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话太宗-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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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非常崇拜项王勇往直前不留后路的英雄气概，其实都被误导了。他不是不留后路，而是他本来就没有后路。要是他不能快速歼灭面前的王离部，稍微耽搁几天，秦国援军来了他一样是死。釜和舟本来就没用，所谓破釜沉舟只不过是用一种直观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所处的困境解释给他那些不太识字的士卒们而已。
项羽将民夫大军牵制于外围，另一位出身楚国平民的刘邦则趁机直捣关中，进逼咸阳。王离进退两难，干脆投降了项羽，咸阳方面更无力抵御刘邦大军，败局已定。
而赵高对秦二世采取隔离，不让外界给他通消息，但他似乎也嗅到风声，宣称做了个不吉祥的梦，到河边沉白马祭祀。赵高认为秦二世有脱离控制的倾向，决定把他除掉。赵高遣其女婿长安令阎乐去杀秦二世，又演了一出戏，谎称追捕盗贼，率兵冲入禁宫。
秦二世见阎乐带兵冲入，非常愤怒，连忙呼唤左右，谁知左右都不敢来保护他。秦二世表面上看是一个皇帝，其实，就是一个小屁孩儿。而阎乐表面上看是赵高的女婿，其实，他真的是赵高的女婿，随时可以取小屁孩儿的命。秦二世明白皇帝当到头了，只能向阎乐求情。阎乐说：“足下（不是陛下）这么无道，天下共讨，有今天是自作自受。”秦二世哀声道：“可以见见丞相吗？”阎乐非常干脆地回答：“不可！”秦二世又哀求：“愿得一郡为王。”阎乐还是说不可。秦二世又说：“愿为万户侯。”还是不行。秦二世只好说：“那就让我带着老婆回去当普通百姓吧！就像各位公子一样（‘比诸公子’，《史记》一不小心又露一马脚，胡亥其实并未屠杀诸公子，而是让他们当了普通百姓）。”阎乐说：“我受丞相之命，为天下诛足下，足下再多说，我也不敢汇报。”秦二世无奈，只好自杀，死后以平民规格葬于宜春苑（今西安曲江池南岸），在位仅三年，享年二十三岁。
秦二世崩后，赵高宣布现在秦国已经非常小，不宜再称皇帝，让秦始皇之侄（有史料称是其弟）子婴重新即秦王位。子婴对这个祸害秦室的奸臣恨得咬牙切齿，虽然他无法用正当方式免去赵高的权柄，但他至少还是个人，可以刺杀。赵高没想到君王也搞刺杀，被子婴轻易得手。子婴诛杀赵高三族，重新振作，继续抵抗刘邦，然而大势已去。秦军再败后，子婴封存皇帝印玺，向刘邦投降，秦王朝正式灭亡，持续仅十五年。
前进道路上的曲折
秦二世此人，无论是政治还是人生都堪称悲剧，后人常批评他昏庸，贾谊甚至痛骂其“人头畜鸣”。但这些批评都是相当苛责的。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历史，又有谁能够漂亮地走过那一道历史难关呢？
秦二世从头到尾都是赵高的一枚棋子，他到底有多昏庸？能流传下来的说法无非两种：一是赵高的说法，二是汉朝人的说法，谁能为他说句好话？而秦国这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要直接推广到全国本身就不现实。虽然有些人强调楚怀王的联军是为了推翻秦朝暴政，但本质上他们是为了恢复六国旧秩序，这其实是开历史的倒车。但也必须承认，历史进行到这里就应该有一个回旋，一项全新的社会制度很难顺理成章地取代旧制度，前进道路上必有曲折。秦二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杯具，却遇到历史长河中这个回旋的巨浪，注定只能被彻底淹没。
秦朝二世而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过于严格和程式化，不懂得变通。比如秦国规定前往边境的戍卒须在三天内赶到，迟到者杀头。这在统一全国前的秦国范围内是可行的，但统一后仍要求为三天就不现实了。陈胜、吴广正是无法用三天跨越中华帝国广袤的国土，赶到遥远的边关，那就只好造反了。国家规模的突然变大还只是表象，更本质的是纳入了原来的六国，使秦廷治下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秦廷却没有作出相应调整，仍然坚持原来的管理方式，这必然产生悲剧。秦国本身是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也确实应该推广，但在具体执行时操之过急，推广失败。不得不说，这也是秦二世失败之处，他未能塑造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国家风格来适应历史前进的现实需要。
而下一位太宗，他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贤主之一，他的王朝国祚四百余年，他的国号成为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可以说，他不但塑造了一个王朝的风格，更塑造了整个汉民族的悠远气韵和民族性格。
第三篇 文景之治，大汉天威——汉文帝刘恒
太祖建国，三足鼎立
没错，汉朝刚刚建立就三足鼎立了。但这不是指三个国家，而是三股势力。
反秦联军推翻统一的秦王朝，将中国拖回了分封社会。但中国特色封建社会这艘巨轮一旦起航，又有何人能够阻挡人类最大民族开往下一个社会形态那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尽管贵族们想要分封，但人民还是认为统一帝国更好，最终汉王刘邦击败楚王项羽，击破了先秦旧贵族的军事力量。汉高帝五年（前202），刘邦以秦制建立了统一的汉帝国，在长安即皇帝位，即为汉高帝。刘邦庙号是太祖，谥号高皇帝，是标准的开国皇帝谥法。五代十国有一位英雄刘知远建立后汉，他的庙号才是汉高祖。后人偶尔会将汉高帝别称为汉高祖，认为这是刘邦的庙号，以讹传讹了。
在建国前，刘邦为了击败强大的敌人，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我所用，为了争取英布、彭越等几股势力的支持，刘邦承诺建国后可以分封他们，甚至在建国后还分封几位皇子为藩王，镇守外藩，但这绝不等同于先秦分封制。
首先，汉朝虽然分封了国土给藩王，并给予了组建军队、征税等权力，但并未明确其国民的隶属关系，民众也都已经认同自己是汉帝国公民，而非哪位藩王的私有财产。没有这个社会基础，所谓分封不过是华丽的空中楼阁。
其次，这种分封显然是权宜之计，局势稳定下来后，汉廷就开始削藩。汉高帝末年，汉廷铲除了除长沙王以外的全部七家异姓藩王，仅保留九位汉高帝的儿子为王。长沙王也一直与汉廷相安无事，传五世后无嗣而终。汉高帝召集群臣杀白马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缩小分封的范围，尽管尚未彻底铲除分封，但方向非常明确。
可以说，汉代的政治特征是：门阀贵族仍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已经失去了正式的形式和社会基础，虽然事实存在，但重要性已经开始下滑，社会快速走向公民社会。
汉高帝十二年（前195），汉高帝驾崩，在位八年，在他身后留下了皇帝、功臣、后族三股主要的政治势力。
理论上讲，皇帝占据了法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是帝国的主人。但皇帝脱离基层，所有政令必须通过多层传递，其实很容易被架空。而且相对于后两者，皇帝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个人的力量毕竟很难与团队抗衡，这一方理论上最强，实际最弱。在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平行化多向循环增量反馈系统集成式帝国下，想建立西方小国寡民的绝对君主权威，其实和直接民主一样是很不现实的设想。而功臣和皇帝相反，理论上不占据任何主权，但各位功臣总会培植起自己的一派势力，分别占据要害部门，掌握实权。功臣集团的弱点在于各位功臣没有固定联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有竞争和牵制，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关系。这一方政治势力若能成团队则最强，反之则最弱。而后族则介于两者之间，在法理和道义上都有一定支持，人数也较多，可以形成团队，实力强于皇帝，道义强于诸臣，但反过来也可以说道义不如皇帝，实力不如诸臣。
在这三方博弈态势下，扬长避短最为关键。皇帝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最大的优势是道义。汉高帝提三尺剑，斩白蛇起义，推翻暴秦，翦灭诸侯，建立大汉，威震天下，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但他死后继位的皇帝显然没有这么强大的道义力量，年仅十七岁的皇太子刘盈继位，史称汉孝惠帝，高皇后吕雉为皇太后摄政。
吕后从实力上压制皇帝，从道义上压制诸臣，并大力提拔吕氏族人，形成强大的吕氏后族势力。吕后为控制皇帝，对亲儿子汉惠帝实施高压。关于这位悍母是如何从精神上虐待亲子，诸如请他观摩将戚夫人虐杀为人彘、强迫他娶自己的外甥女当老婆之类，要讲清楚可以另写一部专著，这里就不多讲了。已是成年的汉惠帝本来颇有志气，很想将汉朝建设成一个伟大的帝国，然而在亲妈的包办下，终日以泪洗面，更无从过问政事，最后只能将自己放逐到声色享乐之中，在位仅七年便驾崩，享年二十四岁。之后吕后立皇太子刘恭为帝，史称西汉前少帝，吕雉晋为太皇太后。四年后，吕后废黜前少帝并处死，立惠帝另一子常山王刘弘为帝，史称西汉后少帝。四年后，吕后驾崩，她的十五年统治终结。客观地说，这十五年宫闱之事不足称道，但社会发展其实还不错，尤其是萧何、曹参为相，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被视为贤相典范。这一段时间经历了三个皇帝，但太史公认为这三个都不是真皇帝，在《史记》中没有为他们撰写本纪，而撰写了《吕太后本纪》。应该说吕后的统治还是比较成功，各派势力表面上没有发生冲突，但这全赖于吕后这个兼掌道义与实权的人来维系，她死后各派必然失去平衡。
脆弱的权力真空
汉高帝驾崩前一年，身体极度虚弱，吕后其实已经开始摄政，铲除了汉初三大功臣：韩信、英布、彭越，震慑天下，剩下的功臣陈平、周勃等不得不臣服于这个强势的女人。
吕后虽然强势，但经过十五年苦心经营，吕氏后族仍没能做到扬长避短。皇帝虽然被压制，但名义上的帝位并未被篡夺；功臣们虽然暂时臣服于吕氏，但声威犹在，丞相、太尉等要职仍由王陵、陈平、周勃等把持，吕氏族人仍然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
吕后曾打算让吕氏族人封王，右丞相王陵非常正直地说：“当年高帝杀白马盟誓，非刘氏不能王，我们现在不能违背。”但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说：“当年高帝定天下，便让刘氏封王。现在太后称制，让吕氏封王，有何不可？”吕后听了很高兴，罢免王陵，重用陈平等人。散朝后王陵悲愤地说：“当年大家和高帝歃血为盟，现在高帝不在，你们就违背盟誓，死后有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陈平回答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正直的当面争论，我们不如先生，但保全社稷，安刘氏之后，先生就不如我们了。”王陵沉默不语。陈平等通过这种办法保全了功臣集团暂时不被清理，吕产、吕禄等虽然获得王侯虚名，甚至掌握了驻京禁军，但仍未能染指丞相、太尉之职。
而陈平和周勃作为功臣集团的巨头也越走越近，曾互赠五百金为礼，明确为牢固的同盟。吕氏本来掌握实权，诸臣也不敢公开反对太后，但吕后为吕氏封王，突破了汉高帝定下的非刘氏不能封王这个底线，恰恰促使诸臣联合起来反对她。
大臣这个阶层自古便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集团，皇帝、人民或者其他势力都只能用道义来压制，使他们不能联合。只要他们掌握了道义或者联合起来，绝对没有任何势力能抗衡。吕后分封吕氏已经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现在他们要等的只有最后一件事：吕后驾崩。因为吕后毕竟是名正言顺的太后，相当于国君，暂时掌握着道义，但废除了分封世袭制，她不能再将太后身份移交给其他人，所以她一死，吕氏掌权的理论依据便消失了。
汉高后八年（前180），吕太皇太后驾崩，享年六十一岁。她临终前以赵王吕禄为上将军，掌握南军；梁王吕产为相国，掌握北军；以吕禄之女为皇后，并告诫他们：“大臣们都不服吕氏封王，一定要据兵卫宫，不能离开皇宫为我送葬，始终掌控好小皇帝，以免被人所制。”汉军的北军拱卫京师，南军卫戍禁宫，总兵力七万，掌握南北两军便是以武力控制了汉宫。
然而天下大势岂是一句遗言可以控制。吕后一死，刘氏皇族必然要设法铲除威胁到皇位的吕氏，功臣集团也要消灭侵占了他们政治利益的吕氏。更由于有了违背白马之盟这个重大理由，两派自然而然地联合到了一起。
打响革命第一枪的是朱虚侯刘章。刘章是汉高帝庶长子齐王刘肥次子，一直是皇族的鹰派代表。刘章二十岁时，曾有一次吕后宴请宗室和外戚，请他当酒吏。刘章说他是武将之后，请以军法监酒，吕后随口就答应了。席间刘章和吕后探讨耕田，刘章说：“深耕密种，留苗稀疏，不是同类，坚决铲锄。”吕后听出话外之音，沉默不语。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