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的罪人-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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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恩还站在我们被告方的律师席旁，他这时微微弯下腰，好像是没有听懂的样子。
“什么？”他又说了一遍。
“是不是属于同一个人，我们无法确认。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对这些指纹印进行了对比，没有任何记录。留下这些指纹印的人是没有犯罪案底的，也不是政府公务员。这五个指纹印可能是属于五个不同的人，也有可能是属于同一个人。可能是打扫卫生的钟点工，也可能是邻居，或是卡洛琳的某个男朋友，我们也不知道。”
“我不明白了。”斯特恩说，但其实他非常明白。
“人有十根手指，斯特恩先生。中指和食指的指纹是不一样的，左手和右手的指纹也不一样。如果没有比照的样本，根本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
“当然，当然，迪克曼先生。”斯特恩暂停了一下，“在萨比奇先生之后，是哪位检察官在监督你的工作？”
“莫尔托先生。”迪克曼说。这句话的语气已经透露出来，他对莫尔托并不满意。
“嗯，那他有没有让你对比这五个指纹印，看其中两个是否属于同一个人的？”
这个问题非常好。在我当检察官的时候，也会经常忽视这样的细节。那个时候，我想的是如何对付被告，而被告方，想的当然是如何对付其他人。
当迪克曼回答“没有，先生，他没有让我对比”时，有一个陪审员，就是那个兼职搞计算机的男生，摇了摇头。我很惊讶，从昨天到现在，局势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摇头的陪审员又转过身，和坐在他旁边的另一个陪审员开始小声说起了话，就是那个开药店的女孩。
“一个晚上就能查得出来的。”迪克曼说。
“嗯，那么我相信。”斯特恩说，“莫尔托先生应该不会是忘记了。”斯特恩正要坐下，突然又站了起来，“迪克曼先生，你知不知道，莫尔托为什么没有让你比对那些指纹？”一个好的辩护律师从来不会问为什么，除非他已经知道了答案。斯特恩知道答案，我也知道答案。答案就是，莫尔托忘记了。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而时间又不够，他就是忘了。但无论怎样的答案，都足以构成陪审团对莫尔托的怀疑。
“我猜他是不怎么在意吧。”迪克曼说。他故意说得很轻松，语气却很严肃，似乎是在批评莫尔托根本不关心事情的真相。
斯特恩一直站在我们律师席的旁边，这时，他又多站了一秒钟。
“原来如此。”他说，“原来如此。”
莫尔托走到讲台旁，现在出庭作证的是在尼尔林当女佣的梅贝尔·碧尔翠丝。看到莫尔托站在上面，我倒觉得轻松了。在尼可粗心大意的表现之后，莫尔托现在倒像是重新找到了自信，他平时其实是个适应能力并不强的人。在检察院里，人与人之间一直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分歧，这也是我和尼可最终不会成为朋友的原因。雷蒙德担任检察长时，会亲自挑选一批精英队伍，都是有法学院文凭的年轻律师，也都是他喜欢的人。他会在他们实习期过后，让他们去特别调查组锻炼，我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我们起诉的对象一般是有受贿罪或欺诈罪的人，我们会和大陪审团合作，展开长期的调查，我们学着如何去应付斯特恩这种巧舌如簧的律师。而当时，莫尔托，还有尼可一直负责街头罪案。莫尔托在凶杀庭和分区庭里长期工作的经验让他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骄傲和激情，在这些法庭上，没有什么严格的规矩，被告律师会用尽一切卑鄙手段，而检方也渐渐学着以牙还牙。莫尔托成了检察院里最常见的那种人，一个分不清劝说与欺瞒界线的人，一个把庭审看作是一系列阴谋诡计斗争的人。一开始，我以为，他这种狂躁的个性会成为他的一个弱点，但实际上，他过去的经历才是他最大的缺陷。他比尼可更聪明、更敏锐，他总是时刻准备着，但现在，法庭上的每个人都在想，他的这种热情是不是没有底线，他是不是会为了打赢官司不惜一切手段。不管拉伦法官和他过去是不是情敌，但他的这种个性，应该也是造成他们之间不和的一部分原因。
也正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对尼奥和那个B类档案很好奇，对莫尔托见不得光的过去也很好奇。我和这法庭上的其他人一样，越来越觉得莫尔托的个性中有一种阴暗险恶的因子。他总是能为自己的任何行为找到理由，而他的所作所为似乎没有任何底线。斯特恩原本是想在法庭上让陪审团对莫尔托产生不好的印象，而莫尔托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肯普对我说，他要去查一些事，我就在想，是不是去查莫尔托。显然，斯特恩是想用辩护律师最常用的一招，也就是引起陪审团对检方的怀疑，而莫尔托的表现正中了我们的下怀。在对女佣碧尔翠丝的询问中，莫尔托犯了最大的错误。
碧尔翠丝说，她在四月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八点左右，在公交车上看见了一个白人男子。她不记得是哪一个星期二了，但她记得是星期二，因为她一般星期二下班的时间都要晚一些，她也记得那是四月份，因为她记得她是在第二个月把这件事告诉警方的，而警方在公交车站进行随机询问的时间是五月。
“那么，女士。”莫尔托说，“请你在这个法庭上四周看看，你能不能认出那个人。”
她指了指我。
莫尔托坐下了。
斯特恩开始对她进行交叉询问。碧尔翠丝忧心忡忡地跟他打了招呼，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身体结实，表情活泼而友善。她灰白的头发梳到脑后，绾成一个髻，戴着细边的眼镜。
“碧尔翠丝女士。”斯特恩和蔼地说，“你是不是一般去公交车站的时间都比较早？”斯特恩早已经知道这一点了，因为在警方对她的询问笔录中，已经作了这样的记录。
“是的，先生。杨格娜夫人每天晚上都会在五点四十五分左右载我去车站，这样，我就可以买份报纸、买块巧克力，再到公交车上找个位子坐下。”
“那么你每天晚上坐回城区的公交车，是不是也是从城区开往尼尔林的车？”
“是的，先生。”
“这趟车的终点站是在尼尔林，到了以后再又掉头开回城区，是吗？”
“是的，是在尼尔林掉头。”
“那么你每天下午都是在公交车进站的时候就等在那里吗？”
“是的，五点四十五分。每天下午都是这个时候，先生。除了星期二，我已经说过了。”
“那么，所有从城区回来的人都会从公交车上下来，从你身边走过去，所以，你都能够看到他们，是不是？”
“是的，先生，他们看起来都是很累的样子。”
“那么，女士，我大概不应该问你这个问题。”斯特恩看了看手中的警方记录，“你其实当时并没有说，萨比奇先生就是你在那个星期二在公交车上看到的人，是不是？”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碧尔翠丝之前的证词给人留下的就是这种感觉，但她在听到这个问题后，做了个鬼脸，还拼命地摇头。
“我当时确实没有说。关于这件事，我想解释一下。”
“你请说。”
“我知道我曾经见过这位先生。”她朝我点点头，“我跟莫尔托先生说过很多次，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曾经见过这位先生，我也记得那个星期二的晚上确实有一位先生坐在公交车上，因为，那天晚上杨格娜夫人一直到快七点半才回家，所以我很晚下班。我记得那个人是个白人，因为那时候还坐公交车回城区的白人很少，但我不记得那个坐车的人到底是不是这位先生了。我知道这位先生看起来很眼熟，但我不记得到底是因为我曾经在公交车站见过他，还是因为那天晚上在公交车上见过他。”
“你不确定那天晚上见到的是不是萨比奇先生？”
“是的，我真的说不准。”
“你跟莫尔托先生说过吗？”
“说过很多次。”
“你刚刚对我们说的话你都对莫尔托先生说过？”
“是的，都说过。”
斯特恩转过身，用沉稳而责备的眼神看了莫尔托一眼。
休庭后，斯特恩让我回家。他拉着巴巴拉，把她拖到我面前。
“带着你的漂亮老婆好好吃顿饭吧。她这么支持你，你应该好好报答她一下。”
我告诉斯特恩，我还想和他讨论辩护策略的问题，但他摇摇头。
“拉斯迪，你得原谅我。”他说。作为刑事案律师协会的主席，他明天晚上要出席一个正式晚宴，庆祝马格纽森法官光荣退休，这是一位在刑事庭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法官，“而且，我还要和肯普办点事。”他不经意地又补充了一句。
“你能告诉我他到底在哪里吗？”
斯特恩把整张脸都挤在了一起。
“拉斯迪，拜托，别问我了。”他又拽着巴巴拉和我的胳膊，“我们是有一些消息，和我明天对熊谷的询问有关，但现在还不能说，因为有可能只是误会。我不想让你有什么虚假的期望，你还是不知道的好，免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拜托了，听我的吧！你已经忙了很久了，今天晚上就好好休息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周末我们再讨论案子的事。”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问。他的话很难捉摸。他的意思是让我们采取被动策略，不提出任何反驳的证据吗？还是说，这个新的信息非常有利，会让案子到此为止？
“拜托了。”斯特恩又说了一遍。他带着我们走出法庭。巴巴拉也走了过来，她挽起我的胳膊。
我们在瑞切纳餐厅吃了晚餐，这是法庭旁边一家传统的德国餐厅，我一直很喜欢。今天法庭上顺利的进展让巴巴拉非常开心，她要了一瓶红酒，酒瓶一打开，她就问我有关庭审的问题。能坐在我的身边，她显然很享受这样的机会。我之前一直忙，很少陪她，她还是有些生气的。她问了我很多问题。她对昨天的毛发和纤维报告很关心，为什么不让专家上庭作证，而只是念了念报告？她又详细地问化验报告中的各个方面，还问起了熊谷医生和他明天要说的证词。我的回答自始至终都很简洁。我一边努力压制着自己的不悦，一边让她专心吃饭。和以往一样，巴巴拉的这种兴致让我觉得有点害怕。她的这种好奇到底是一种随意的举动？还是这些法律程序和谜团对她产生的影响真的比对我产生的影响还要大？我想转移话题，我问她奈特的情况，她已经察觉到了我的冷淡。
“你知道吗？”她说，“你又和以前一样了。”
“什么意思？”这个回答够烂的。
“你又那样了，对人爱答不理的。”
我就是这个样子，她开始抱怨了。虽然我刚喝了酒，但这时，一股怒气还是在心里翻腾了起来。我想，我脸上的表情一定和我父亲以前的表情一样，阴沉、狂躁。我等着，等着怒火平息。
“我也很难熬，巴巴拉。我在努力撑着，一天一天都在坚持撑着。”
“我想帮你呀，拉斯迪。”她说，“只要是我能做的。”
我没有回答。也许我应该发火，但和以前一样，在生完气后，我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悲哀。
我伸出手，抓住她的双手。
“我并没有放弃。”我说，“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现在，我的处境是很困难，但我会努力撑到最后。如果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我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局，你知道吗？”
她直直地看着我，她很少这样看着我。最后，她还是点了点头。
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我问起了奈特的情况，巴巴拉之前没有说，这时她才告诉我，她接到了夏令营老师的好几个电话，说奈特有两个晚上尖叫着，从噩梦中醒来，老师一开始以为他只是不习惯，后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奈特的这种表现绝不仅仅是想家了，奈特原本就很担心我，现在离家在外，这种担心越发加剧了，老师建议让他立刻回家。
“奈特在电话里听起来怎么样？”
巴巴拉在奈特的午休时间给他打过两次电话，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找得到他。巴巴拉给奈特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在和斯特恩、肯普一起工作。
“他听起来还好。他想努力表现得勇敢一点儿，但我感觉得到。我认为他老师的建议是对的，我们应该把他接回来。”
我立刻就同意了。我很感动，无论我内心多么刚强，儿子对我的这种担心都让我深深感动了。但巴巴拉一直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发现自己又要发火了，于是，我告诉自己，不要无理取闹，要理智一点儿。我知道，她的本意是不想让我更加担忧，她总是喜欢这样不动声色地隐瞒很多事。
我们打开家门的时候，电话正在响。我猜，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