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之穿越甲午-第5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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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手段产生的君主，其统治的合法性最终只能依靠统治者的自我论证，而不可能来自某种被社会公认的宗教仪式或传统习俗。然而这种自我论证的意识形态策略却不可避免地为其合法性埋下危机的祸根，因为这种愚民骗术并不能欺骗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觊觎大宝的野心家们自己就根本不可能相信什么“真命天子”之类的神话！中国历代王朝以暴力、阴谋夺权为“共同特征”的开国“实践”本身就为所谓“天命”做了最真实的注解，给觊觎者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只要夺权成功，就可以自己证明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天命所系。这样一种缺乏程序理性的天命论传统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导致“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因而势必使关于君主的神圣性成为纯粹的欺骗性宣传。
暴力夺权的君主建国方式与打江山坐江山的“家天下”传统密不可分。暴力夺权的动机源于视天下为私有产业的观念，就是黄宗羲所指出来的“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而暴力夺权的结果则又强化了这种家天下的观念和传统。既然君位是通过抛头颅洒热血的代价换来的，那么一旦到手，就格外显得弥足珍贵，君主必然会将绝对的权力视作自己打江山的“合理回报”，所以绝不可能接受任何制约、制衡或监督，更不可能甘心作虚君，而必然把公共权力当作实现君主一家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但是，君主越是将绝对权力视为私产，君权越是包含巨大的利益，那么对君位的争夺也就必然越激烈。为了防范篡权，君主又不得不加强其绝对权力，从而形成一个无法摆脱的以争夺绝对权力为中心的恶性循环。于是，君主的神圣地位愈益离不开世俗权力的支撑和充实，不掌握绝对权力的虚君就成为不可想象之事。一方面是君主自己不可能甘心于当虚君，另一方面是觊觎者的存在使在朝的君主不能也不敢做虚君，否则势必江山易主！
这样，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就仅仅是绝对权力的代名词，利益最大化的代名词，而缺乏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君主的神圣性不是来自某种超越性的权威，而是来自绝对权力的支撑。所以在中国，君位就不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圣物”，而是各路豪杰可以争夺的对象，所谓“市井之间，人人可欲”。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贯穿着连绵不绝的君位之争，血雨腥风的宫廷内斗、盈尸遍野的王朝更迭战争，无不是围绕着夺取皇权而展开的。而在其它成功实行了“君主立宪”国家的历史上就鲜见如此频繁如此惨烈的君权之争，原因就在于其君主既不是靠暴力、阴谋夺得江山，也基本上就不拥有绝对的专制权力。在中国，不但政治精英们不认为夺权行为是亵渎神圣，而且社会公众居然也默认了这种“打江山者坐江山”的游戏规则。这就不难理解何以中国民间流行“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的谚语。无论在哪个君主立宪国家，人们都不可能听到类似的民间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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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四十二）教育兴国
因为绝对的权力不仅绝对地使人腐败，同时也绝对地蜕去了掌权者（君主）身上的神圣灵光，这大概是后者始料未及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欧洲各国几乎都有君主制的历史传统，但其中凡是有着君主专制传统的国家，最后都未能走上成功的君主立宪道路，如法国、德国、俄国等；相反，凡是成功实现了君主立宪的国家，其君主几乎一无例外地都不具有强大的专制统治的传统，如英国、北欧诸国等。有着君主专制传统的民族在以立宪政治的模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君主再也无法成为足以凝聚国民的有效的政治符号，无法充当民族国家的神圣象征，毫无疑问这将使民族国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但既然这种宪政国家已经无法继续利用君主来充当政治合法性的象征符号，那就只能直接以全民的意志为合法性基础，所以，其立宪就只能是“民主共和”的立宪而非“君主”立宪！
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一向具有很强烈的世俗色彩，虽然中国社会有多种宗教信仰存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也包含有一定的宗教神秘主义因素，但是总体看中国民族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务实的、实用性的，中国文化更注重的是世俗生活的秩序和价值，所谓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实质上是将“天合于人”而不是相反。这种世俗倾向在社会生活中自有其积极意义，可以避免像某些民族那样陷入宗教迷狂之中不能自拔。但是，这种世俗倾向的文化传统却给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出了一道难题。儒家的天命论虽然赋予君主某种神圣色彩，但同时却始终未能形成仪式化的或宗教性的最高权力产生程序，只能听任各路豪杰以暴力、阴谋夺权打江山。自从秦汉以来逐渐形成一个传统，君主通过暴力夺权上台之后，再利用天命论给自己制造统治合法性，这样，君主的神圣性就完全来自统治者的自我论证。这种神圣性是由世俗权力支撑、构建出来的，因而注定是脆弱的，因为政治统治的有效合法性不可能来自统治者的自我宣传，而只能来自社会公众的认可。这种认可主要诉诸两种方式：一种是民众普遍尊奉、信仰的传统习俗或宗教仪式，另一种则是民主的法理程序。君主制依靠的就是前一种合法性认定方式。然而，在高度世俗化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世俗的君主并非来自宗教领袖，同时由秦皇汉武为表率的“打江山坐江山”的“丛林规则”也已彻底打破了远古时期的“禅让”接替传统，使得这种和平的权力交接方式在中国传统中早已不复存在。“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与对绝对专制权力的追求紧密相连，最终彻底抹掉了中国君主身上的神圣光环。君主成为纯粹世俗权力的化身，根本上就是一个“俗物”，并无神性可言。在这样的传统里，统治者的神圣性地位寸步离不开绝对的专制权力的支撑，不掌实权的虚君不仅无法体现君主的神圣性而且简直是不可思议，甚至根本无法存在，因为其君位必然要被别人篡夺。所以，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根本不可能容纳虚君，也根本产生不了虚君。这个区别决定了君主和立宪政治在中国不可能相容共存。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制度变革可以走向共和宪政，也可能走向某种形式的君主专制、个人**或者寡头政治等等，但唯一不可能出现和存在的就是君主立宪。
历史学家们指出，近代中国的君宪说论者曾幻想让根本缺乏神性的君主来充当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符号和合法性象征，为此不惜进行人为制造君主神性的尝试（比如说一些政治人物以借所谓“天命吉兆”和“民意”为由向孙纲“劝进”，但被孙纲果断的拒绝了）。这样弄出来的君主要么毫无号召力，根本无法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象征和符号；要么就依然是专制的君主，总之不可能是立宪的君主。在一个纯粹的“俗物”身上寻求神性，非要让凡人当菩萨不可，这简直就是一个大笑话，也是近代中国君宪说的根本谬误所在。因此，后世的学者们认为，这很可能也是孙纲始终拒绝给自己和自己继承者的头顶戴上皇冠的真正原因。
对已经成为国家实际掌握者的孙纲来说，既然在中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不可能来自某种超越世俗的权威，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早已将政治统治“世俗化”了，那么在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重建过程中，与其沉湎于不现实的神性幻觉之中以致耽误了历史时机，倒不如干脆直接在世俗生活中建构新的合法性基础，比如孙纲在漫长的执政时间内一点一点尝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主法理程序就是一种理性的世俗化的“政治统治合法性”基础。与很多的专家教授对此似是而非的评价相反，一些学者认为，就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世俗禀性而言，最现实的选择恰恰不是向没有神性灵光的君主乞灵招魂，而是应该以民意为号召、以大众参与为特征的现代民主政治比起君主制来更可以为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重建奠定真实的合法性基础，因为民主政治契合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世俗气质，而且有利于消除传统政治文化中关于统治合法性的虚假神性谎言，从而切切实实地把世俗的政治生活合理化，用理性的权力产生、运作、交接程序代替延续数千年的成王败寇的丛林规则，对饱尝了“江山代有恶人出，各苦苍生数十年”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也许才是最为正确的道路。
而如果想要走这条道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中国民众的政治素质、文化教育水平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必须有较大的提高，否则一个文盲占人口多数的国家想要实行民主宪政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华俄战争结束后，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的时候，后来成为华夏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的孙纲会全力在中国推广“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国民普遍义务教育”计划，而且为了保证国家在国民教育方面的资金投入甚至不惜采用再次举借内外债和削减军费等非常手段。
后世的很多人对孙纲甚至连海军造舰的经费都进行了缩减并将这些经费的很大一部分投入了中国的国民教育事业当中颇有怨词，认为由于他这个“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使中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未能拥有一支同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的强大海军舰队。但更多的人则认为，孙纲的做法是无比正确的，正是由于孙纲的不懈努力，“尚自然”、“展个性”、“重美感”的儿童教育理念深入人心，而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私学”教育的方针则奠定了中国“五育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基础，让中国不但在后来全面消除了文盲，而且使严复、梁启超和蔡元培等人的新式教育理念得以真正成为了现实，为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身体素质从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促使中国民众由传统的“臣民”向现代真正意义上的“国民”转变，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后人指出，正是由于孙纲在“国家监护期”不遗余力的推行“教育兴国”方针，才使得中国后来的民主共和宪政有了实现的基础和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孙纲的努力下，孙纲以后的华夏共和国历届政府在进行政权交接时都没有出现过中国历史上传统的“血流成河”式的改朝换代战争和围绕着中央政权进行激烈争夺的血腥政治斗争。从这一点上讲，这才是孙纲本人对中国人民所做的最大贡献。
而孙纲的“教育兴国”方针为中国培养和储备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对国家负有高度责任感的各方面人才，使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紧紧跟上了世界的脚步，甚至在某些领域还走在前面，为中国在后来从容应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烽烟和浩劫奠定了良好的科技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温斯顿。邱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个人神话般的让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从这一点来说，他对他的国家的贡献要远大于他指挥他的军队在战争中所取得的所有胜利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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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四十三）科学怪人们的通信
1908年7月，北京，“天工公司”科技开发部。
位于北京城郊区的“天工公司”科技开发部是一座很大的中西合璧式建筑，有着中国式的飞檐斗拱和西方圆顶式风格的穹顶，据说它的设计师是一位曾经留学美国的华人建筑师，他想要在这座代表着中国最早的科技开发企业的建筑上体现出古老的华夏文明接受了西方工业文明之后的特征，因此才有了这座看起来有些怪异但却十分美观协调的建筑的诞生。
这座中西合璧式建筑周围占地很广，因为在这里，中国和外国的科技精英们要进行大量的实验，很多的实验是为中国军方进行的，因此为了不惊扰北京的居民和保密起见，才选择了这个比较空旷同时也相对安静的地方作为科技开发部的所在地的。
现在，就在这座建筑当中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