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山军-第5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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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租界也应借此收回。”胡宗玉中将接话，“汉口发生了针对日本侨民的暴力事件，是民众怨气的一次爆发。如果不是国柱老哥在山东打的漂亮，日本人早就抓住此事不放了。我建议除了收回天津，将汉口、杭州等日租界全部收回来。”
西南军区司令官蓝心治发言道，“山东大捷的消息令西南诸省民众极为振奋，要求参军的人数比往年多了数倍！同时引发了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的仇视。张澜等社会名流托我向司令建言，应彻底收回我国失去的权益。但我考虑，列强多年来的对华政策都是联动的，我们对日本的动作大了，会引起英法等国的不安。司令刚才已经谈到了底线问题，我们对此应有最坏的估计。”
“蓝司令说的很是。”司徒均肯定道。
龙谦微笑着对蓝心治说，“心治长进不少啊。能看到这个问题很不错。关键是军队，如果我们还能打出几个山东大捷，我就没这么多的顾虑了。可是不行啊，山东一战，把我们的家底打光了！老宋（宋晋国）给我的报告我压下了，没有批转各位。说实话，这个仗，我们也打不起了。”他转向了海军总司令方时俊，“时俊，你的潜艇还剩多少？”
方时俊摇摇头，没有说话。战前成军的潜艇部队在收获了令世界瞩目的战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已经战沉7艘，因故障沉默2艘，因基地被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封锁，得不到维修补充的潜艇部队实际上已经失去战斗力了。
“海军打的好！时俊指挥的也好！另外就是航空兵，山东战役展示了飞机的巨大威力，应该不会再有人反对发展航空了。但空军也精疲力竭了，情况我基本清楚，航空兵主力调出战场休整是正确的。”龙谦将目光转向商凤春中将，“战后，我们要大力发展空军，这是第一位的，陆军要让一让了。”他停了片刻，“这次召你们来，除了讨论战争的收尾问题，还想就国防战略进行一次研讨。总的想法是抓住欧战的机会，在发展经济，增强国家总体实力的大前提下加速发展我们的军备。我们究竟需要多少个师？如果我们加入欧战该如何办？部队现有的编组方式是否适应现代战争？各兵种的比例是否恰当？都要讨论。在此之前，我还想让你们几位司令官去趟山东，实地考察一下战场，对你们管军治军是有好处的。哦，对了，这次从西南调的第2师，从东南调的18师，从卫戍区调的第1师，都打的不错。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反映出我们在训练及装备使用上的不足。你们去山东后要注意多收集失败的战例，大部分时候，失败才是真正的财富。提醒你们吧，就火力的密度而言，山东战役是国防军成军以来最强的，但比起欧战战场就小巫见大巫了。不要沾沾自喜！好了，刚才大家提了好些好的建议，我很满意。蒙山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国家最值得信赖的终极力量。难得我们这些老战友聚在一起，我已经安排欧阳准备晚宴，我们这些老兄弟好好喝一杯，不醉不归！”
很少与老上司聚会的司令官们兴奋起来。
第五节杨度
中国人可以等，日本人却等不起。昌邑、高密两个包围圈里的日军更等不起。即便是暂时安全的猬集于胶州湾南翼的日本第9和第11师团（11师团已接替第9师团的防线）的耗费也够日本喝一壶的。
勤政殿会议前，朱尔典就催促中国尽快表态。站在英国的立场，他们不愿意日本被严重削弱。毕竟日本与英国有着盟约，而且在这场与德国人的生死对决中，日本已经站到了英国一方，而中国尚在摇摆之中。
11月3日，受到林权助催促的朱尔典和芮恩施再次拜会了唐绍仪，希望中日双方尽快展开正式的谈判。朱尔典说，日本登陆部队没有任何行动足以表示了日本对于和平的诚意，希望中方注意到这一点。
唐绍仪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同意用和谈的方式结束战争，但如何结束？山东战场上两军尚严重对峙着呢。其次，战争的责任问题必须澄清，这是一场日本公然违背公理正义的侵略战争，不讲清这一点，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第三，战争的善后问题。山东战役进行了一个多月了，造成了中国军民巨大伤亡和财产损失，这笔账必须清算。
“既然是日方求和，总应该有个章程吧？”唐绍仪现在可以挺起腰杆了，外交并无神秘，前方的仗打赢了，谈判就变得容易的多。
俄国拒绝了调停，他们对日本遭受失败感到快意。尽管现在大家都是协约国的战友了。但日俄之战的仇恨并未消除，廓索维茨自然没有加入到以朱尔典为首的调停小团队来。朱尔典看了看坐在另一边的芮恩施，希望芮恩施先说话。
“具体的条件可以直接与日本谈。”芮恩施是接到布莱恩国务卿的指示参加调停的，美国政府对于日本惨败乐观其成，假手削弱日本是美国政府的战略目标，可惜这场战争对于实力强大的日本海军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那好吧。难道日本不派一个代表团来吗？”唐绍仪终于表态愿意与日本正式接触了。
被龙谦批评后，方声远迅速组织了外交、财政、民政、工业、交通等部门研究了谈判要点。特别征求了参议院杨度议员的意见，对于龙谦在勤政殿会议的“发难”，方声远感到委屈，因为龙谦并未通知勤政殿会议要他汇报谈判的方案。有些突然袭击的味道。之前只是说要研究。还召回了各大军区的司令官们。方声远以为龙谦像原先一样，会用一次颇为“自由”的会议来充分讨论，然后形成集中的意见，谁知道他突然便问政府系统呢？近一年来。方声远感到龙谦有了很大的变化。自己这位倾心追随的“主公”变得莫测高深。越来越有玩弄权术的倾向了。但冷静想，外交部是自己管辖的部门，对于战后问题。至少外交部应当牵头研究一个意见。反对军人干政，政府又不主动作为，确实有些说不过去。总不能让军队出面跟日本谈善后问题吧？想到这点，方声远又舒服了一些。
妻子赵陶对于政治有些天赋，曾经私下对他说过，就蒙山军建军建政而言，其实你的功绩并不突出。就算在龙谦率军南下后镇守山东的功劳，也不好说你就比方时俊和叶延冰大。之所以在建国后坐上了现在的位子，主要是因为他手里严重缺少出色的文官，北洋系有，但不太好用，而且也不被军队系统所认可，至少你还算蒙山军出身嘛。其实方时俊完全可以弃武从文的，此人却去搞什么海军，便宜你了。
方声远承认妻子看得很准。的确，在建国之前，自己没有太值得夸耀的功绩。因此政府也就没有资格跟总统叫板，只能屈从于总统的威压了。
现在龙谦让政府主导与日本的善后谈判也不是坏事。建国后几年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鼓舞了方声远的信心，他更希望就此与日本缔结长久的和平。战争对经济的摧残太严重了，好在这次山东的精华地域并未受到影响，破坏有限。但根据民政部和财政部的估计，战前追加的预算是肯定突破了，导致了今年的财政赤字加大。这是没办法的事，好在战争打赢了，至少可以从日本人那里捞回一些损失。
日本会是什么态度？方声远找来了杨度咨询。此人对于国际局势有些独到的研究，尤其是对日本。方声远认为杨皙子大才槃槃，可以重用。曾有意让其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杨度也曾对他表示过愿意承担一些实际性工作。但龙谦却对此人不那么有兴趣，说此人是战国策士一类的人物，空谈误国，甚至比不上端方之流。所以曾在宪法制定及司法部“帮忙”的杨度一直没有获得实际的权力。留在国会系统，虽然清要，但却没有什么实权。
杨度分析了大隈重信内阁下台的原因，认为山县有朋为代表的藩阀势力迫于压力的让步很勉强，按照他的理解，山县有朋在这次日本政局巨变中的表现似乎不那么正常。其中究竟有什么猫腻，他也说不清楚。杨度肯定地说，西园寺虽然是元老之一，但其威望根本不能与日本陆军的代表人物山县有朋相抗衡，根本不能与伊藤博文相比。据说伊藤病体沉重，伊藤退出政坛，怕是无人可制山县了。
杨度认为西园寺内阁的上台对于限制日本军部势力有作用的，对中日和平是有利的，所以我国应当促成西园寺内阁的稳定执政，因而不应在战后问题上过于逼迫日本，从而导致军部势力的反弹。
杨度对方声远说，纵观各国政治，特别是东方各国，军方与文官系统的斗争是普遍的。军方主战却是祸国，文官主和却是爱国。中国孱弱已久，好不容易获得建设良机，绝不应穷兵黩武。打仗牺牲的是下级官兵，获利的是高级将领。比如封国柱将军立此大功，怕是要升元帅了吧？这就给那些追随总统的大将们一个提示，要想升官，非打仗不可。但扪心自问，我国的国力真到了纵横亚洲无敌的地步了吗？如果逼得狠了，必然导致日本政局的再次巨变。对我国并非好事。全面分析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我不敢说我国已经压倒了日本。至少在工业基础和国民素质上有差距。
方声远认为杨度的看法是对的。
方声远在勤政殿会议后动作很快，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由外交部统稿，拿出了一个和谈纲要。包括用庚子赔款尾款抵扣战争赔款、收回汉口、广州、沙市三处租界（上述三地日资全部没收）、日本公开向中国道歉等三大内容。但没有涉及公开惩办战争罪犯。
核心是赔款。
庚子赔款日本占比为7。73％。合计白银为3880两，自1902起，十三年间。以海关银和盐税为抵押，业已偿还1190万两，尚余2690万两，按照华元汇率（跟日元大致相当），大致是2700万元。汉口等三地日资尚无准确数字，估计最高不过300万元，合计为3000万。
跟预计的战费支出至少有5000万以上的差距。
这个数字是方声远定的，曾遭到周学熙和段祺瑞的质疑，认为这样太便宜日本了。但方声远问及日本的财政是否可以承受8000万元或者更多的赔款？周学熙反问，当初日本在马关逼迫我国在割让台湾等地外赔偿两亿两白银，日本在内的列强在辛丑年逼迫我国赔偿三亿两白银，何尝考虑过我国的支付能力？
方声远认为，收回三地租界，免除每年约104万华元的庚子赔款也可以了，逼得太紧，导致日本的强烈反弹，就像当年日俄战争，一分钱拿不到，我们岂不太亏？
方声远实在是不想让战争继续下去了。
11月3日晚，方声远照例先让秘书打电话给海晏堂，然后带了唐绍仪去向龙谦汇报政府的正式意见。
一般人认为，总统和总理都居住在西苑，应该是日日见面才是。总理要面见总统，哪里需要先电话请示嘛。错！实际情况是，他们这些位居最高层的大员们彼此来往极少，除了重要的公务外，一般公务上的意见交流都是通过公文和电话进行的，更不要说是私事了。海晏堂作为总统临时官邸，很少有人因私事拜谒。可以随意进入海晏堂“串门”的人极少，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这类人不是以官职划分的，而是与龙谦的私交。在1914年，龙谦就任总统的第五个年头，可以不经通报进入海晏堂的只有陈超、陈娴、欧阳中、李文秀、大卫、张远哲等数人。陈超、陈娴不必说了，欧阳中是总统办公厅主任，算是日日见面的“大总管”，李文秀是鲁山遗孀，已迁居山东老家，平时不来北京。美国人大卫。狄文身份最为特殊，半公半私，一度时间还兼着振华的英文教师。如今大半时间在美国打理华美机械的商务，很少见面了。只有一个《中华报》记者张远哲特殊，1909年龙谦进京后认识了张远哲，成了朋友，特意交代办公厅，张记者前来不需通报。其余人便如王明远、司徒均、江云这样的绝对心腹，来海晏堂汇报请示工作也是需要提前约定的。去年东南军区司令官叶延冰上将来京，还被警卫挡了驾，搞得叶上将很不高兴，但事后龙谦也未给连襟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这一套制度建立的始作俑者正是欧阳中。其中利弊龙谦是清楚的，他算是明白了之前所不懂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什么是“孤家寡人”了，总统不是皇帝，但绝大多数国人眼中，他这个总统就是皇帝。只要他“金口”一开，没有办不成的事。所以建国后来海晏堂找他的老部下极多，搞得他不胜其烦。叙旧呢没有时间，私事相求又不能轻易答应，于是只好指示欧阳中把好门禁。不愿意见的人就被欧阳中挡驾了。为了不使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见怪，龙谦只好定期不定期地请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