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龙虎-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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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ㄎ鞅逼丁●ぶ兀赣邢蓿龊炀陀�10万大军，很难在此生存，更谈不上什么发展。这时，蒋 介石在大渡河之战失败回过神来后，正急忙再度调动国民党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仲夏的南京，炎热气浪比往年早半个月窜入石头城。蒋介石推开桌面上一堆关于日军在 华北屯兵滋事的电报，望了望大地图，眼光由南京平扫向正西，停留在川西北。他擦着汗 水，破口大骂：“娘希匹，这个刘文辉，坏了我的剿共大事！”
侍从官把呼呼飞转的电风扇向蒋介石移近一些。几张零乱的电报纸被风吹落在地，蒋介 石端坐在椅子上，丝毫没有动。
“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不行！”蒋介石用手指敲打着桌面，思考着，但他知道刘文辉失 守大渡河防线还够不上枪毙的罪，在红军后面担负追击任务的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周浑元 等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说下一步还要依靠这些四川军阀“围剿”红军，于是他决定给 予第24军军长刘文辉记大过处分。
“来人哪，发报！”
蒋介石开始口述电报：“刘总指挥文辉笃信部属，不加督察，实难辞咎。依照国军法定 之规矩，着记大过一次，以为督饬不力者戒。以下负责长官应由该总指挥查明严处具报。兹 将确实规定：此后军队不论大小行动，不拘前线后方，停止亦不问久暂，无论何时何地，一 遇停止，应即赶筑碉堡，时间稍长尤应逐渐加固。违者定将该地高级长官以纵匪论罪。该管 区以上长官应以督察不力处罚。言出法随，决不稍宽。希饬属一体遵照为要。”
蒋介石在宣布了给刘文辉的处分后，仍然对川西北的“剿共”军事感到很不放心，几天 后，他乘飞机赶到成都，亲自部署对红军的又一次大“围剿”，并把刘文辉暗中召来成都， 进行安抚。刘文辉对蒋介石这种打了一个耳光后又问疼不疼的笼络做法，虽然明白其中奥 妙，但在听了蒋介石的安慰之后，心中果然也舒坦了许多，刚刚产生的反蒋情绪很快化解， 并表示倾全力以功补过，报效蒋委员长的关怀和体恤。
对这种笼络方法的奏效，蒋介石感到很满意，他决定对其他部队也要采取一些安抚方法 进行战前鼓动。
“通知川康前线各剿匪指挥部指挥官，到我这里来开会。”蒋介石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吩咐说。
“各纵队副司令来不来？”贺国光问。
“来！各师师长……团长、营长，连长以上军官统统都来！”蒋介石决定把这次军事会 议扩大到最基层军官，他决心倾全力打好川西北一仗。
7月11日，蒋介石在成都北较场内大操场上召集薛岳、吴奇伟等部连以上军官训话。 他声称：“根绝赤祸，切勿功亏一篑，致贻隐患。”
台下那些20多岁的国民党军连长火气正盛，为能见到蒋委员长而激动不已，再经过蒋 介石的一番鼓动后，更是热血沸腾，大呼效忠口号，似有立刻踏平川西北之势。
台上，蒋介石满意地笑了。
同一天，川西北群山峻岭之间，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按原计划由两河口向北翻越虹 桥山、梦笔山、长板山到达黑水河畔的芦花寨（今黑水城），当地人俗称这里的地名叫作黑 水芦花，一个仅从字面上理解就充满鬼怪妖雾和离奇矛盾的地方。
徐向前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当时，中央最关心的是敌 情，就此问题详细询问了徐向前。为了表彰徐向前对红四方面军的杰出贡献，毛泽东代表中 央政府亲自将1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
徐向前从朱德那里得知，红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但兵员较少，徐向前便同陈昌浩 商量，主动建议调红一方面军一些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参谋长；同时，调红四方面军的3个 建制团充实红一方面军，以便两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并征求张国焘的意见，张国焘回电 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到红四方面军。党中央采纳了徐向前的建议，决定 派叶剑英、李卓然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原在红一方面军的张宗逊、陈伯钧、彭绍辉、李天 佑、李聚奎分别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9军、第30军、第31军参谋长或政治部主 任，还调去了一批师职以下政治工作干部。这些干部的调配，对加强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政 治工作，特别是后来对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等人听了徐向前有关敌情的汇报后，心情很沉重，更加密切地注视着战局，决心 在国民党军没有形成新的合围圈前，指挥红军打破“围剿”，命令各路部队迅速按原定方案 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然而，红军实际行动情况有些出乎毛泽东的预料，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 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到了这时还没有跟上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言语中已有不满意之词，并重申北上原则： “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切勿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望国焘等同志速到芦花集中 指挥，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则，各部队必须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军中无戏言。若是换个人接到如此措辞严厉的电报，肯定汗水都会流下来，贻误战机那 可是要有许多人掉脑袋的大事。可是心已怀二意的张国焘接电后却不以为然，他正在暗中进 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杂谷脑召集秘密会议，“审查”中央路线，对毛泽东等人的火急电报自 然也就不屑一顾。他不区别遵义会议前后的不同，向部队散布“博古、张闻天、毛泽东有问 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应统一在正确的指挥员手中”等言 论，为自己的另行其事大造舆论，公开伸手向中央要权和夺权。并策动一些人提出了改组总 司令部和中革军委的建议，向中央递交了改组名单。
毛泽东真是如火烧眉毛一样的着急了，这可如何处理是好？他大发雷霆：“敌情紧急不 说，这当前的吃饭问题就成了不用敌人打就能自溃的大事，几万军队呆在这里，一天也难熬 啊！再如此困在这个贫穷的地方，我们可能真的要人吃人了，成为国民党宣传的青面獠牙怪 兽。这个张国焘呀，竟置大局而不顾！”
“等一等吧，刚会合的红军不能这么快就分开。”朱德说。
“通知各部队。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吃饭问题，先在原地筹粮待命，准备过草地。”毛泽 东作出决定。
说起大草地，对所有红军指战员来说还是一个谜。当人们还没有走近它，或许会对它产 生诗情画意般的想象。但是，红军还没有入草地，即从藏民口中得知草地要比雪山还要难通 过。
“要说草地呀！反正高原上的野牛、野羊过草地都不敢停留，它们也要快跑呢！那里更 是什么吃的也没有，连草都有毒，牛羊不敢吃。”藏民听说红军要穿越草地，惊讶的嘴巴合 不拢来。
为此，红军各部队为了准备跨过草地，更加突出抓了粮食这件大事。总部命令各部队一 定要筹足7天的粮食，要尽可能多地准备熟食。
但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当地老百姓也严重缺粮。毛泽东等领导人几乎 天天在为粮食发愁。这种情况，完全证实了中央一开始的正确判断。
许多指挥员在报告中埋怨，说：“这里没有做生意的，无粮可买。藏民由于受到一些谣 言的传播和恐吓而大多数隐藏起来，红军部队的粮秣得不到接济，根本谈不上沿途补充，连 一日两餐的青稞、荞麦、红薯饭也难以为继。”
到了这时，许多部队经常是每天吃一顿饭，还吃不饱。有的部队则是断了炊，仅靠挖野 菜充饥。
对挖野菜，大家都说朱德总司令最会找野菜，他先组织了一个“野菜调查小组”，并亲 自带领这个小组到原野上寻找认识的、可以食用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 吃。然后他又动员大家按照所吃野菜的标本再去找。就这样，朱德带领大家在河沟草地竟然 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多少解决了众多红军指战员的充饥大问题，这也为大部队下一步 进入草地后寻食野菜预先掌握了一些实践知识。
红军到达黑水、芦花一带后，更加加紧四处筹粮。这一带有很多喇嘛寺，其中刷金寺是 附近最大的一座寺庙。寺里的大喇嘛也很阔气，许多家具都是从上海运来的，所储藏的粮食 很多，但红军有纪律，不能动用寺庙中的一针一线，因为这个喇嘛的思想工作还没有做通。 红军到处筹粮，有些藏民又误听国民党的宣传，把粮食埋藏起来，人也跑光了。部队有时不 得不在用了藏民的粮食后，留下几块光洋，写个条子，表示歉意。
毛泽东鉴于红军在缺粮的藏族地区连日行军，吃饭十分困难，遂亲自过问部队的吃饭问 题。
粮食奇缺的困难在威逼着红军各部队，每个连队仅剩下够吃一天的粮食，还谈什么筹备 7天过草地的熟食。这个时候，地里的青稞麦还没有到成熟的季节。老百姓们都跑进了深山 老林躲起来，网所存粮食都埋藏在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找到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存粮实在也有 限，即使全部集中起来，也不够红军1个军1天的食用。
躲在山里的藏民由于不了解红军的政策，不敢下山。他们通过通司捎话说：“我们的一 家老小躲在深山老林中不敢回来，没有房子住，又没有吃的食物，老人和孩子都生病了，希 望由此过路的红军快点走。要不然，我们没有吃，没有穿，在忍饥挨饿走投无路情况下，也 会想法算帐的。”
红军政治工作人员解释说：“咱们军民一家，我们到这里来是与刘湘的部队打仗的，是 帮助解放你们的，决不骚扰你们。我们和你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咱们是自己人。”
藏民中有人则说道：“我们是人穷志不短，你们要是呆在我们这里不走的话，我们也有 办法对付你们。”
结果是一到晚上，这些当地人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放火烧房，打冷枪，搅得红军一夜 不得安宁。
红军总政治部下令严格禁止收割未成熟的麦子，要想方设法把躲在山林里的群众找回 来，用银洋买麦子或牛羊，买卖公平。
在则格、黑水、芦花一带的沟谷地带，7月中旬的青稞才呈淡黄色，可以勉强割下来食 用。等了半个月后，麦子子粒饱满，开始成熟了。红军由于断绝了粮食而又找不到当地的居 民，总部不得不下令各部队进行10天的收割活动，采用田中借粮的方法，即把银元放在收 割走麦子的田间，筹备粮秣。同时，派人四处寻找藏民回家，按当地粮价付给现款。由此过 了几天，藏民也渐渐减少了敌对情绪。
时年已49岁的总司令朱德亲自参加筹备粮秣的活动，挥动镰刀收割青稞，同战士们一 起把割下的青稞从很远的地方担回来，并且担得不比青年战士少。他为此还经常对身边的工 作人员和青年战士戏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担不到四五十斤，还担不过我这个老头 子，唉！什么青年？”
为了准备走过更加艰苦的草地征途，各部队提出了合理用粮的16字口号，这即是： “人带粮食，定量下锅，五多五少，分饭到碗。”其中“五多五少”的具体含义是，打仗时 多吃，平时行军少吃；早饭多吃，晚饭少吃；连队战士多吃，机关人员少吃；伤病员多吃， 工作人员少吃；没有野菜时多吃，有野菜时少吃，甚至不吃。
为了在筹粮中掌握政策，团以上单位都设有筹粮委员会，统一筹粮，统一分配。对于收 割藏民地里的青稞，总政治部有个严格规定：1。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方法不能得到粮食的 时候，才许派人到藏民田中去收割成熟的麦子。2。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 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去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3。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 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治部所发的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 民回来可以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银钱。红4团政委杨成武回忆这段艰辛的岁月时说： “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红军要生存！在饥饿中，能吃到一点正经粮食就相当不错 了。蔬菜简直谈不上，能吃到一点豌豆苗那就美极了。”
军团参谋长左权专门抓粮食问题，他告诫大家能搞多少粮食就带多少粮食，哪怕多一粒 也好，同时要对那些浪费粮食的现象加以严厉的惩罚。他讲道：“最近工兵连的排长孙胡才 多吃了2斤粮食，受到了严重的惩罚，这是惩一警百，我们都要吸取这个教训。粮食是我们 的命根子，在危难关头，1斤粮食就可以救活几个革命人。”
红军部队想方设法筹集粮食，准备长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