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山军-第50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糊的。
龙谦的话里有开玩笑的成分，但其凝重的神态却让方、洪二人笑不出声。
龙谦知道。蒙山军原先那一套“军事共产主义”制度肯定不行了。跟随他打天下的元勋宿将们要求享受胜利的果实，职务是一方面，待遇也很重要，如果不给待遇，必然导致大面积腐败的发生。
但是，薪酬问题却不是单独存在的，其牵连甚广。
第一，政府的机构设置及职数问题。政府刚组建，就出现调整机构设置的呼声。龙谦知道，治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十几个部局肯定是不够的。比如周学熙的工业部，将来肯定会派生出若干分工更细的部局出来，但眼下却只能如此，尽量压缩部局的数量。同时尽量精简公务人员。也就是精简职数。
第二。公务人员职务消费问题。大部分人尚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但龙谦是清楚的。如果开始不定好规矩，以后就不好处理了。如何确定公务人员的非薪酬待遇。直接决定着薪酬水平的确定。
第三，公务人员的薪酬确定原则。走不走高薪养廉之路？就历史而言，宋朝的公务员待遇是极高的，廉洁指数究竟如何，龙谦也说不准。明清两代公务人员的账面工资却极低，比如清朝总督是从一品大员，薪俸却只有180两，而且是年俸。这不是开玩笑吗？在北京办一桌上档次的宴席，如果席面上有鱼翅熊掌一类珍肴，没有三十两白银下不来。一位类似于共和国大区司令官的高官，一年的薪水就吃半桌好菜？所以，贪污是必然的了。所以，才出现海瑞那样极端的清官，连吃一次肉都成了官场新闻。清代雍正朝之前，官员“正当”贪污的路子主要是火耗银子，火耗的水平基本看出当地主官的廉洁程度。所以，锐意改革的雍正帝才推出了火耗归公的政策，杜绝了官员对百姓的公开盘剥。同时推出了养廉银制度，等于承认官员的薪俸太低了。如两江总督，一年的养廉银就高达27000两白银，是其正常薪水的150倍！
共和国当然不能走清朝的旧路。
在建国之前，龙谦正式委托方声远牵头研究制定公务人员薪酬问题。为此，龙谦召集了军委会各局主要官员开了一个专题会，讲了他对机构设置，职数确定以及薪酬问题的基本原则。
当时他便委托王士珍做一个专门调查，调查什么？就是历史上各朝各代百姓与官员的比例问题，他承认自己读书不多，对于这方面的知识基本为零，但隐约记得一个资料上说西汉的官民比例是最低的，大约九千名百姓才奉养一个官员，之后就越来越不堪了，满清是多少，不知道。需要专门的人员查阅资料。
龙谦说，今天我讲三个问题，第一是薪水问题，第二是编制问题，第三是职务消费问题。
先说第一个。官员的薪俸来自税收，税收来自百姓，所以官员的数量和薪俸水平牵连甚广，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活。与其让官员低薪过苦日子，然后养一帮人监督官员，不如直接将薪水定的合理一些。合理是多少？济南的大学教授月薪300元，中小学教师月薪100月或者更多一些，什么级别的官员可以比大学教授？济南的工厂多，据说技术工人可以拿到30～50元，而一般的小工，大概在10～15元。好几年没有去了，不知道这个数字确切否。我说这些，就是一个参照物的问题。中级官员不能高于大学教授，下级公务员不能高于中小学教师，这个原则希望你们考虑。高级公务人员，比如我这个总统该拿多少钱？大概让做具体方案的人感到不好办，我说一个标准好了，20倍！什么的20倍？就是普通市民收入的20倍。这是一个上限，很可以了，不能再高啦。我的薪水大概是系列中最高的，确定了我的，其他的就好办了。
第二个是编制问题。要特别注意压缩编制，你们或许不信，我说一个预言，编制总是要膨胀的，一直膨胀到老百姓承受不住，大家一起完蛋。所以，我们这些奠定共和国最初基础的人，要目光长远些。一个字，就是紧。机构编制要从紧。能用一个人的，绝不用两个人。副职的职数，原则上不超过两个，能不设的就不设，能用一个的就不用两个。我的意见，政务院在出台公务人员薪酬标准前，应当先将政府各部机构框架确定下来，搞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出来，不仅指导中央部局，也管各省。不然不好办。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编外”人员的问题。据说朱元璋曾因为江南某县一些不在编制内的公务人员大发雷霆，杀了好多人。朱洪武是苦出身，晓得百姓奉养官员的难处，编制外的官员吃的也是皇粮国税。要严禁出现这种现象。许公持的警察厅就叫唤人手不足。希望开一个口子。允许他招募1200名编外警察，邓市长向我报告，我没有同意。这个口子不好开。一开就不得了。不信你们去问一问专家，看历史上有没有这种现象？我告诉你们，有的，每当一个王朝快完蛋时，这种编外人员就格外多，等超过一定比例，王朝就轰然倒塌了。
第三是职务消费。这个词是我发明的，意思大家都理解。一些现象大家已经视为当然了，比如住房，比如用车，比如请客吃饭。很多人觉得，请客是为了公事嘛，外交局请洋人谈事，不能说是私事。理论上不能完全杜绝职务消费，但要定一个规矩。比如总理，比如唐局长，这类消费肯定少不了，让他们都自掏腰包，我担心他们不久就会打辞呈给我了。（笑）但不加限制会出问题！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就常请人吃饭，开销都是我的薪水，太太意见很大，连呼吃不消。（大笑）我跟太太说，凭什么我挣那么高的薪水？就是有接待客人的意思在里面嘛。但太太不认这个帐，所以工作还得做，不然后院就不安宁。
我请客真的是为了工作，我相信大家也一样。但日子久了，问题肯定会出现，假公济私是免不了的。所以，我要政务院在研究薪酬、编制的同时，研究一下职务消费问题，将规矩立起来就好办了。职务消费花的是公款，是民脂民膏，所以必须接受调查审计，要过监察部那一关。发现经费使用不当的，要处理。轻则罚款，重则降职撤职，再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所以，宣传局要在法律上完善这点。
总之，我的基本态度是，官员的薪水可以高一点，但要有限度。官员的日子不能自由，权力不能滥用没有约束。从我这个总统做起，你们各位都做好了，下面就好办了。共和国不同于满清，不同于封建王朝，就体现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开创一个跳出治乱循环的盛世，必须严厉管制官员，而不是管制百姓！谁要是觉得当官太难了，请他离开好了。
根据龙谦的指示原则，方声远着手制定一系列制度。委托拟出任民政部长的王士珍进行调查，王士珍先成立了调查统计局，对北京、上海、天津、济南、广州、南京（江宁正式改名南京）六座大城市各类人员的薪水、实际物价进行了科学细致的调查，形成了一份让龙谦颇感兴趣的调查报告，龙谦特意指示王士珍奖励调查局，认为这份报告做的极好。
目前，六座大城市的薪水和物价水平都不一样，最高的竟然不是上海而是济南！这点大出龙谦的意料，本来他以为上海应当是最高的。
这个时候的物价比较低。就以上海为例，一石大米3～4元，煤炭一石一角四分，食盐一斤4分半，白糖一角一斤，猪肉一斤3角，活鸡一斤8分，鲜蛋一个2分，豆油一斤2角5分，煤油一斤6分，肥皂一块5分，一盒老刀牌香烟3分，绍兴酒一斤一角钱。调查局一名调查员拿了一块钱（银元）请客，六个人，茶资8个铜板，吃了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小吃，一共花了不到30个铜板。1块银元大约可兑换250个铜板（上海华元流通不算好，主要是银元和铜板）。
地价不等。上海在100～300元之间（地段不等），比南京、广州要高一些。南京郊区一亩年产400斤稻谷的农田售价不过120元。北京大致也是这个水平，而济南则高于北京，在150元左右。
就工资而言，工人的薪酬水平普遍高于警察，也高于政府工作人员。上海的巡警月薪在10～13元之间，但上海的纺织女工月薪约20～25元（技术熟练工）。济南更高，华源枪厂的工人平均薪水在40元以上，高级技工的薪水竟然达到了150元，一个月的薪水就可以买一亩地了。而上海早已成立的卫生局的一名科长，薪水不过30元。
有了这份翔实的调查报告，方声远的工作就好做了。
在确定政府机构编制方案和职务消费规则之前，政务院首先拿出了公务人员等级级别和薪水标准的草案，几经讨论修改，报国会审议批准后算是定案了。
方案确定共和国政府工作人员（简称公务员）等级共18级，对应确定薪酬。最高为年薪为总统，12000华元，最低为600元，是政府雇佣的杂役。最高和最低相差20倍。
龙谦感觉到自己的薪水有点高了，月薪1000元明显超过了他20倍的限额，但政务院及国会认为在限制了高级领导人职务消费后，这个薪水不算高。横向比各国元首，基本是最低的了。
这天，龙谦从石景山电厂工地回到西苑，在海晏堂大门口遇见了在国防军总医院工作的张红草。
“咦，到吃饭的时间了，为什么要走，留下吃饭吧。”
“不了。刚才跟夫人聊了好久了。”
“好久不见，最近好吗？”龙谦对那几个“活下来”的女兵一直很关切，“陈淑为什么不送你？”
“刚来了客人，是方总理的夫人，我便告辞出来了。”张红草看周围无人，“司令，许小姐的情况你知道了吗？”
“什么情况？”
“她生了。”
“生了？什么时候？男孩女孩？她身体没事吧？”
“4月28日夜里。她身体没事。我刚从那边回来，还以为你知道了呢。是个男孩子，很漂亮的男孩子……”
“是吗？她怎么说？”
“司令，你真的不管她了？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要了？”
“你跟陈淑讲了？”
“没有。要讲也是你讲。我说算什么？”
“她的态度我知道。其实，做一个普通人未尝不好……”
“她其实一直关心你。听说了国庆日的事，反复问了我几遍。司令，你的心太硬了……”
“红草，这件事我做错了。已经错了，再改错误就更大……她的性子很强，我知道。红草，到了我这步，一些事就由不得我了……谢谢你，我知道了。”
张红草看龙谦神态萧索，“司令，孩子是没错的，你不能让他没有父亲。”
“我知道，知道……”
第六章出巡第一节济南
1911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六。料峭春寒中，中央军区司令官封国柱、山东省长张莲芬率山东文武大员肃立在站台上，等候着总统专列的到来。
火车站已经彻底戒严，除了有资格接站的高官外，没有一个记者。预示着总统的出巡带有秘密色彩。
自1906年底离开山东，龙谦还是第一次回来。
元月份津浦路北段通车，使得龙谦有了乘坐专列出巡的可能。自1909年进京，迄今一年半时光，龙谦一直“窝在”北京，出巡的第一站选在济南，足以证明他对自己发迹之地的重视。
终于，喷着白烟的火车头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高官们自觉地整了队，分成了以封国柱和张莲芬为首的两列。列车停稳，首先从前后车厢里下来的是康继勇率领的总统卫队，一个严密的警戒圈形成后，龙谦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车门，后面是宋教仁、于右任、周学熙、曹敏忠等随行大员。
“毓蕖兄，”龙谦跳下站台，紧走两步，握住了张莲芬的手，“天气这么冷，您不该来的。”
“怎么可以？总统回家，我这把老骨头说什么也要来接站的。”
“气色很好嘛。”龙谦端详着张莲芬，“我们差不多有五年没见啦。”
“四年零八个月。时间不算长，但却已改天换地。总统再看山东，已是大变样啦。”
“真正的改变在后面！不过。山东干的不错，虽然我未曾回来，但一直关注着山东的消息。辛苦你啦。”龙谦使劲握了握张省长的手，然后将目光转向张莲芬身边的吴永。
“永川兄辛苦了，也瘦了，看来农业和交通真是不好干啊。”
“哪里，有总统的英明领导，困难都会客服的。”
“永川兄什么时候学会了这套？英明个屁，于部长说你这里搞的不错，是执行《土地法》最好的省份。我这回来就是跟你取经的。”龙谦凝视着吴永。十年前怀来初见的影像已经模糊了，“永川，我们是老朋友，老同事了。千万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