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山军-第5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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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为准将以上高级军官订制的军礼服受到社会特别是青年们的热捧。海蓝色呢子面料。挺括的式样佩上金光灿灿的肩章、领花以及挂在左胸显示军龄资格的勋历牌显得极为威武庄严。国防部宣传局设计的军衔标志有两种。一种是礼服性质的，另一种是作战训练服。礼服军衔用肩章区分，将军级的肩章以缀有金色的国徽和金星，准将为一颗星。少将两颗星。中将三颗星。上将为四颗星。作训服的军衔则标在领章上，取消了硬板式肩章。另外，军衔也区分了军种。礼服在领花上区分，用枪支、小炮、斧头等造型区分步兵、炮兵、工程兵等不同军种。作训服在袖口饰线上用颜色予以区分，红色为步兵，黑色为水兵，黄色为炮兵、蓝色为航空兵、咖啡色为骑兵、绿色为后勤兵、橙色为通信兵、灰色为工程兵……军衔制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青年学生的参军热，据统计，当年报考各类军校的人数翻了两番之多。
少将以下军官的授衔工作由国防部组织进行。参加怀仁堂授衔的中将以上高级军官缺席四人：上将石大寿主持东北军务请假未至，中将蓝心治、曹锟、吴念因军务紧张请了假，蓝心治与曹锟在谋划向西藏的进军，吴念因新疆局势不稳，均未出席极具意义的授衔仪式，引为终身遗憾。
龙谦带王明远、商凤春亲自将元帅证书及军服（含肩章、领花）送至鲁山遗属李文秀家中。
鲁山牺牲后，根据龙谦的安排，李文秀携独子鲁大勇回到了北京，李文秀及鲁山的母亲（其父已过世）被安排住进西苑，鲁大勇也被安排进入小学念书，跟龙谦长子龙振华编在一班。
龙谦对李文秀说，“这是鲁山应当获得的荣誉。他虽然牺牲了，但他永远是国防军的元帅，军史上永远有他的地位。这些东西你保存好，传给后人，让他们永远记住祖先的荣光。”
鲁山身后极具哀荣冲淡了李文秀的悲伤，她很感谢龙谦及丈夫生前战友们的关怀，“鲁山跟对了人。如果不是跟了司令，他哪有今天的风光？”
“不。荣誉是鲁山自己打拼得来的。鲁山阵亡于唐努乌梁海对于国家，对于我们这支年轻的国防军都是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他的牺牲，我有责任，他的部下有责任，他自己也有责任。我们的高级将领还不完全适应时代的变化，身先士卒是应该的，应当提倡这种精神，而不是错误的做法！范德平严厉处分了相关责任人员，我认为是对的！那个石年奎本来是可以授准将的，但只授了上校，就因为他对鲁山的阵亡富有严重的责任！这种事情以后再不能发生了！文秀啊，生活上，国家和军队会帮助你的，带好大勇，让他成为有用之人，将来接他老子的班！”
授衔的背后是对军队系统功劳的肯定和褒扬。1911年全军大授衔留给了后世研究蒙山军史的人们无尽的话题。不仅研究他们的军衔，而且排名前后也成为了专门研究的课题。一些人明显低授了，身为总联勤部长的宋晋国本来是有资格获得上将军衔的，最初的评定也是准备授予这位蒙山军后勤体系奠基人为上将的。但本人认为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坚辞上将不就，结果被低授中将（排名中将第一）。授予少将军衔的杜三立时任第1师师长，以第1师在全军的地位以及他的职务资历，授予中将是完全可以的。毕竟同为师长的曹锟、冯国璋、张作霖、黎元洪等“降将”还授予了中将嘛。但杜三立只被授予了少将（排名第一）。有人说是杜三立在西北杀人太多，中枢顾忌西北各民族的情绪才低授了他军衔。为此杜三立很是不满，扬言不戴军衔。
宋晋国让衔之举受到龙谦的高度称赞。认为在高官显禄面前最见人性。宋部长就是全军的一面镜子，认为自己的军衔授低了的，那些因为授衔而闹情绪的，哭鼻子的，去和宋部长比一比，不觉得丢人吗？杜三立当然受到了龙谦的严厉批评，他让西北军区司令官吴念转告杜三立，不戴可以，连军装也给我脱掉！
第三节不是尾声的尾声
国防军授衔结束后，根据国防部及总参谋部的指令，一批中高级军官离开部队进入济南军事学院高级班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短期进修。名单经过了龙谦的审定，总计41人，军衔最高的为少将，最低的为中校。
这批军官来自各大军区，在赴济南受训之前，全部抵京接受总统的召见和训话。
2师6旅旅长程建国准将是其中一员。4月14日，他跟2师受训的3名军官一同来到北京，能够见到总统，并且能够很快见到家人，令程建国很是兴奋。
同行的3名军官职务均低于程建国。对于参加过西沽之战的程旅长，他们没有不服气。西沽之战是国防军极为重要的一次对外作战，就规模而言，不过是千余人的一次野战对决。但其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参加过西沽血战成为了国防军内的一种资历，就刚刚获得上将中将的国防军柱石人物中，一大半都参加过那场战斗。
但那3名旅团级军官（一名副旅长，两名团长）却不晓得程建国与总统很熟悉。
当他们参加了西苑为他们举办的欢迎宴会，龙谦握着程建国的手聊起了家常，龙谦谈到了两个月前与其父的会面，批评程建国没有让妻儿省亲并要求他在学习之余一定回去看望父母。那3名同事才晓得程旅长来头极大。
而程建国也见到了昔日的同班战友，如今一样担任了主力旅旅长的阎树林准将。俩人愉快地谈起了当年伏击捕获快马陶三的情景。当时俩人不过是副班长和战士。如今双双迈入了将军行列。
龙谦设家宴请了当年的几个老部下，其中就有阎树林、程建国和黄锦辉。阎树林是山西人，算龙谦的老乡，而黄锦辉和程建国都是在郑家庄老根据地参军的，彼此很熟悉。
龙谦详细问了部队的装备、训练及军心士气，对几个老部下说，你们是第一批，对于中高级军官的培训要成为常态。什么是常态？就是家常便饭。部队的装备在更新，战术也要及时更新。你们要忘记自己的职务，像真正的学员一样将老师教的东西学到手。未来的战争方式跟过去不一样了。不仅和我们战西沽、反李纯围剿不同，跟前年的反清战争也有了很大的区别。不能追踪最新的战术，不能适应新装备下的战争模式，那就一定会打败仗。所以你们要虚心学习。不要摆谱。更不要自以为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准将上校们是蒙山军的中坚力量。有着不可估量的光辉前程，要珍惜荣誉，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等你们结业了，可能会给你们换新的单位，到新的部队去，也可能来总部任职。国防军将领的调动要成为常态，一个人总在一个部队搞不好，要五湖四海才行。
龙谦跟几名老部下合影留念，还给每个人赠送了一套他精选的书籍，让他们认真阅读，深刻理解。
国防军大授衔的热议尚未结束，与日本的外交风波又起。4月17日午间，国安总局在外国人云集的六国饭店拘捕了一名叫松本清一的日本武官以及与其交谈的一名中国人，松本清一被强行带走。
日本大使伊集院彦吉当日到外交部进行交涉，抗议秘密警察粗暴限制日本外交官（松本是驻华武官，少佐军衔）人身自由的行为，要求中国方面立即释放松本少佐并正式道歉。否则，引发日中关系巨变的责任必须由中国方面承担。
接待伊集院大使的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王正廷。王正廷并不清楚事情的真相（国安总局并未知会外交部），不敢怠慢，立即到西苑找到正在总理府议事的唐绍仪，报告了情况。
唐绍仪很生气，马上打电话给国安总局，责问为何拘捕有正式外交身份的日本人。江云没有接电话，电话是局本部五处（反间谍处）处长韩策接的，韩策说人犯正在审问，已有确凿的证据。
一直倾听两人通话的方声远骂了句鲁莽。
唐绍仪想，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就抓人家的外交官就不是鲁莽了，简直是挑衅。就算对方的武官参与了间谍活动，但人家毕竟是正式的外交人员，国安总局如此做事不是为好不容易打开的外交局面添堵吗？
“少川兄，请你立即回去坐镇吧。这个江云，简直不把政府放在眼里。我这就去海晏堂见总统。我们电话联系，千万不要让事态扩大。”
方声远郁郁不乐地去了海晏堂，正好江云在向龙谦汇报工作。见总理进来，江云便从头将针对日本外交武官刺探我军装备的案件报告了一遍，方声远吃了一惊，向松本少佐提供情报的竟然是国安总局控制的密谍，其人确实是联勤总部的现役军官，奉联勤总部首长的命令配合国安总局的工作。现在，有关日本外交武官刺探我军军情的铁证已被掌握，不仅有两人接头的照片，而且有松本少佐索要情报的手写清单。
方声远松了一口气。随即又感到了担心。国安总局显然是在下套，设了陷阱网住了贪婪的日本人。
“鸣皋不必担心。中华共和国不是满清政府，由不得他们肆无忌惮了。这件事交给唐绍仪按照外交惯例办即可。”龙谦看出了方声远的心事，冷笑一声，“日本人坐不住了，他们被新中华飞速发展感到了担心。如果不敲打敲打他们，他们还以为我是慈禧呢。”
“总统，我们搞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
“是的。但和平发展的环境不能靠人家赐予。必须用大炮来争取。我知道日本的综合国力超过了我们，但也不要害怕。现在不是庚子年了。日本人很现实，至少他们的政治家很现实，绝不会因为小小的外交事件而发动战争的！他们外债缠身，日子并不比我们好过。而且，你要明白，中国从人口资源诸多方面都远胜日本，之所以甲午一战败北，是因为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能够洞察局势和凝聚军心民意的中央政府！现在情况不同了……他们很清楚，海上我没办法。但陆战嘛。就算他倾全国之兵而来，也未必能讨了好。”
果然，当外交部向日本使馆出示了松本清一的相关证据后，日本人沉默了。秘密的交涉不为人知。4月19日晚。松本清一少佐在被拘押两天半后释放。随即被遣返回国。松本清一少佐成为了第一个因“从事与其身份不合的事务”被驱逐出境的外交武官。
松本事件使得本来就冷淡的中日关系更加趋冷。正在进行的原油出口商务谈判被中方叫停。随着山东油田的稳步扩产，中国有了一定的原油出口能力。严重缺油的日本当然希望就近进口石油，那样可以节省巨额的运输费用。从1911年初春。日本政府就派出了一个由大藏省牵头的商务代表团赴华商谈购买石油事项。日本希望中国用石油抵顶马关及辛丑条约所欠日本的战争赔款，障碍主要在价格上。但由于松本事件的发生，中方终止了该项谈判。
日本驻华大使伊集院彦吉在4月26日结束了驻华大使的使命，另一名老资格的外交官林权助接替了他的职务。驻华大使的更换是否因为松本事件的影响不得而知。伊集院彦吉在回国后向内阁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就新中华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做了全面的阐述。算是对新中华做了一份全面的诊断。
伊集院彦吉认为，龙谦集团在借助美国专项贷款已经成功稳定了经济，未出现帝国预料的经济崩溃。其币制改革的顺利实施和新华元的成功上市是最显著的标志。经济的稳定标志着龙谦集团真正掌控了中国局势。所有公开的、潜在的反对势力已溃不成军。随着蒙山军对遍布全国的土匪的严厉清剿，公开的武装反抗势力基本被消灭。估计有不少于十万人被杀。传统的帮派会党势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连运行了不少于二百年的洪门也被取缔了。
目前，中国国内尚无一股足以对蒙山军军政府构成威胁的力量。唯一的动乱产生于龙谦集团强行推行的旨在剥夺地主土地的《土地法》，直隶、四川、安徽、福建以及浙江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骚乱，骚乱正在受到镇压，一些认为执行《土地法》不得力的官员被撤职和警告……蒙山军军政府敢于启动议会的中期选举，足以证明其对局势掌控的信心。
在经济方面，蒙山军军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及交通振兴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