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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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表示骨气的，请安的，送进奉的，密陈各种“中兴大计”的，敢于气势汹汹质问执政府的遗老遗少们，出进日本使馆的一天比一天多。到了旧历的元旦，我的小客厅里陡然间满眼都是辫子。我坐在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宝座上，接受了朝贺。
许多遗老对使馆主人怀着感激之情。他们从使馆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王国维在奏折里说：“日使……非徒以皇上往日之余尊，亦且视为中国将来之共主，凡在臣僚，谁不庆幸？”
旧历元旦那天，小客厅里是一片庆幸的脸色。那天有段插曲值得一提。正当第三班臣僚三跪九叩行礼如仪之际，突然在行列里发出一声干嚎，把人们都吓了一跳，接着，有一个用袖掩面的人推开左右，边嚎边走，夺门而出。当时我还以为是谁碰瞎了眼睛，众人也愕然不知所措。有人认出这是前内务府大臣金梁，他干嚎个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到第二天，《顺天时报》上刊出了他写的诗来，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这一幕怪剧，是为了写这首诗而做的苦心准备。诗曰：
元旦朝故主，不觉哭失声；虑众或骇怪，急归掩面行。闭门恣痛哭，
血泪自纵横。自晨至日午，伏地不能兴；家人惊欲死，环泣如送生。急梦
至天上，双忠（文忠、忠武）①下相迎；携手且东指，仿佛见蓬瀛；波
①文忠、忠武是梁鼎芬和张勋的谥法。
涛何汹涌，风日倏已平。悠悠如梦觉，夕阳昏复明，徐生惟一息，叩枕徒
哀鸣。
过了旧历元旦，眼看我的生日又要到了，而且是二十（虚岁）整寿。我本来不打算在别人家做寿，不料主人偏要凑趣，硬要把使馆里的礼堂让出来，作为接受朝贺之用。礼堂布置起来了，地板上铺上了豪华的地毯，作为宝座的太师椅上铺了黄缎子坐垫，椅后一个玻璃屏风贴上了黄纸，仆役们一律是清朝的红缨大帽。到了生日这天，从天津、上海、广东、福建等地来的遗老竟达一百以上，东交民巷各使馆的人员也有人参加，加上王公大臣、当地遗老，共有五六百人之多。因为人多，只得仍照例写出秩序单，分班朝贺。下面就是当时的礼单：
一班 近支王公世爵，载涛领衔；
二班 蒙古王公、活佛喇嘛，那彦图领衔；
三班 内廷司员、师傅及南书房翰林，陈宝琛领衔；
四班 前清官吏在民国有职务者，志琦领衔；
五班 前清遗臣，郭曾炘领衔；
六班 外宾，庄士敦领衔。
那天我穿的是蓝花丝葛长袍，黑缎马褂，王公大臣和各地遗老们也是这种装束。除了这点以外，仪节上就和在宫里的区别不大了。明黄色、辫子、三跪九叩交织成的气氛，使我不禁伤感万分，愁肠百结。仪式完毕之后，在某种冲动之下，我在院子里对这五六百人发表了一个即席演说。这个演说在当时的上海报纸上刊载过，并不全对，但这一段是大致不差的：
余今年二十岁，年纪甚轻，不足言寿，况现在被难之时，寄人篱下，
更有何心做寿，但你们远道而来，余深愿乘此机会，与尔等一见，更愿乘
此机会，与尔等一谈。照世界大势，皇帝之不能存在，余亦深知，决不愿
冒此危险。平日深居大内，无异囚犯，诸多不能自由，尤非余所乐为。余
早有出洋求学之心，所以平日专心研究英文，原为出洋之预备，只以其中
牵掣太多，是以急切不能实行。至优待条件存在与否，在余视之，无关轻
重，不过此事在余自动取消则可，在他人强迫则不可。优待条件系双方所
缔结，无异国际之条约，断不能一方面下令可以更改。此次冯玉祥派兵入
宫，过于强迫，未免不近人情，此事如好好商量，并不难办到。余之不愿
拥此虚名，出于至诚，蓄之久矣，若胁之兵威，余心中实感不快。即为民
国计，此等野蛮举动，亦大失国家之体面，失国家之信用，况逐余出官，
另有作用，余虽不必明言，大约尔等亦必知之。余此时系一极无势力之人，
冯玉祥以如此手段施之于余，胜之不武，况出官时所受威胁情形，无异凌
辱，一言难尽。逐余出宫，犹可说也，何以历代祖宗所遗之衣物器具文字，
一概扣留，甚至日用所需饭碗茶盅及厨房器具，亦不许拿出，此亦为保存
古物平？此亦可值金钱乎？此等举动，恐施之盗贼罪国，未必如此苛刻。
在彼一方面，言丁巴复辟为破坏优待条件，须知丁巳年余方十二岁，有无
自动复辟之能力，姑不具论，但自优待条件成立以来，所谓岁费，曾使时
付过一次否？王公世爵俸银，曾照条件支给否？八旗生计，曾照条件办理
否？破坏之责，首先民国，今舍此不言，专借口于丁巳之复辟，未免太不
公允！余今日并非发牢骚，不过心中抑郁，不能不借此机会宣泄，好在将
有国民会议发现，如人心尚有一线光明，想必有公平之处置，余惟有静以
俟之。余尚有一言郑重声明，有人建议劝余运动外交，出为干涉，余至死
不从，余决不能假借外人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在我做生日的前后，许多报纸上出现了抨击我这伙人的舆论，反映了社会上多数人的义愤。这种义愤无疑是被我的投靠日人，被小朝廷在当局的姑息和外人的包庇下的嚣张举动刺激出来的。这时“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查宫内财物时发现了一些材料，如袁世凯做皇帝时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亲笔跋语，内务府抵押、变卖、外运古物的文据等等，公布了出来，于是舆论大哗。当然最引人愤慨的，还是小朝廷和日本人的关系以及遗老们发起的要求恢复优待条件的运动（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报上刊登的已有十五个省三百余人十三起联名呈请）。为了对付小朝廷，北京出现了一个叫“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的团体，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活动。这些社会义愤在报纸上表现出的有“别馆珍闻”的讽刺小品，也有严肃激昂的正面指责；有对我的善意忠告，也有对日本使馆和民国当局的警告式的文字。今天看来，哪怕我从这些文章中接受一条意见，也不会把我的前半生弄成那样。记得有几篇是揭发日本人的阴谋的，现在我把它找出来了。这是一份登在《京报》上的“新闻编译社”的消息，其中有一段说到日本人对我的打算，它和后来发生的事情竟是那么吻合，简直令我十分惊讶：
其极大黑幕，为专养之以俟某省之有何变故，某国即以强力护送之到
彼处，恢复其祖宗往昔之地位名号，与民国脱离，受某国之保护，第二步
再实施与某被合并国家同样之办法。
这个文章后面又说：“此次溥仪之恐慌与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吓，人其圈套，即早定有甚远之计划”，“其目前之优待，供应一切，情愿破钞，侍从人员，某国个个皆买其欢心，不知皆已受其牢宠，为将来之机械也”。这些实在话，在当时我的眼里，都一律成了诬蔑、陷害，是为了把我骗回去加以迫害的阴谋。当时有些文章，显然其作者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国民党人，例如下面《京报》的一篇短评，或者还是一位讲究封建忠义之士的手笔，对我的利益表现了关心，说的又是实在事：
遗老与爱新觉罗氏有何仇恨
胡为必使倾家败产而后快？
点查清官之结果，而知大宗古物多数业已抵卖，即历代之金宝金册皆
在抵押中，虽以细人非至极穷，尚或不至卖其饲庙坟墓之碑额，奈何以煌
煌历代皇后金册，亦落于大腹长袖者手？……吾敬为一班忠臣设计，应各
激发忠义，为故主之遗嗣图安宁，勿徒囗囗自诩，以供市井觅利者流大得
其便宜货，使来路不明之陈设品遍置堂室也。看了这样的文章，我已经不
是像在宫里时那样，感到内务府人的不可信任，我对于这份《京报》和短
评作者，只看成是我的敌人。至于那些指责文章，更不用说，在我心里引
起的反应惟有仇恨。
我在日本使馆住着，有几次由于好奇，在深夜里带上一两名随侍，骑自行车外游（后来使馆锁了大门，不让出去了）。有一次我骑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边上，望着角楼和城堞的轮廓，想起了我刚离开不久的养心殿和乾清宫，想起了我的宝座和明黄色的一切，复仇和复辟的欲望一齐涌到我的心头，不由得心如火烧。我的眼睛噙着泪水，心里发下誓愿，将来必以一个胜利的君王的姿态，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再见！”我低低地说了这两个双关含意的字，然后跳上车子疾驶而去……
在使馆的三个月里，我日日接触的，是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遗老们的忠诚信誓和来自社会的抗议。我的野心和仇恨，在这三种不同的影响下，日夜滋长着。我想到这样呆下去是不行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准备了，原先的打算又回到我的心中——我必须出洋到日本去。
使馆对我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公使正面不做什么表示，而池部书记宫公开表现了极大的热情。罗振玉在他的自传《集寥编》中提过这个池部，他说：“予自随待人使馆后，见池部君为人有风力，能断言，乃推诚结纳，池部君亦推诚相接，因密与商上行止，池部君谓：异日中国之乱，非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图，于是两人契益深。……”
关于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两位“宠臣”的事，这里要补述一下。这时以我为目标的争夺战，在日使馆中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次是以郑孝胥的失败和罗振玉的胜利而收场的。
郑孝胥曾经拍过胸脯，说以他和段的关系，一定可以把优待条件恢复过来，段的亲信幕僚曾毓隽、梁鸿志都是他的同乡，王揖唐等人跟他半师半友，这些人从旁出力，更不在话下。后来段祺瑞许下的空口愿不能兑现，使郑孝胥大为狼狈。对郑孝胥的微词就在我耳边出现了。从天津来的旧臣升允首先表示了对郑的不满，他向我说了不少郑孝胥“清谈误国”、“妄谈诳上”、“心怀叵测”、“一手遮天”之类的话。当时我并不知道，在前一个回合中失败的罗振玉，和这些反郑的议论，有什么关系。经过升允这位先朝老臣的宣传，我对郑孝胥是冷淡下来了，而对罗振玉增加了好感。
罗振玉在我面前并没有十分激烈地攻击郑孝胥，他多数时间是讲他自己，而这样做法比攻击别人的效果还大。我从他的自我表白中得到的印象，不仅他是这场风险中救驾的大功臣，而且相形之下，郑孝胥成了个冒功取巧的小人。据罗振玉自己说，段祺瑞从天津发出反对冯玉祥赶我出宫的电报，乃是他的活动结果之一。他回到北京，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竹本大佐，因此才有了迎我人日本兵营的准备。后来北府门前国民军的撤走，据他说也是他找执政府交涉的结果。甚至我到东交民巷前决定的“先随便出入，示人以无他”的计策，也是他事先授给陈宝琛的。
罗振玉后来在《集家编》中，关于我进日本使馆的这一段，对郑孝胥一字未提，只是在叙述我进日本使馆后的情形时，说了一句：“自谓能令段祺瑞恢复优待者，以不能实其言，亦不告而南归矣！”事实上，那时我一心想出洋，郑孝胥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