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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无罪的罪人-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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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我翻到S开头的几页,什么都没有。然后我想到了R(在英文中,拉斯迪·萨比奇的名字中,拉斯迪是以R开头的,萨比奇是以S开头的,汤米·莫尔托的英文是以TM开头的,医生的英文单词是以D开头的,尼可·德拉·戈迪亚则分别是以N、D、G开头的。——译者注)开头的名字。我找到了我的名字。至少,我还是在她的电话本里的,而且办公室电话和家里的电话都在上面。我又翻看了一会儿,雷蒙德的名字也在上面。莫尔托的名字没有找到,但有一个缩写,TM,大概就是他了。我突然想到,我应该找找她医生的电话号码,那么应该是D开头的。我把她电话本上的名字都抄在纸上,然后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时,我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响动。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格勒登尼,我以为他不顾法官的命令,硬是要进来打探一番。我赶紧把号码本上的页数弄乱,不让他知道我在看什么,但是,当那个人影走到门口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是马蒂。他朝我招招手。我顺手翻到的一页是L开头的,最上面写的是“拉伦”,还列了他三个不同的号码。不错嘛,我想。这俩人在北区分局一起工作时,关系应该还是不错的。其他人的号码也都在上面。然后,我又想了想。不对。我查看了N和D的部分,甚至是G开头的部分,没有尼可的名字。我把号码本重新塞回丝袜下面。
  马蒂靠在卧室门口。
  “感觉很奇怪吧?”
  “确实。”我忧伤地点点头。他告诉我,他会在外面等我。我想让他知道,他随时可以走,但这个孩子并没有领会我的意思。
  我找到肯普,他正在客厅到处查看。
  “这里什么都没有。”他告诉我,“没有什么润滑剂,也没有什么子宫帽,连个盒子都没找到。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东西?女人是不是都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了?”
  “这我就不知道了,巴巴拉倒是会把这些东西放在梳妆台最上面的抽屉里。”
  “好吧,化验室那边说找到了润滑剂,但公寓里到处又找不到。”肯普说,“那你告诉我,它是从哪儿来的。”
  “我猜,是我拿走的呗。”我说,“我把她的子宫帽取下来的时候,连着润滑剂一起都带走了。”在肯普和斯特恩面前,我总是忍不住这个习惯,尼可对我指控,我干脆就顺着他的意思说,肯普觉得这挺有趣的。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想了一会儿,“也许是为了掩盖我拿走了子宫帽。”
  “这完全没有道理啊!这应该是一起强奸案。如果说是她是自愿发生关系的,那她到底有没有子宫帽,有什么区别呢?”
  “我猜,是我当时没有想清楚吧。如果我想清楚了,我肯定也不会把那只杯子忘在吧台上。”
  肯普笑了,他喜欢我这种自我解嘲的态度。
  “就这样吧。”他说,“没别的办法了,我想把波曼叫来。”他说,波曼就是那个私家侦探,“让他自己来搜搜,好到时候上庭作证,估计还要等他一个小时。如果格勒登尼知道他还要等我们这么久,估计会大发脾气。”
  我们四个人走到公寓外面,看着格勒登尼把门锁好,他又把我们每个人搜了一遍身。肯普猜对了,格勒登尼不愿意等波曼。肯普告诉他,他必须等,因为法庭通知上说得很明白,我们一整天都有查看这套公寓的权利。
  “我才不会听你们这些律师的指挥。”格勒登尼说。我在当检察官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家伙很讨厌了。
  “那好,那我们一起去见法官吧!”肯普说。肯普立马就抓到了格勒登尼的要害。这位警察听到这话,仿佛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翻着眼睛,盯着天花板,现在,他已经进退两难了。他一边气冲冲地和肯普走下楼,一边说着话,我和马蒂·波尔希莫斯走在后面。
  “这人挺有意思的吧?”我问马蒂。
  他很严肃地问我:“谁?”
  “我是说那个警察。”
  “还好吧。他说那个什么,肯普先生以前是银河乐队的。”当向我确认了这一点后,这孩子果然不出我意料地发出了一声惊叹,“哇!”然后就沉默了,他似乎还在等什么。
  “我和警察谈过。”
  “是吗?”我还在想着吧台上的那些玻璃杯。
  “他们问我对你的印象,你知道吗?就是你去找我的时候,我对你的印象。”
  “嗯,那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想知道,你有没有对我说起过你和卡洛琳的关系。”
  我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表现得过于惊讶,我竟然忘了我对这个孩子说过我和他妈妈之间的事。这就是尼可的证据了,他会用这个孩子的证词来证明我和卡洛琳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快要喘不过气了。
  “他们问了我好几次。我说我们那次的聊天很愉快,你觉得呢?”
  “当然。”我说。
  “我告诉他们,你什么都没有说。”
  我看着这个孩子。
  “这样行吗?”他问。
  我应该提醒他,在警察面前应该说出事实。
  “当然。”我又说了一遍。
  “我觉得不是你杀的她。”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就是一种直觉。”他说,“我认为你不是那种人。”
  我笑了。我举起手,让他往前走,就在那时,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我就像撞上了一面墙,既熟悉又恐惧的感觉。我是那么害怕,腿都在发抖,一点儿也迈不开步子,我伸手去抓扶手。你这个傻瓜,他的表现那么奇怪。他身上一定装了窃听器,尼可和莫尔托给他装的。他就是来套你的话的,所以才表现得不太正常。他跟着我们进了公寓,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然后还想让我对他坦白。刚刚我说的话大概已经被录了下来,我觉得我要晕倒了。我又晃了一下,但这一次,我转过身,看着他。
  马蒂伸出手:“你怎么了?”
  当我看着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刚才的想法太荒谬了。这个孩子穿着夏天的衣服,一件紧身的T恤和短裤,连皮带没有,衣服下面不可能藏有任何窃听器。而且,我还看着格勒登尼给他搜过身。他的眼神是那样单纯、真诚。我眼前的,只是一个精神有点恍惚、有点羞涩,但绝对善良、不知所措的孩子。
  突然,我感觉自己全身都汗湿了,我筋疲力尽、虚弱无力,心跳得飞快。
  “我没事。”我告诉他。但我们一起走下楼的时候,他还是扶着我的胳膊。“是这个地方的原因。”我说,“一到这里,我就感觉不舒服。”

第二十五节
  半夜三点。我醒来的时候,心怦怦直跳,脖子上全是冷汗,半梦半醒之间,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衣领太紧,拼命去扯。我摸了半天,最后还是躺下了。我喘着粗气,贴着枕头,耳朵里却好像在轰轰作响。那个梦仍然是那么清晰:我母亲震怒的脸庞,她临死前那枯槁苍白的脸色,最可怕的是她那迷惘中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慌表情。
  我母亲生病后,很快就去世了,那可以说是她成年生活中最平静的一段时光。她和我父亲早已分居了,但每天还是在面包店里和他并肩工作。父亲搬去跟一个寡妇波瓦太太同住。我还记得,在她丈夫还没有去世前,她来我们家的面包店时,每次都很风骚。但对我母亲来说,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日子充满了恐惧,这样的安排反而是一种解脱。她突然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给那些听众参与的电台谈话节目打电话。告诉我们,你对不同种族之间通婚有什么看法?你认为应该将大麻合法化吗?你猜是谁杀了肯尼迪?餐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旧报纸、旧杂志,她边看边做笔记,为第二天的节目作准备。这就是我的母亲,她曾经那么害怕跨出公寓楼和面包店一步。如果她哪天下午要离家,她会从一大清早就开始准备,在我满八岁以后,她就打发我去市场上买东西,自己则尽量待在家里。而现在,她却对各种各样的事件大胆发表着自己的看法,成了我们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号人物。她现在奇怪的举动和之前自闭的行为相差甚远,我都觉得很难适应。
  她嫁给我父亲的时候二十八岁,比我父亲大四岁。她是家中的第六个女儿,她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联盟的负责人,母亲则是来自科克县的一个女佣。在她和我父亲结婚之后,靠着她的积蓄,父亲才得以开了面包店。母亲应该不是为了爱情结婚的,我猜。当时她年龄已经不小了,没什么其他的追求者,不得已才选择了父亲。她的个性是那么极端、那么怪异,时而兴高采烈、兴致高昂,时而又安静沉闷、低落压抑。有时候,她跟疯了一样,动不动就跑到衣柜前面,把抽屉翻个乱七八糟,一边在针线盒里东找西找,一边兴奋地发出尖厉的叫声。她很少离家,她的姐姐们倒是经常来照顾她。这可需要勇气,因为当我的阿姨们来看她时,我父亲总是对她们大吼大叫、骂骂咧咧。如果碰巧他喝醉了,说不定还真的会动手。来得最多的是芙洛阿姨和莎拉阿姨,她们俩胆子都很大,都是很有主见的女人,她们严肃的表情和毫不畏惧的态度总是能让我父亲有所收敛,她们面对我父亲大概就跟面对一条疯狂乱叫的野狗一样吧。她们下定了决心要保护弱者——也就是萝斯(我妈妈)和我,尤其是我。对我来说,在我的童年时期,这些阿姨就像从天而降的天使。她们给我糖吃,带我去剪头发,给我买衣服。我一直把她们的关心视作理所当然,直到我二十多岁时,我才深深体会到她们的伟大,还有她们的善良。我渐渐开始明白,这世上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是我母亲生活的世界,另一个是她的姐妹生活的世界。我最终意识到,我的世界,也是属于后者。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在对自己说,我的母亲不太正常。我也知道,我对她的崇拜纯粹是出于一种血肉亲情,外人很难理解,我也无法解释。
  如果她现在还活着,我真的会在意她的想法吗?也许吧!孩子不都是这样吗?我甚至感到很高兴,幸好她没有目睹我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在她和我们同住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还是住在那个只有一间卧室的小房子里,巴巴拉不愿意搬到别处去。母亲睡在客厅的一张沙发床上,很少起来。巴巴拉有时会坐在沙发旁边的一把木椅上陪她。母亲快要去世之前,跟巴巴拉有说不完的话。她靠在枕头上,脸庞由于疾病的原因瘦得可怕,眼神也开始涣散、黯淡。巴巴拉握着她的手,她们俩喃喃低语着。我听不清她们到底在说什么,但那声音一直没有停过,就像一盘不停播放的录音带。巴巴拉——这个时髦讲究的女人,和头脑已经开始混乱的我的母亲相互陪伴着,驱赶着彼此的孤独。而我,和以往一样,虽然心中充满默默的悲伤,却没有任何举动。我站在门口,看着她们。对巴巴拉来说,我母亲是一个从来不提任何要求的婆婆;对我母亲来说,巴巴拉则是一个永远不会抛弃她的儿媳妇。有时候,我会顶替巴巴拉的位置,母亲会握着我的手。我经常告诉她,我爱她,她会虚弱地微微笑一下,但很少对我说什么话。在她临终之前,疼痛难忍时,是巴巴拉给她打止痛剂的。现在,还有几支药放在楼下的一个盒子里,那个盒子是巴巴拉留下来的。盒子里面是为纪念我母亲留下的一些零碎东西,例如,她以前用过的线轴,为准备电台节目时作记录的索引卡,还有金笔尖的派克钢笔。
  我在黑暗中摸到自己的拖鞋,又从衣柜里把睡袍拿出来。我走到客厅,盘腿坐在摇椅上。最近,我又开始想抽烟了,也并不是那么想抽,只是想在这经常醒来的无聊深夜里做点什么。
  我和自己玩一个游戏,游戏名叫“最可怕的是什么”,有很多事于我已经无关紧要了。我不在乎我在街上走着的时候,那些女人盯我的眼神;我不在乎我的名声;不在乎很多人听到我名字时条件反射的皱眉,哪怕是我的罪名明天都被撤销,他们还朝我皱一辈子眉头,也无所谓;我更不在乎如果被定罪,再也找不到律师的工作。我在乎的,是自己这压抑的情绪、持续的失眠,还有我无法掩藏也无法消除的狂躁和焦虑。最可怕的,还是在深夜醒来时,无法抑制自己的这些瞬间,我觉得这种恐惧永远也不会结束。我就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着灯的开关,但我永远都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找到它。这种恐慌是最可怕的,随着摸索的时间越来越长,心中仅存的一丁点希望和坚持也渐渐消退,就像是被投进水里的小药片,冒着气泡,慢慢不见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开始将我吞没。
  这,就是最可怕的。除了这个,还有我对奈特的担心。星期天,我们将送他上火车,让他去参加一个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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