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坑-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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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内在各种报纸方面充分解禁，“言论自由”第一次有了一定的保证。
最后就是“情报解密”，规定了各种内部资料的解密时限。对于各种会议记录，以及会议资料，解密后任何公民都有权去在遵守规定的情况下进行查询。
这番整顿之后，在60年代，中宣部的工作总算是能够勉强和中共的威名相配了。
但是从5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受教育人群的大量进入社会工作岗位，原本惨淡经营的很多旧时代的报纸开始看到一线生机。官方报纸自然是秉持着严肃的立场，而且更多时候他们充当的是喉舌，所以很多文章根本也不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私人报纸就完全不同了，他们追求的是销量，针对范围更加细分化。
在一些对中共比较有“好感”的民主党派主导的报纸上，在6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很“有趣”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比较。
作者认为，如果不谈“教义”的差距的话，这两者几乎是一模一样。有终极目标，公产主义与天堂。有先圣，马克思与基督。有教宗，国家主席与教皇。有核心成员，政治局委员与红衣主教。有机构，党组织与教堂。有基层人员，党员与教士。
当然，在结尾，作者花去了极少的篇幅大概谈了一下两者“教义”的区别，一个是“艰苦奋斗”，一个是“艰苦赎罪”。大概也是毫无二致的内容。总之都是受苦受累。
这篇文章在文人圈子当中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而这篇文所隐含的误导与曲解，让党员们读完之后勃然大怒。
中共党员至少到现在为止，都是清一色的无神论。党员们对于宗教都接受过足够教育，党员当中也不乏道家的信徒。但是这些都是有底线的，共产党员对于人格化的神，从来都是嗤之以鼻。老子提出的“道”，还能够当成一种对宇宙的解释，《易经》也能够当成一种哲学观点。至于人格化的神，那就是党员们眼中的“神棍”用来愚弄百姓的邪恶伎俩。
党员与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们当中，学贯古今的为数不少。特别是围绕在党周围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们对于自己能否做到党员的标准并无信心，他们坚定的支持党。这些人多数出身旧学者阶层，参加过缔造新中国，或者很早就开始倾向于共产党。都是曾经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至少认为自己对国家有义务。之所以没有入党，更大的原因是有些过于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而党员对于“个人道德”，则有着不太一样的视角。
无论是党员还是党外的这些人，都能够看出这类文章的真正含义所在。无外乎是庸俗化，或者曲解共产党的纲领与意义。这些文章的作者，则以小资产阶级文人为主。中共自己都承认，现在的中共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大资本政党。这也决定了它与小资产阶级之间有着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大资本的优越之处在于，它的规模庞大，资本雄厚，其规模甚至可以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相提并论。中共并非某一个大资本的政党，它是凌驾于中国所有大资本之上的政党。党控制了资本，而不像是外国那样，资本控制了政党。这样的立场，又决定了中共的视角和小资本热爱的“风花雪月，温情脉脉”毫无交集。→文·冇·人·冇·书·冇·屋←
强大严密的组织，冷酷无情的制度，井然有序的秩序。这些是大资本的特点，它就如同精密的机器，调动着社会资源，控制社会运作，向着中共所期待的目标隆隆向前。所有试图与之抗衡的对象，都只会落得压成照片的下场。
例如，光头等人经过了20多年的改造，终于被释放。中共很仗义，想留在国内，可以。想出国，也可以。光头和宋美龄一起去了美国。夫妻俩人深居简出，对一切新闻媒体缄口不言。陪在他们身边的是蒋纬国。长子蒋经国现在已经是南京市市长，虽然谈不上前途无量，但也绝非无名小卒。
对此，外国媒体质疑蒋介石是不是出于对儿子的保护，不敢对中共有丝毫怨言。在普通中国人看来，这就是扯淡了。蒋介石大杀共产党，被抓之后就算是被处死，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其实针对蒋介石，国内不少热血青年还嘲讽过中共的政策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铺路无尸骸。”对这样的刽子手，还讲什么客气？但是对蒋经国的评价，就是“弃暗投明”的有志青年。
人民日报对此只发表过一番盖棺定论的文章，大意是蒋介石作为战犯，已经受到了惩罚。1960年，蒋介石已经73岁了。把他关到老死，也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至于蒋家的亲属，没有任何株连的必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也只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持中之言却没有得到非共产党媒体的认同。各种能够吸引眼球的文章铺天盖地。中宣部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必要和这些小报们争风吃醋，就这个问题，一个笔名“德宝宝”的人，倒是发表过一篇还算是有些见地的文章。
“所谓政治问题，是一个双向的。就算是某一方主观上并没有想涉及政治。但是一旦政党介入此事，那么本来并非政治问题的事件，也会变成政治事件。基于这个原则，如何使用政治资源，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问题。”
“德宝宝”一贯坚持“自由化”立场，这篇文在同党中影响不大，倒是在对立的中宣部，有不少赞同者。
总的来说，伴随着城市化，以及教育的普及，在国内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态势。步入工业化的共和国，开始了一个更加纷繁的时代。
1961 年共和国的两会吸引了世界上不少国家的注意。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实行的选举，就其“公正性”来说，是绝对被质疑的。事前各国都知道，按照共和国的制度，这次两会的召开，意味着人事上会有重大变动。共和国几个关键位置上的人选，必须按照制度进行更换。在此之前，外国各种预测满天飞。有认为能够实现顺利更换的，有认为不会实现顺利更换的。还有认为干脆会出现政变的。
所以最终结果还是一定程度出乎意料之外。与海外媒体预测的不同，太祖虽然没有继续留任国家主席，但是保住了党主席的位置。在共和国，党控制人大是惯例，党主席出任国家主席以及军委主席也是一个内部的共识。既然太祖按照制度不能继任国家主席，那么党的副主席马前卒就顺理成章的登上了国家主席的位置。
对这个位置的判断上，外国媒体本以为卸任的国家总理，也是另一位共产党副主席周恩来是争夺国家主席的不二人选。
结果是周恩来并没有成为国家主席，人大的人事安排结果让周恩来出任央行行长，至少理论上成为了银行团的No。1。银行团30多年来的总瓢把杨柳当选为副总理。一直负责投行的司悌可成为央行的二把手。以纯行业角度来看，负责银行团实际运营的权利，就转移到了司悌可的手中。
国家总理的人选倒是没有太多悬念，章瑜接了周恩来的班。
军队系统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了年轻化。朱老总彻底离开了一线，不再继任政治局常委，甚至连政治局委员都不再继任。这个变数给了年轻人机会，这就是说，一名政治局委员将获得常委的地位，而还会有一名幸运者成为政治局委员。为了这个名额，下面的同志争夺的非常激烈。
最后的结果倒不怎么稀奇，高院党委书记吴三十成为作为司法系统的代表，坐上了常委的位置。这是司法系统第一次获得如此高的地位。
在政治局内部没有引发争论，但是大大出乎外国媒体意料之外的，是政治局常委王启年外放，成为兰芳省省委书记。沈茂以铁道部党委书记的身份，第一次获得了政治局常委的地位。沈茂的名声一直不为外国记者所了解。他没有参加二战，甚至连对蒋光头最后一击都没有参加。例如指挥上海战役，活捉蒋介石的陈赓，现在虽然是大将，但是因为在负责上海战役，在外国记者之中还有印象。在现在，共和国元勋们都没有凋零，现役的元帅，大将，有四十号人呢。一个退役大将，根本就没什么声望。
“汲汲无名”的人出任共和国最神秘的“政治局常委”，这给了外国记者极大的想象空间。
对于王启年的外放，同志们的评价是新的“兰芳王”诞生了。兰芳省省委书记一直由当地的华侨担任，这也算是一个安抚措施。在共和国移民成为兰芳省主流人口的现在，由前政治局常委出任新一任的兰芳省省委书记，也算是一种姿态。共和国完成了对兰芳省的彻底控制。
兰芳省是今后重点建设省份，王启年的日子注定会威风八面。
铁道部党委书记出任政治局常委，也是一个传统。这对于政治局来说，也不是什么特别的问题。
结果了调整，整个共和国上层的平均年龄有所下降，以前一直说的“领导干部非终身制”，朱老总也给做了表率。这样的表率极大的刺激了三大权力核心里面中下层官员的兴趣。老家伙们既然按照规定实现了更替，那么自己向着最高权力核心前进的障碍就减少了很多。不管老家伙们怎么想，至少现在这批年纪不超过40岁的青年官员，都看到了曙光。
银行团可能更加现实些，周恩来出任他们的老大，虽然有外行指挥内行的嫌疑。但是周恩来手中的情报机构也是这些人早就听说过的。这位前总理被称为“中共当中最完美的男人”。如果小看了他，那么结果肯定是自取其辱。人大到底在想什么呢？
“劳动最光荣！”这是共和国一直以来的最大宣传。围绕着这个中心，共和国取消了各级政府发动普通公民义务劳动的权力，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各级劳动奖的入选名单上做了强制限制，官员不允许参选。一个个先进成员的模范事例被广为宣传。在这方面最为努力推动的，甚至不是共产党里面的左派，而是陕西众当中的温和派。
劳资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化解的，而特权阶层势必产生。在矛盾彻底浮出水面，引发强烈对抗之前，无论如何都要尽量化解这个矛盾。
两会结束之后，新的共和国上层体系有变化，却没有本质变化。针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共产党必须去面对这个现实问题。太祖如愿以偿的继续作为党主席存在，这让包括银行团在内的很多人都感觉到一种威胁。
既然历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共和国在1961年的矛盾和历史上有着极大的不同。至少矛盾的表象已经是高速进行的城市化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矛盾。在这点上，陕西众也觉得十分棘手。
从30年代开始的农业体制革命，到现在快30年了。当年党内致力于将农业变成一个产业，到现在看，可谓成果非凡。农村由传统的小农体系来经营，亩产很高，总产量始终无法有突破，至于劳动力的浪费情况就更加可观了。共和国的大农业体系从膏腴之地入手，实现了集约化经营。集约化完成了基础构建之后，再用承包制实现了效率化。大批以农业为服务对象的农业技术公司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中国各地。不同的环境下，有针对性地技术与措施不断推出。不仅仅是粮食，农林牧副渔齐头并进。整个农业呈现出彻底活化的态势。
这样的经营模式，让劳动力开始出现富于。国家则通过移民，大量招工的模式，把富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其他工业国完成这样的人口转移，无不是通过血淋淋的竞争完成的。共和国最大限度的弱化了这个过程的残酷性，所以共和国也不得不面临这个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
单看效果，可谓成就非凡。
1939年到1961年，共和国经济增长每年都超过10％，预计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1939年的二十倍。也就是1200亿美元。按照人民币统计，则是24000亿人民币。7。3亿共和国国民，仍旧地处偏于农村的数量只有9700万人。剩余的近6。4亿人口至少在户口上已经归于城镇。居住在近 500个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人口数量达到3。2亿。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也是行政系统的噩梦。
到现在为止，失业率基本为零。只要想找工作，任何公民都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只要你不怕辛劳，甚至可以赚到不少钱。就如同每一个在校的学生都会唱的那首歌曲一样，“幸福的生活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
问题在于，这样规模宏大的城市化，把太多还没有适应工业化时代的人民卷入了城市，国家的就业辅导工作可谓出类拔萃，加上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只要不是铁了心要饿肚子，找份工作糊口还是很容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也就怨声载道了。
这或许不能责怪人民，人民并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教育。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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