,困扰我的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统统抛到了九霄之外。

在圣克鲁斯山,我们庆祝另一轮化疗的结束。后来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个疗程。酒店很漂亮,偏居一隅,有温泉浴场,健身中心,带大屏幕电视的游戏房,还有台球桌。我们的房间是个小屋子,带木头门廊,从门廊上可以看到游泳池和餐厅,红杉高耸入云,郁郁成林,一览无余。有些树离得很近,松鼠顺着树干往上蹿的时候,皮毛上深浅不一的微妙色调都能看得清。我们在那儿度过的第一个早晨,母亲就把我叫醒,对我说:快点,帕丽,你得看看这个。窗外有一头鹿在啃着矮树。

我推着她的轮椅走过花园。我真是一景儿。母亲说。我把轮椅停在喷泉旁边,坐在离她不远的长椅上。阳光温暖着我们的脸,我们看着蜂鸟在花丛中奔突。等她睡过去,我便把她推回小屋。

星期天下午,我们在餐厅外的露台上喝茶,吃羊角面包,餐厅的屋子很大,天花板像大教堂一样,还有书架,墙上挂着捕梦网,壁炉前是货真价实的石头炉台。露台下方的平台上,有一男一女,男的长了张苦行僧的脸,女孩则留着软塌塌的金发。他们在打乒乓球,无精打采。

我这眉毛得拾掇拾掇了。母亲说。她穿着冬装外套,里面是毛衣,戴着栗色的毛线便帽,那是一年半以前她给自己织的,用她的话说,好事连连,就此开始。

我给你画新的。我说。

那就画得夸张点儿。

像《埃及艳后》里的伊丽莎白·泰勒那样夸张?

她咧开嘴,无力地笑了笑。为什么不呢?她喝了一小口茶。一笑起来,她脸上新添的道道皱纹便暴露无遗。认识阿卜杜拉的时候,我正在白沙瓦的马路边卖衣服。他说我眉毛长得漂亮。

那对乒乓男女丢开了球拍,此时正靠着木头栏杆,合吸一支香烟。他们仰头望着天,朗朗晴空,飘着少许残云。女孩的胳膊又细又长。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今天在卡皮托拉有个美术工艺品展览会。我说,你要能去,那我开上车,咱们去看看。你要愿意的话,晚餐咱们就在那儿吃。

帕丽?

嗯?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说吧。

阿卜杜拉有个弟弟,在巴基斯坦。母亲说,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一下子扭过头,看着她。

他叫伊克巴尔,有几个儿子。他住在白沙瓦附近的一座难民营。

我放下杯子,刚要张嘴,她就打断了我。

我这就告诉你,不是吗?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你父亲有他的理由。我相信你会想明白的,过些日子就好了。重要的是他有个异母兄弟,他一直在给他寄钱,接济他。

她告诉我,多年以来,巴巴一直在寄钱,给这位伊克巴尔——我的叔叔。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忽然有些五味杂陈——每三个月寄一千美元,去西联公司,把钱电汇到白沙瓦的一家银行。

为什么现在告诉我?我问。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可他不这么想。再说了,很快就该由你来管账了,到那个时候,不管怎样你都会发现的。

我扭过脸,看到一只猫竖着尾巴,悄悄走近那对乒乓男女。女孩伸出手摸它。一开始,猫还有些紧张,后来就在栏杆上蜷缩起来,让女孩的手从它耳朵一直摸到后背。我思前想后。我竟然还有亲戚在海外。

妈,管账你还要管很长时间呢。我说。我尽力掩饰着自己声音里的颤抖。

一阵令人心悸的停顿。等她再开口时,声音变得又低又慢,就像我小时候,我们去清真寺参加葬礼,她提前在我身边蹲下,耐心地告诉我,我必须在门口把鞋脱掉,礼拜时必须保持安静,不能坐立不安,不能口出怨言,而且要提前上厕所,免得过一会儿再去。

我管不了了。她说。你也别以为我还能管下去。我的时间到了,你得做好准备。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感觉嗓子堵得慌。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电锯的声音,吱吱作响,渐渐加强,粗暴地破坏着树林的静谧。

你爸就像个小孩,生怕被人遗弃。如果没有你,帕丽,他会失去方向,而且再也找不回原来的路。

我注视着树林,阳光如洗,洒落在羽毛般的树叶和粗糙的树皮上。我把舌尖移到两排门牙之间,狠咬了一下。我流出了眼泪,血腥的味道灌满了嘴巴。

他有个弟弟。我说。

对。

我有很多问题。

晚上再问我吧。等我不太累的时候。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我点点头,一口气喝掉了剩下的茶,水已经凉了。近处的桌边,一对中年夫妇交换了手中的报纸。那女人红头发,神情坦然,从报纸上方默默注视着我们,她看看我,再看看我面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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