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之穿越甲午-第3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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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甚巨，且因运输不便，所有成百吨之钢件皆在厂内定制，由水陆运至工地，每见我路工成百千人或肩挑，或背扛，队列排及数百米，拖曳巨型钢件蹒跚以行。有如巨龙蜿蜒于山川平原，触目惊心。……我华夏民力之伟，由是见之，闻君与梁卓如每有‘华夏魂’之论，以余主持路工数年所见，我华夏之铁路为我民以血肉浇铸而成。此即我‘华夏魂’之一斑也。……”
这是詹天佑写给孙纲的关于黄河铁路大桥的建设情况的信，象类似内容的信还有很多，孙纲看完后心里总有一种隐隐作痛的感觉。
由于中国地铁路建设工程极为艰巨，中国工人在很多时候全凭人力进行施工，其牺牲之重，不亚于一场战争。
象在滇越铁路屏边段的修建，因为地势险峻，施工条件恶劣，中国工人牺牲者达上千人之多，孙纲刚一得知消息之后。甚至以为是不是统计数字抄错了。多写了一个零！
滇越铁路屏边段五家寨人字桥是一座大型单轨钢架铁路桥，位于南溪四岔河两面陡壁之间。因形似“人”字而得名。当打穿了两边悬崖上地隧道时，两处洞口相距仅60多米，可离谷底则高达100多米，因为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建造这样高的桥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各种施工方案一再失败。后来由法国工程师鲍尔。波登（Paul 。 Bodin）设计出用“人”字形钢梁做桥梁支撑即通过两个三角形的钢结构拱臂，支撑在事先浇铸好水泥的基座里并且可以转动的空心钢球中，以此在悬崖峭壁之间托起承重地钢梁和行进的列车的解决方案。
这座“人”字钢桥横跨于两山悬崖峭壁间，长71。7米，宽4。2米，跨度67。15米，重179。5吨，距谷底102米。工程历时17个月才得已完成。
从后来的报告中得知，这座在孙纲看来绝对是“超现实魔幻主义作品”的“人”字钢桥桥身没有一根支撑的骨架，全部采用钢板、槽、角钢、铆钉联接而成。所使的用上百吨钢制部件全部是在法国定制而成，通过红河水路运到中国后，由中国工人一段一段地背上山，因此其单件材料重量都不超过100公斤，长度不超过2。5米，大多为1。2米到1。5米的短而轻地杆件，在运送到施工现场后由中国工人组拼铆合而成。其中有两根用来牵引架桥的长355米，总重5000多公斤的铁链，则必须由数百名劳工用肩扛拖。这些劳工排成数百米长的队列，爬行在崎岖的小路上，历时3天才把这些铁链运到了工地。因为运输路途的艰险、深山幽谷地瘴气肆虐、施工现场复杂的天气和地质状况以及工程本身的艰难，好多的中国铁路工人就这样牺牲在了建筑工地上。
这种情况报到北京之后，曾经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极为震惊，李鸿章当时吃惊地说：“滇越铁路屏边五家寨人字钢桥一段，不过六十余米之路，死亡路工何以至八百余人之多？平均每一米桥身竟至十余人殒命！中外建筑史皆未闻有牺牲如此惨重者，真可谓白骨铺就也。”他甚至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工头虐待工人的成分在里面，因此专门下令铁路部长詹天佑和云南省长李经羲就此事进行调查，“有虐待路工情事者当严惩不贷。”
这个时代的中国广大普通劳动人民为国家建设所付出的牺牲，是后世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
而法国人加快了滇越铁路的修建步伐，也让孙纲地心里暗自警惕。
法国通过中法战争从清朝政府手中攫取了滇越铁路地修筑权后，因为云南人民的抵制，中国和法国后来就滇越铁路地修筑事宜重开了谈判，在广东海军向法越当局“示以兵威”的情况下，法国人和中国政府改订了条约，允许“滇南钱王”王炽出巨资赎回了滇越铁路中国境内“滇段”的路权，由中国自主修建这条铁路，但必须要和法国在越南修筑的铁路联接，而且需要的设备和材料除了中国自制的外，要用法国公司的产品，并且聘用法国工程技术人员。
现在，法国人在越南境内修的“越段”铁路已经要接近尾声了，而中国境内的“滇段”，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法国人对中国“滇段”铁路的工程进展表示了不满，认为很可能会延误条约规定的滇越铁路的最后通车期限，他们甚至提出来要“帮忙”的意思，被华夏共和国政府拒绝了。
滇越铁路“滇段”和“越段”一旦联接起来之后，肯定会给云南人民带来重大的经济利益，加快经济落后地处偏远的云南地区的发展，并加强云南地区同祖国内地之间的联系。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法国人通过这条铁路，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大大的增加了。
孙纲在关注着俄国人的动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俄国人的这个“盟友”。
在他这个军务部长的严令下，云南陆军第一师和第二师已经正式组建完毕，而且武器装备也都已经齐备，几乎近卫军是什么装备，云南陆军就是什么样的装备。
现在云南陆军正在进行严格的作战操演，将来一旦同俄国开打，防止法国人在背后捅刀子的任务，就落在了云南陆军的肩上。
“我现在盼着英国和俄国在阿富汗那里正式开仗，那样的话将来俄国人就没力气打咱们了，而咱们就可以攒足了力气打过去了！”黄兴对王士珍说道，
“英国在南非的战事刚刚结束，他们不大可能再打一仗。”王士珍说道，“不过听英国人的口气可是挺吓人的，呵呵。”
他们都已经知道了，英国前些天向俄国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俄国人“停止在阿富汗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屠杀行为，立刻恢复阿富汗王国政府的权力，彻底退出阿富汗，不然英国政府将采取他们认为应该采取的行动。”
英国人的话里，火药味可以说是已经很浓的了。
英国人说的那个俄国人在阿富汗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屠杀行为”，也并不是在那里夸大其词空穴来风的玩文字游戏。
说来也不怪俄国人恼火，据说阿富汗人在同俄国人的战斗中使用了“不人道”的进入人体后容易变形扩张的“软铅芯弹”（达姆弹？），让很多俄国人中枪后伤重不治而身亡，为了报复，俄国人才这么干的。
孙纲估计，可能是阿富汗人在战斗中发现他们的枪弹对牛高马大象骡子一样壮实的“俄罗斯灰色牲口”的“停止作用”不足，因此把子弹弹头用锉刀锉得露出了铅芯，再用来打俄国人，以求增大杀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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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一十）再加个省
其实阿富汗人使用的这种“软铅芯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早驻扎在印度的英军在镇压当地人民的起义军时就这么干过，类似的这种枪弹英军在苏丹和阿富汗也曾大量使用，而且被镇压的起义军“学生”们也学会了用这种枪弹反过来对付英国“老师”。
对交战双方的士兵来说，这种“软铅芯弹”只是一种应急的作法，本身并没有进行过充足的试验，而且这样做虽然解决了杀伤力的问题，但命中精度却又降低了，后来英国在“软铅芯弹”的基础上研制出了杀伤效果相同而且射击时可以保证精度的“空尖弹”， 英国由于使用了这种扩张性弹头而在国际上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英国的政治对手——其他的西方列强都强烈谴责英军在战斗中使用了不人道的枪弹。英国则极力辩解说这种枪弹只用于对付“野蛮人”（指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并不会用于对“文明人”（其他西方国家）的战争。但这种无耻的辩词并没有得到其他殖民地国家的认同，最终在1899年签署的《海牙国际公约》中，明确规定各国不得在战争中使用“容易在人体内扩张或变形”的扩张性弹头。英国人原本非常的不情愿，但恰好此时在“英布战争”中，布尔人同样使用了扩张性弹头来打击英国人，英国人难以为敌人使用的这种枪弹进行辩护，再加上来自四面八方的政治压力。焦头烂额地英国人最后只能老老实实地在《海牙国际公约》上签字。
阿富汗人这回用同样的枪弹来对付俄国人，英国人知道了之后，应该是感觉非常“解恨”的说。
俄国人吃了大亏之后，开始在阿富汗展开了针对平民百姓的大屠杀，就象他们当年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做的一样，结果招致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俄国人屠杀起其他民族来，一向是极为残暴和不择手段的。
这样一来。英国打着“主持正义”地旗号，轻松的掩盖了关于“不人道枪弹”地事。反过来把俄国人推上了国际道德法庭的被告席。
英国人现在虽然嘴上喊得凶，但孙纲知道，英国人是不会和俄国人现在为了阿富汗就打上一仗的。
苏鑫和海闻鹏自从在阿富汗把火点了起来之后，他们那一小撮人马就象“人间蒸发”了一样，凭空的消失了。
对于阿富汗战争会引发什么样的更多“蝴蝶效应”，孙纲现在也感觉把握得有些困难了。
前些天驻守新疆的荫昌发来报告，称“哈萨克诸部不堪俄人虐待。欲归我国，昌等恐俄人借此起衅，未敢遽应，行文到部请示机宜”，让他很是不安。
中国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好战争准备，如果现在就答应哈萨克人的请求地话，很可能会让俄国人提前从阿富汗拔出脚来，把矛头对准中国。
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全部收回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这一胜利带来的“负作用”是，俄国人开始在西伯利亚铁路方面集结重兵，增加了中国陆地方向的军事压力。
俄国人的目光现在虽然被吸引在了阿富汗，但俄军投入阿富汗战场的兵力并不多，总兵力应该不超过六万人。而且很大一部分兵力是从“俄属突厥斯坦”强征而来的信奉伊斯兰教地当地土兵，俄军的主力并没有被完全拖住（实际上也不可能）。
俄国人一旦因为哈萨克诸部归属问题被惹急了要和中国提前开战的话，以中国在新疆和外蒙古现有的兵力，是不足以打退俄军主力的进攻的。
何况现在中国地铁路并没有建好，而海军的四艘新式战列舰，也还没有完工。
“咱们在新疆的兵力不足，现在就应该予以加强。”孙纲自言自语的说道，“可那些满人还真是麻烦。”
黄兴和王士珍对望了一眼，黄兴点了点头，王士珍说道：“眼下正好有一个机会。总参谋处就此拟了一个计划。我和黄司长都觉得可行，但要想实施。还得请部长定夺。”
“机会？什么机会？”孙纲看着他们俩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不由得问道，
“陕甘等地回民众多，前清时与汉民多有宿怨，如今又有重发之势。”王士珍说道，“趁目前尚未生大变，以此为契机布重兵于陕甘两省，为新疆之屏卫，部长以为如何？”
孙纲看着王士珍，明白了他的意思。
自华夏共和国成立后，军务部整顿全国军务，但涉及到新疆和陕西甘肃一带，孙纲遵从李鸿章的指示，一直没有下太多的力气，主要原因倒不是怕那里的人不买他的帐，而是从国家大局稳定地角度考虑。
因为历史地原因，那里的民族矛盾一直很深，再加上宗教方面地原因，使得问题更加的错综复杂，清朝时这里就属于叛乱多发地带，现在华夏共和国成立后，这里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乱，但小规模的冲突却是一直不断的。
清代晚期陕甘地区的回民叛乱一直令是清朝众位皇帝很为头痛的问题，因为这里的黄土高原有着河谷和商队往来的通路，内地通往新疆地区的门户就位于这里，而新疆可以说是清代多位君王全力征讨才最终获得的边境，因为通过这一走廊地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回民能够比较容易的和中亚及外部广大的伊斯兰世界获得联系，由于这一地区的人口密度相对较高而土地等资源不足，加上清代繁重的苛捐杂税让当地人民不堪忍受，而且清帝国为了应付其它地区发生的突发事件而不断的削弱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陕西和甘肃这两个省作为中国西北地区的屏障作用被大大的弱化了。
自从18世纪末以来，陕西和甘肃两省成为了外来的伊斯兰传教教团的活跃中心，加上当地民风剽悍，对中国来说，这一地区一旦出现叛乱，是最不容易被平息的。
由于陕甘地区能够同中亚地区取得一定的联系，因而这一地区的回民就能够不断的强化他们的宗教信仰，中亚的很多伊斯兰教派都进入陕甘地区进行活动，这些伊斯兰传教士们无一例外的都对当地民众宣称他们和“伟大的真主”有着“特殊”的联系，他们有时还实施一些诸如治病（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