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悬疑经典小说-第1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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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必这么多费手脚，”杜宾道。“照我看，德××根本不是傻瓜，不是傻瓜才会料到要碰上这种路劫。”
“根本不是傻瓜，”葛××说道，“可他是个诗人呢，照我看，诗人和傻瓜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比罢了。”
“不错，”杜宾若有所思地深深抽了口烟，随后说道，“虽然我自己笔头上也造过孽，写过打油诗。”
“你详细谈谈搜查经过吧，”我道。
“说起来，其实我们也是慢慢地搜，到处都搜一遍。我对这种事有多年经验。我把整幢房子逐间逐间搜过；每间房间都花了我整整七个晚上。首先检查每间房间的家具。所有的抽屉都打开过；想必你们也知道，对受过正式训练的警察来说绝不会有什么秘密抽屉。在这种搜查过程中，有谁放过一只‘秘密’抽屉不搜，准是个傻瓜。这是明摆着的事。每只柜子的一定尺寸、大小都要计算明白。何况还有精确的尺呢。差一丝一毫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搜过了柜子搜椅子。椅垫都用细细的长针戳过，就是你们看见过我用的那种长针。我们还拆开了桌面。”
“干吗拆桌面？”
“有时想藏东西的人，把桌面，或是其他相同装配的家具的面子拆了开来；然后雕空桌腿把东西藏进空心里，重新盖上桌面。床柱头和床柱脚也是这么派上用场的。”
“难道空心听不出来吗？”我问道。
“如果东西放好，外面再裹足棉花，那就根本听不出来。再说，我们这回搜查决不能出声。”
“照你刚才这么说，家具里可能用来藏东西，可你们没法把这一切家具都搬开拆开啊。比方说，一封信可以卷成细细的螺旋卷，样子，大小，跟大号编织针没什么差别，卷成这样，就可以嵌进椅子的横档里。你们没把所有的椅子都拆开吧？”
“当然没有，可我们干得还要高明——用架非常精密的显微镜，把公馆里每只椅子的横档，不消说，还有各种各样家具的接榫，都细细检查过。要是有什么最近动过的痕迹，不怕一下子查不出来。比方说，钻子钻出来的一丁点儿木屑，看出来就同苹果一样清楚。粘胶的地方只要有什么不对头的——接榫的地方只要有什么异样的裂缝——保险都查得出来。”
“想必你们注意过镜子，镜面和底版当中的地方，此外也总戳过床铺和被褥以及帷帘和地毯吧。”
“那当然，我们把每件家具都这样搜遍以后，就搜屋子了。整幢屋子的表面都分成一格一格，编了号码，这样就没一处漏掉了；然后，照旧用显微镜把整幢屋子一方寸一方寸地查个明白，连左右两幢紧挨着的房子也仔细查过。”
“左右两幢房子！”我失声喊道，“你们一定花了不少工夫吧。”
“是啊，可这笔报酬实在不小呢。”
“你们把房子四周的地面也查过了吗？”
“地面全是砖头铺的。这倒不费什么力气。我们查了查砖缝间的青苔，看出没挪动过。”
“你们当然也查过德××的文件，还有他书房里的书本啰？”
“那还用说，大包小包都打开过；不但把本本书都打开了，还把每一部书都逐页翻过，我们可不学有些警官的样，光拿书抖抖就算了。我们还用非常精确的测量仪器量了量每本书封面的厚薄，而且还用显微镜万分仔细地照过。有哪本书的装帧新近拆动过都绝对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有五六部新装订的书我们全拿针往里仔细戳过。”
“你们查过地毯下面的地板吗？”
“那当然。每块地毯都搬开过，还拿显微镜检查了地板。”
“那么墙纸呢？”
“看过了。”
“查过地窖吗？”
“查过了。”
“那么，”我道，“你搞错了，那封信并不像你假定的那样在屋里。”
“你这话恐怕说对了，”警察厅长道，“呃，杜宾，你倒说说看，我该怎么办？”
“把屋子重新彻底搜查一遍。”
“那倒大可不必，”葛××答道。“我可以拿脑袋打赌，那封信绝对不在公馆里。”
“那我没什么更好的建议了，”杜宾道。“你一定知道这封信的详细样子吧？”
“可不！”——说着，警察厅长就掏出一本备忘录，宣读那份失落的文件里面的详细样子，尤其是这封信的外表，他讲得特别详细。他详细念完这篇说明，就告辞了，神态沮丧，我可从没见过这位一向愉快的先生这么沮丧的。
过了一个月光景，他又来看我们，只见我们差不多还跟上回一样待着。他拿了只烟斗，坐了下来，谈了些家常。最后我说道：
“啊，葛××，那封丢失的信怎么样啦？想必你终于认定斗不过那位部长了吧？”
“哎呀，去他的，我按照杜宾的意思重新调查了一遍——可就是白费力气，这我早料到了。”
“你说过这笔报酬有多少？”杜宾问道。
“嘿，这笔数目非常大——这笔报酬非常丰厚——我不愿说出到底有多少；不过我愿意说这样一句话，有谁把那封信给我找到，我不惜自己掏腰包，送他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说真的，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了；这笔报酬最近加了倍。不过，就算报酬加上三倍，我也只能这样，没别的办法了。”
“哦，是吗，”杜宾一边抽着烟，一边慢吞吞地说道，“我倒——认为，葛××，——你没完全尽力。我看——你还可以尽点力，呃？”
“怎么？——用什么法子？”
“哦——噗，噗——这件事么——噗，噗——你可以向人家讨教一下，呃？噗，噗，噗。你可记得阿伯尼蒂（约翰·阿伯尼蒂（1764—1831），英国外科医生。以行动乖张著称。）的故事吗？”
“不，去他妈的阿伯尼蒂。”
“好哇！尽管由你说去他妈的阿伯尼蒂吧。不过，从前，有个阔绰的守财奴，竟想出条妙计，打算骗这个阿伯尼蒂白给他看病。存了这条心，他就在一次私人来往中，一边扯着家常，一边巧妙地把病状捏造成别人的病讲给这个医生听。
“守财奴说，‘比方说，他的病状是如此这般；呃，大夫，你叫他找什么药吃？’
“阿伯尼蒂说，‘找？嘿，当然是找人讨教喽。’”
“可我不是甘心情愿找人讨教的吗，我不也情愿出钱吗，”警察厅长有点不安地说。“谁帮我办这事，我就真个给他五万法郎。”
“假如那样的话，”杜宾说着拉开抽屉，交给他一本支票簿，“你还是把刚才说的数目，开张支票给我。签好字，我就把信交给你。”
我听得大吃一惊。看模样警察厅长竟是吓得目瞪口呆。有半天工夫，说不出话，动弹不得，光是张大了嘴，瞪出眼珠，满腹狐疑地看着我的朋友；过后，才多少定下神，抓起一支笔，踌躇再三，怔怔地盯了几次，最后才开了张五万法郎的支票，签上字，递过桌子，交给杜宾。杜宾仔细看了一遍，就藏在皮夹里；再打开书桌（此处指有文件分类函和抽屉的盖式办公桌。），从里边拿出一封信交给警察厅长。这个警官乐不可支地抓住信，颤着手拆开信，匆匆把内容看了一下，迫不及待地走到门口，招呼也不打，终于奔出房，跑出屋，一声都不吭，打从杜宾要他开支票，他就没开过口呢。
他一走，我的朋友就开始解释给我听了。
“巴黎警察办案本领倒非常高明，”他说道，“他们百折不挠，机灵狡猾，完全精通本行业务。因此，葛××把搜查德××公馆的详细经过讲出来，我就完全相信他已经尽了力，做过一番调查工作，倒也挑不出眼来。”
“已经尽了力？”我道。
“对，”杜宾道。“他们采用的方法，在他们是最好的一种，干得也面面俱到。要是这封信藏在他们搜查的范围里，这些家伙包管找出来了。”
我听了只是呵呵大笑，可是看他模样，倒是说得一本正经。
“既然方法在他们是不坏的一种，办得也不差，”他接着说，“他们的失败就在于这方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况，也不适用于这个人。警察厅长的一套聪明透顶的方法就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办法（原文是成语，典出雅典传说，据说希腊强盗普罗克路斯，把抓来的人绑在铁床上，比床长者，就斩去；比床短者，就硬拉长，凑合这个床。在西方，这个成语意即“削足适履”或“墨守成规”。），他硬把计划凑合这个陈规。不过眼前这件事，他不是过之，就是不及，所以一错再错；连不少小学生也都是比他强的推论家呢。我认识一个八岁左右的小孩，他猜‘单双’这门玩意百猜百中，赢得人人折服。这个玩意可简单，是拿弹子玩的。玩的人一个手里捏着一把弹子，问另一个，手里的弹子是单数还是双数。猜对了，猜的人就赢一颗；猜错了，就输一颗。我说的这个孩子把全校的弹子都赢去了。他当然自有一套猜法；这只消注意到对手有多机灵，估计一下就行了。比方说，对手是个大傻瓜，伸出捏紧的手，问，‘是单是双？’这个小学生就回答，‘单！’结果输了；可是第二回他却赢了，因为他心说，‘这傻瓜头一回出的是双，凭他那份巧心眼，充其量只能在第二回出单；因此，我就猜单’；——他猜单，赢了。呃，要是碰上个比头一个傻瓜机灵一等的人，他就会这么推论：‘这家伙看见我头一回猜的是单，第二回，他一时情不自禁，就会像头一个傻瓜那样，来个简单的变化，从双变做单；可是转念一想，就会觉得这种变化太简单，最后就决定照旧出双。因此我就猜双’；——他猜双，赢了。这个学生的推论方法，给他同学称为‘侥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不过是推论者的心思跟对手一样罢了，”我道。
“是啊，”杜宾道，“我问过那孩子，凭什么法子才能跟对手的心思一模一样，赢了人家，他是这样回答我的：‘碰上我想看出人家有多灵，有多笨，有多好，有多坏，或者当时想的情况，我就尽量正确地在脸上摆出跟他一样的神情，然后等着看我脑子里想起什么念头，心眼里涌起什么心情，就像特地去凑合或者去配合这副神情似的。’这个小学生的答复就是一切貌似深奥的学问的根源，拉罗什富科（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作家。），拉·布律耶（拉·布律耶（1645—1696），法国伦理学家，理论家。译者按：多数版本刊作拉·布吉夫，此人出处不明，兹根据胡德伯里版及俄译本，译作拉·布律耶。），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1469—1527），文艺复兴时意大利著名政治家，作家。），康帕内拉（康帕内拉（1568—1639），文艺复兴时意大利哲学家，诗人。）的学问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如果我没误解你的意思，”我道，“那推论者的心思要跟对手一样，全在于正确估计对手的心思。”
“推论起来，就靠这个办法，”杜宾答道，“警察厅长和手下一批警察屡次失败，一来是没有跟对方一模一样的心思，二来就是错误估计对方心思，或者不如说，根本没去估计。他们想到的只是自己对人家巧妙心机的估计；在搜查什么隐藏的东西时，只想到他们自己会怎么藏法。他们这一点倒并不错——那套心机正是一般人的心机；可是碰到一个跟他们路子不同的老奸巨猾，当然只有屈居下风。凡是碰到比他们狡猾的人，他们始终居下风，碰到不及他们狡猾的人，也往往居下风。他们的侦查法则始终不变；就算碰到特别紧急的任务，特别丰厚的赏格，还是不改法则，至多也不过把办案的老办法变通一下罢了。比如说，在德××这件案子里，他们干过的事有哪一件改变了办案法则的？钻啊，戳啊，测探啊，用显微镜照啊，把房子的表面划成一方寸一方寸，编上号码啊，这一切算什么？这只不过是一种搜查法则或一套搜查法则的变通办法罢了！他们就是根据那一套对人们心机的看法定出这种法则，警察厅长办案多年，早就习惯了这种老看法。难道你看不出来，他认为所有的人要隐藏一封信，虽不一定在椅腿里钻个洞藏在里头，但至少一定藏在什么偏僻的洞眼里或角落里，这想法跟人家想到把信藏在椅腿洞眼里完全是一个心眼。难道你看不出来，只有一般情况，而且只有一般头脑平常的人才会藏在这种煞费苦心的角落里；因为，一般人家藏东西首先可能这样猜想，东西要藏好，要藏在煞费苦心的角落里；这样的话，搜的人根本不必怎么精明，只要小心、耐心和决心，就可以搜出来；碰上紧要案子——碰到有重赏，警察就会看做紧要案子——他们必定会小心、耐心和下决心。你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要是这封失窃的信藏在警察厅长调查的范围内——换句话说，要是藏信的办法凑巧跟警察厅长那套原则相符——那么要找出来根本就不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