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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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皇后”郭布罗·婉容（十七岁）可是敬懿和荣惠两太妃又不愿意了。不知太妃们和王公们是怎么争辩的，结果荣惠太妃出面对我来说：“既然皇上已经圈过文绣，她是不可能再嫁给臣民了。”因此，可以纳为妃。我想，一个老婆我还不觉得有多大的必要，怎么一下子还要给我两个呢？我不大想接受这个意见。可是禁不住王公大臣根据祖制说出“皇帝必须有后有妃”的道理，我想这也是真的，中国皇帝历代也没有听说谁只有一个老婆，既然这是皇帝的特点，我当然要具备，于是我也答应了。
这个选后妃的过程，说得简单，其实是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这样定下来的。定下了之后，王公们去找徐世昌，这位一度想当国丈的大总统，表示了同意，答应了到举行婚礼时给予各方照顾，这就是说，排场摆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时直奉战争发生了，婚礼拖了下来，直拖到民国十二年年初（阴历年前），这时徐世昌已经下台，而大规模的婚礼筹备工作已经收不住辔头，虽然筹备的王公们对二次上台的黎元洪总统不像对徐世昌那么信赖，可是还是大办起来了。
我知道有一部分大臣，事先对于准备采取这样大的婚礼规模，是以为不智的，认为这必定对社会发生一种刺激，弄不好很可能引起攻击，而徐世昌下台、张作霖败走后的当权人物是否肯给包庇下来，也还有疑问。但是事情的结果，却是出乎这部分人的意外，使大部分在徐、张下台后变成垂头丧气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不啻吃了一服还魂汤。
首先是民国当局答应给的支持，即使徐世昌在台上也不过如此。民国的财政部写来一封颇含歉意的信给内务府，说经费实在困难，以致优待岁费不能发足，现在为助大婚，特意从关税款内拨出10万元来，其中两万，算民国贺礼。同时，“步军统领衙门”特派官兵担任警卫。计开：“大征礼”随行警卫及荣源宅门前警卫官长两名，士兵十二名；
“淑妃进宫”沿途及神武门、“妃邸”门前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一十六名；
“行册立礼”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员三十四名，士兵四百五十八名；
“皇后凤舆”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兵三百八十余名；
“大婚典礼”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兵六百零一名；
“皇后妆奁进宫”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长二十二名，目兵二百零六名，“淑妃妆奁进宫”同上，在东华门、新安门前拦阻行人用官长八员，目兵一百名。总起来，大约出动了陆军官兵二千四百九十八人次。另外，还有大批宪兵、警察、保安队、消防队，不必都统计了。
本来按民国的规定，只有神武门属于清宫，这次破例，特准“凤舆”从东华门进宫。
全部婚礼全部仪程是五天：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时，淑妃妆奁入宫。
十一月三十日午刻，皇后妆奁入宫。巳刻，皇后行册立礼。丑刻，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子刻，举行大婚典礼。寅刻，迎皇后入宫。
十二月二日，帝后到景山寿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礼。
十二月三日，帝在乾清宫受贺。在这个仪程之外，还有从婚后次日起连演三天戏。在这个礼仪之前，即十一月十日，还有几件事是预先做的，即纳彩礼，晋封四个太妃（四太妃从这天起才称太妃）。事后，又有一番封赏荣典给王公大臣，不必细说了。
这次举动最引起社会上反感的，是小朝廷在一度复辟之后，又公然到紫禁城外边摆起了威风。在民国的大批军警放哨、布岗和恭敬护卫之下，清宫仪仗耀武扬威地在北京街道上摆来摆去。在正式婚礼举行那天，在民国的两班军乐队后面，是一对穿着蟒袍补褂的册封正副使（庆亲王和郑亲王）骑在马上，手中执节（像苏武牧羊时手里拿的那个鞭子），在他们后面跟随着民国的军乐队和步兵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再后面则是龙凤旗伞、鸾驾仪仗72副，黄亭（内有“皇后”的金宝礼服）四架，宫灯三十对，浩浩荡荡，向“后邸”进发。在张灯结彩的“后邸”门前，又是一大片军警，保卫着婉容的父亲荣源和她的兄弟们——都跪在那里迎接正副使带来的“圣旨”……
民国的头面人物的厚礼，也颇引人注目。大总统黎元洪在红帖子上大书特书“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共赠送礼物八件，计：珐琅器四件，绸缎二种，帐一件，联一副，其联文云“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已下台的前总统徐世昌也送了贺礼两万元和许多贵重的礼物，包括二十八件瓷器和一张富丽堂皇的龙凤中国地毯。另外，张作霖、吴佩孚、张勋、曹锟、颜惠庆……等大批民国的军阀政客都赠送了现款和许多别的礼物。
民国派来大礼官黄开文，另有陆军中将、少将和上校各一名为随员，以对外国君主之礼正式祝贺。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的举动最是出色，他穿着一身西式大礼服，向我鞠躬以后，忽然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代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罢，就跪在地下磕起头来。
当时许多报纸对这些怪事发出了讥刺的评论，这也挡不住王公大臣们的兴高采烈，许多地方的遗老们更如惊蛰后的虫子，成群飞向北京，带来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现金、古玩等等贺礼，其总数很难估计。重要的还不是钱，而是声势，这个声势大得连他们自己也出乎意外，以至又觉得事情像是大有可为的样子。
最令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以及太妃们大大兴奋的，是东交民巷来的客人们。这是辛亥以后紫禁城中第一次出现外交官员。虽然说他们是以私人身分来的，这毕竟是外交官员。
为了表示对外国客人的观礼的重视和感谢，按庄士敦的意思，在乾清宫特意安排了一个招待酒会。梁敦彦（张勋复辟时的外务部大臣）给我拟了一个英文谢词，我按词向外宾念了一遍：今天在这里，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贵的客人，朕感到不胜荣幸。谢谢诸位光临，并祝诸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在这闹哄哄之中，我从第一天起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一个问题：“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家了，这和以前的区别何在呢？”我又一遍又一遍地回答：“我是成年了。如果不是闹革命，是我‘亲政’的时候开始了！”
除了这个想法之外，对于夫妻、家庭，我几乎连想也没想它。只是在头上盖着一块绣着龙凤的大花缎子的“皇后”进入我眼帘的时候，我才由于好奇心，想知道她长得是个什么样。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度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也没有什么陈设，三分之一的地方叫炕占去了。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连新娘子是什么样子也没兴趣看了——屋子又暗得很，也实在看不清楚。她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她一会儿，这个凤冠霞帔浑身闪着像碎玻璃似的反光，一声不响的“皇后”，令我觉得生疏得很。我又环视一下这个很不习惯的环境，不由得十分闷气。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想起了我的养心殿，我开开门，回去了。
我回到了养心殿，一眼看见了裱在墙壁上的宣统朝全国各地大臣的名单，那个问题又来了：
“我有了一后一妃，是成人了，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还有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宫里想些什么？我都连想也想不到。当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正为这些空前的声势、民国当局的怂恿和外国人的观礼而欢欣鼓舞幻想万千之际，我想的只是这类念头：
“如果不是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自己亲手要恢复我的祖业！”
七、内部冲突
自从庄士敦入宫以来，我在王公大臣们的眼里逐渐成了最不好应付的皇帝。到了我结婚前后这段时间，我的幻想和举动，越发叫他们感到离奇而惊恐。我今天传内务府，叫把三万元一粒的钻石买进来，明天我又申斥内务府不会过日子，只会贪污浪费；我上午召见大臣，命他们去清查古玩字画要当天回奏，下午我又叫预备车辆去游香山；到了规定的节日里，我对例行的仪注表示了厌倦，甚至平日的八人大轿我也不爱乘坐；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把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的门槛，叫人统统锯掉。这种种举动都像忘掉了帝王的尊严，另一方面，我可以为了一件小事，怪罪太监对我不忠，随意叫敬事房笞打他们，撤换他们。这些举动还算好，王公大臣们的神经还能应付，最叫他们受不了的是我一会儿想励精图治，要整顿宫廷内部，要清查财务，一会儿我又扬言要离开紫禁城，出洋留学。在我结婚后三个月，我竟然企图不告而别，溜出紫禁城。这些举动简直把王公大臣们闹得整天心惊肉跳，辫子全变成白的了。
当初邀请外国人来当我师傅的时候，在一部分王公大臣中间，本来也想到我出洋的事。在我结婚后接到的奏折、条陈里，也有不少遗老提到这个主张，但到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了。在各种反对者的理由中，最常听说的是这一条：
“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自己偏要先放弃它呢？”
无论是对出洋表示了同情的还是根本就反对的，也无论是对“恢复祖业”已经感到了绝望或是仍不死心的，嘴里都在念叨着这个优待条件。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优待条件对他们每个人说来是最为宝贵的，尽管四百万岁费变成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但剩下“帝王尊号仍存不废”这一句话。反对我出洋的是怕我丢掉这个尊号，同情我出洋的也把出洋时机放在实在保留不了这个尊号以后。只要我留在紫禁城，保留住这小朝廷，对恢复祖业未绝望的人固然很重要，对于已绝望人也还可以保留他自己的饭碗和已得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价值不说死后的恤典，单看看给人点主、写墓志铭的那些遗老的生荣也就够了。
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之处，在于我首先就不相信这个优待条件能保留多久。不但如此，我比任何人对可能发生更大的危险都敏感得多。自从新的内战又发生，张作霖败退出关，徐世昌下台，被张勋赶走过的黎元洪重新上台，我就觉得危险突然逼近前来。我想到的是新的民国当局会直接加害于我，问题已不是什么优待不优待了。何况这时又有了某些国会议员主张明文取消优待的传说。退一万步说，就算现状今天可以维持下来，又有谁知道在瞬息万变的政局和此起彼伏的混战中，明天是什么样的军人上台，后天是什么样的政客组阁呢？我从许多方面——特别是庄士敦师傅的嘴里已经有点明白，这一切政局的变化，没有一次不是列强在背后起作用，与其等待民国新当局的优待，何不直接找外国人去呢？如果等来了一个和我势不两立的人物上了台，再去找外国人是不是来得及呢？对于历代最末一个皇帝的命运，从成汤放夏桀于南巢，商纣自焚于鹿台，犬戎弑幽王于骊山之下起，我可以一直数到朱由检煤山上吊，没有人比我对这些历史更熟悉的了。
当然，我没有向王公大臣重复这些晦气的故事，我这样和他们辩论：
“我不要什么优待，我要叫百姓黎民和世界各国都知道，我不希望民国优待我，这倒比叫民国先取消优待的好。”
“优待条件载在盟府，各国公认，民国倘若取消，外国一定帮助我们说话。”
“外国人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到外国去？难道他们见了我本人不更帮忙吗？”
尽管我说得很有道理，他们还是不能同意。我和父亲、师傅、王公们的几次辩论，只产生这个效果：他们忙着赶快筹办“大婚”。
我所以着急要出洋，除上面对王公大臣说的理由之外，另外还有一条根本没有和他们提，特别是不敢向我的父亲提，这就是我对我周围的一切，也包括这些王爷在内，越来越看不顺眼。
这还是在我动了出洋的念头以前就发生的。自从庄士敦入宫以后，由于他给我灌输的西洋文明的知识，也由于少年的自然的好奇好新的心理发展，我一天比一天觉得我的环境不舒服，觉得自己受着拘束。我很同意庄士敦替我做出的分析，这是由于王公大臣的因循守旧、一成不变的缘故。
在这些王公大臣们眼里，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可怕的。我十五岁那年，庄士敦发现我眼睛可能近视，他建议请个外国眼科医生来检验一下，如果确实的话好给我配眼镜。不料这个建议竟像把水倒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