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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咱们试试。”铁木尔说着,伸手到身后的酒水台上拿了个杯子。

老纳比告退了。

随后的一个来小时,伊德里斯到处和人扎堆,或者说,他想办法和人扎堆。酒线在一个个瓶子里下落,谈话的音量却在不断提高。伊德里斯听到了德语、法语,肯定还有希腊语。他又喝了杯伏特加,接着是一听微温的啤酒。他鼓起勇气,吭哧吭哧,讲了一个关于奥马尔毛拉£§3£§的笑话。他在加州听人用波斯语讲过这笑话,现在翻译成英语却大为减色,讲起来如同受刑,结果笑点全无。他走开了,去听另一拨人聊天,谈的是即将在喀布尔开张的一家爱尔兰酒吧。大伙一致同意,它肯定开不长。

他在屋里四下走动,啤酒罐在手中渐暖。在这种聚会上,他一向放不开。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他开始细细打量屋内的装饰。招贴画上有巴米扬大佛,有叼羊比赛,还有港口,位于一个名叫蒂诺斯的希腊海岛。他从没听说过蒂诺斯。他在门厅看到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幅黑白照片,有点模糊,好像是用自制相机拍出来的。照片上是个小姑娘,留着长长的黑发,背对着镜头。她坐在海滩的礁石上,面朝大海。照片的左下角似乎有烧过的痕迹。

晚餐是羊腿,洒了迷迭香,加了少许蒜瓣。还有羊奶酪沙拉,意大利面条浇香蒜沙司。伊德里斯舀了些沙拉,走到屋角,心不在焉地吃着。他看见铁木尔和两个年轻撩人的荷兰女人坐在一起。拈花惹草,伊德里斯想。他们忽然放声大笑,其中一个女人摸弄着铁木尔的膝盖。

伊德里斯拿着一杯葡萄酒,出门走到游廊,在木头条凳上坐下。天已经黑了,只有顶棚下垂挂的一对灯泡照亮了游廊。从这里,他能看到花园尽头一间住屋的轮廓,右侧有一辆汽车的剪影,又大又长,很有些年头了,从轮廓上看,好像是美国车。一九四几年的款式,也许是五十年代初的,伊德里斯看不出来,而且他从来都不是车迷,他猜铁木尔肯定知道。铁木尔随口就能说出款式,年份,引擎大小,所有的配置。看上去,这辆车下面的四个轮胎已经瘪了。邻居家的狗断断续续地叫着。屋里有人换了一张莱昂纳德·科恩的CD。

“安静又敏感。”

阿姆拉坐到他身边,酒杯里的冰块叮当作响。她光着脚。

“你堂弟弟牛仔。他是派对人生。”

“我不觉得奇怪。”

“他非常好看。他是已婚的?”

“孩子都三个了。”

“真可惜。那我守规矩。”

“听你这么说,他肯定会失望的。”

“我有规矩。”她说,“你不太喜欢他。”

伊德里斯非常真诚地告诉她,铁木尔就像自己的亲弟弟。

“但是他让你难堪。”

这是真的。铁木尔一直都在让他难堪。伊德里斯想,铁木尔的举止做派始终都像一个典型的、丑陋的阿富汗裔美国佬。他在这座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里穿行,仿佛自己也属于这里。他拍着当地人的肩膀,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口口声声叫着“大哥”、“大姐”、“大叔”。他尽情表演,给乞丐发钱,他管这些钱叫“赈灾专款”。他跟老太太开玩笑,管她们叫“大妈”,和她们搭话,让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还拿手持摄像机拍摄,他自己也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假装是当地人中的一员,仿佛他自始至终都住在这儿,仿佛这些人遭受炮击,被杀害,被强暴的时候,他不是在圣何塞的戈尔德健身房里举杠铃,练他那副胸肌和腹肌。这是伪善,也令人反感。让伊德里斯吃惊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看穿他这套把戏。

“他没跟你说实话。”伊德里斯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索回父辈的房产。就这些。没别的了。”

阿姆拉扑哧一笑。“我当然知道。你认为能骗过我吗?我一直在跟这个国家的军阀和塔利班打交道。我看到一切。什么都不能给我震惊。什么都不能,谁也不能,不能骗我。”

“我想你说得对。”

“你很老实。”她说,“至少你是老实人。”

“我只是觉得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一切,我们应该尊敬他们。‘我们’,我的意思是铁木尔和我这样的人。我们是幸运儿,我们是这个地方被炸成地狱时不在场的人。我们和这些人不一样。我们不该假装和他们一样。故事得人家来讲,我们没资格把自己也放进去……我在信马由缰了。”

“信马由缰?”

“我在瞎扯。”

“不,我懂。”她说,“你说他们的故事,那是他们给你的礼物。”

“礼物。是的。”

他俩慢慢地喝着酒,继续聊了一会儿。对伊德里斯而言,这是他抵达喀布尔后第一次真诚的交谈,摆脱了当地人、政府官员,以及救援机构的员工们那些难以捉摸的嘲讽,含糊不清的指摘。他问起阿姆拉的工作,她说她一直在科索沃,和联合国的人员一起做事,也在种族屠杀后的卢旺达,在哥伦比亚和布隆迪服务过。她还在柬埔寨帮助过雏妓。她来喀布尔已经一年了,这是她接到的第三份委派,这一次,她和一个规模很小的非政府组织一起,在医院工作,每逢星期一还要操持一个流动诊所。她结过两次婚,离婚也两次,没孩子。伊德里斯发现,很难猜出阿姆拉的年龄,不过她应该比看上去要年轻一些。她泛黄的牙齿后面和疲倦的眼袋里,有一种凋落而未尽的美,一种冷血的性感。再过四年,也许五年,伊德里斯想,它们终将一去不返。

后来她说:“你想知道罗诗出什么事?”

“你不用非得告诉我。”他说。

“你认为我喝醉了?”

“你醉了吗?”

“一点点。”她说,“但是你是老实人。”她拍拍他的肩膀,动作温柔,也带了点调皮。“你要求知道是有正当理由的。其他像你一样的阿富汗人,从西方来的阿富汗人,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脖子伸得老长。”

“观光客。”

“对。”

“像看色情表演。”

“也许你是个好小伙子。”

“如果你讲给我听,”他说,“我会把它当成一件礼物。”

于是她讲给他听了。

罗诗和父母、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很小的弟弟一起住在农村,村子位于喀布尔和巴格拉姆之间三分之一远的地方。就在上个月的一个礼拜五,她大伯,也就是她父亲的大哥,过来串门。大约有一年了,为了罗诗家住的房子,她父亲和大伯一直在闹别扭,大伯觉得那房子按理应该属于他,因为他是长子,可父亲把房子留给了最喜欢的小儿子。不过他来的那天,一切都挺好的。

“他说他想给争斗做个了结。”

为了做准备,罗诗的母亲杀了两只鸡,做了一大锅米饭加葡萄干,去市场买了新鲜的石榴。大伯一来,就和父亲亲吻,拥抱。罗诗的父亲抱得那么用力,把他哥哥的两只脚都从地毯上提了起来。罗诗的母亲哭起来了,因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家人坐下吃饭,菜上了一道又一道。他们吃完石榴,还有绿茶和小奶糖。大伯离席,到屋外去上厕所。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抓着一把斧头。

“砍树的那种。”阿姆拉说。

头一个砍的就是罗诗的父亲。“罗诗告诉我,他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什么也没看见。”

只一下,从后面砍到脖子上,几乎让他身首分离。接下来是罗诗的母亲。罗诗看到母亲试图反抗,可是几斧子下去,砍在脸上和前胸,她便没了声音。此时,孩子们在尖叫,奔逃。大伯在追逐。罗诗看见一个姐姐跑向走廊,可是大伯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另一个姐姐虽然跑进了走廊,但大伯追了上去,罗诗听到他踹倒了通往睡房的门,一声又一声的尖叫过后,便是寂静。

“所以罗诗,她决定带上小弟逃跑。他们跑出屋外,他们跑向大门,可是门锁上了。大伯他干的,肯定是。”

他们又往院子里跑,惊慌和绝望之下,可能忘记了院子里没有门,没有出路,墙又太高,爬不上去。当大伯冲出屋子,冲向他们的时候,罗诗看见,年仅五岁的小弟跳进了泥炉,就在一个钟头之前,母亲刚刚在炉子里烤过馕。罗诗听到他在火焰中不停地尖叫,自己绊了一跤,摔倒了。她翻过身,仰面朝上,正好看见天蓝蓝的,斧头呼啸而下。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阿姆拉住了口。屋子里,莱昂纳德·科恩唱起了现场版的《谁死于火》。

伊德里斯此时一个字也讲不出来,即使能开口,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这是塔利班、基地组织,或者某个妄自尊大的圣战者游击队指挥官干的,他也许会说几句,表达一下于事无补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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