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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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块敲门砖，你可以借此攀上郑介民这棵大树。”
“是啊，”你母亲说，“我也这么想，但光知道不行，我们应该弄到电台的频率、呼号、联时以及使用的密码，关键是密码，非弄到不可，否则郑在无法证实我们忠心之前很难器重我。”
我说：“那些东西怎么能弄到呢？”
你母亲说：“偷！”
“偷？”我说，“那太冒险了。”
她说：“我想过了，不可能有其他办法，只有冒这个险。”
我说：“去哪里偷呢？”
她说：“就在你隔壁的办公室里，秦时光的保密室里。”
那天我才了解到，原来秦时光整天钻在保密室里并不像我想的一样在睡大觉、写情书，人们讨厌他，指责他，说他在处里纯属多余，嚷着要把他赶走，赶到下面去。然而这是不对的，因为——现在我知道，其实他比我们任何人都重要，都辛苦，一个人操劳着一部电台，既当收发员，又当译电员，劳苦功高，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他。这个秦时光，人们都误解了他，也小看了他。
分手前，你母亲交给我十四把簇新的铝制钥匙和一部美国“利特”相机，说：
“我已约他今晚去我家做客，希望你成功。”
那天晚上对我来说就变得格外珍贵而惊恐了。你知道，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而我这次行动风险之大使它“最后一个”的可能性也增大到了极限。我要动一动毛人凤的心脏，那里面鬼知道有什么隐秘装置，也许只要我手里仿制的钥匙一插入锁孔，毛卧室里就会响起尖厉的警报声。十四把钥匙对我说无疑是太多了，也太新了，它们将开启的也许不是秦时光密室的门，而是我的地狱之门。去冒这样的险无异于赌博，任何力量或心智都无法决定成败，成败只能挂靠在“运气”两个字上。
然而，上帝在那天晚上突然向我伸出了仁慈的双手，我是幸运的，没有一把锁（两道门，三只铁皮箱总共五把锁）不在这十四把簇新的钥匙中，没有一次惊恐的经历让我持续得太久，没有一个动作注定我留下蛛迹，没有人看见起点，也没有人听到我无穷无尽地按下快门的咔嚓声——我觉得这声音像枪声一样震耳欲聋。当你母亲打来电话，通知我秦时光已离开她那里时，我怀着一种丧魂落魄的快乐告诉她：一分钟前，我已把一切甚至连像一滴眼泪一样的逗号，都装在了你的镜子（相机）里。
以后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以想象的，你母亲捏着毛人凤的“尾巴”投靠了局长大人郑介民，被郑调至身边，表面上是他秘书，实际上是他的第三只眼，是他的“秦时光”，每天的任务就是窃听“蒋毛”私语。这时你母亲的身份已神奇到这样的地步：既“亲爱地”扯着郑介民的臂膀，又“恶毒地”捏着毛人凤的尾巴，两边都有她的视野和触角。就这样，保密局的两大世界被你母亲连贯起来，融为一体，那时候保密局没有一个声音是我们听不到的，没有一个行动是我们不知晓的。我说过，什么事情恰恰都会发生在一个时间里，同样什么事情有时往往都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你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会被她不可想象地创造出来，她撑起双手，就把保密局的地下世界支立起来，而且这世界还相当发达。我们活动于此，游刃有余，一点也不感到局促，不感到封闭和危险；我们置身其中，既看到了遥远的星辰之外的奇观，也看到了深在海洋之下、地球中心的微妙。你母亲像是一面巨大的无穷无尽的镜子，保密局的一切细微、奥妙无不显现在她的镜子里。
暗算 第二十八掌（3）
以后你母亲就在郑介民的小洋楼里办公，每天上下班都要从我窗前那条石子路上经过。除了舞会上例行的联络外，有时候我们也紧急地联系，譬如说我在她经过我窗前时突然地启窗，或者她在我窗前悉心化妆，那都是我们有急事相告的暗号。我记得有天下午，她在我窗玻璃外面停下来，又是照镜子又是涂唇膏，动作十分夸张又持久。就在这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杨丰懋这个名字。
06
我不知在前面有没有提及过杨丰懋这个人，这个人我是必须要提起的，还有那个真正的老Ａ，他们都是跟你母亲有着非常关系的人物，也是我们组织中的重要人物。我可以消失在你母亲的记忆中，但他们不会，永远不。
现在你应该知道，你母亲是5月份到保密局的，6月份我们在天印山上约会，策划一系列行动的开始，到了7月，你母亲荣幸地成为郑介民的“秦时光”。然后在8月里，你母亲最重要的事情是和杨丰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婚礼。偌大一个南京城也许没有几个不知晓这场婚礼的，这场婚礼隆重、浩大得像一个战役。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个战役。
我没有去参加他们的婚礼，还不够格。但从报纸上看，我知道杨丰懋是商界的一个知名人物，大富豪，在水西门拥有自己的豪华公寓。以后，你母亲就住在那里，那里一度成了我们地下组织的神经中枢，所有的情报最后都会聚到那里，在那里变成文字，变成电波，传播出去。
这个杨丰懋，我后来曾在我们舞会上多次见识过，给我的印象是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傲慢的人，或者说装得像个傲慢的人，高个子，长方脸，西装革履，头发油亮，抽着粗壮的雪茄烟，神色冷漠，气宇轩昂，既有绅士的风度，也有水手的那种粗犷气概。有一次，你母亲介绍我们认识，我和他聊起来，谈到共产党人该不该接受和谈的问题，他的见解是当时美国人的见解，认为共产党接受和谈是明智的。
他夸夸其谈地说：“共产党只有两门火炮和三支鸟枪，他们也许可以在梦中无数次地击败我们，但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趁着当今全世界都厌战的形势接受和谈，隔岸相治，在我看来，那简直是上帝给他们的礼物。”
这些都是当时报纸上的言论。
分手前他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四五个显赫的头衔，我只记得其中一个是：中华海洋委员会董事长。我所以独独记得住它是因为这个海洋委员会当时很有名气，是一个做着阴暗的非法营生却从来不遮人耳目的、从事军火贸易的秘密商会（ 像夫子庙的众多妓院），后台老板是美国议会的一位官员。当时曾有不少爱国人士呼吁政府取缔这个商会，因为它干的无非是“拿中国人的家珍换来了些过时的废铜烂铁而已”。
不知怎么的，我自一开始就有种预感，觉得杨丰懋可能就是那个真老Ａ。没人跟我这样说，也没这方面的征兆，但我就这样想，而且从那后我把自己对老Ａ有的敬佩和仰慕都悄悄地给了杨和你母亲。直到半年多后，当我手上捧着真老Ａ的人头像时，我才明白不是的。
我说过，自你母亲得到郑介民重用后，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心，成绩也很大。跟所有耕耘者一样，收获给我们带来了古老而根本的快乐。但等过了年，到了1948年3月份后，我们接连遇到了好几件麻烦和不幸的事，首先就是老Ａ的头像被四处张贴，悬赏捉拿。
暗算 第二十八掌（4）
那张人头像也许是根据谁的记忆由一个蹩脚的画匠描制的，很大，有半米见方。在像上，老Ａ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视镜，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形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凸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总的说，也许是由于回忆者或者作画者的感情用事，把老Ａ视为“狗特务”，过分地强调了头发的长又乱和腮帮上的几道横肉，因而显得有点怪模怪样，既有一个秘密组织头目的毒辣、刚毅的气质，又有山里土匪的那种蛮野劲。反正这是一幅极其拙劣的人头像，不论是回忆的人还是描绘的人，在创作中都融进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极不真实是肯定的。我记得，刚到南京时就听保密局不少官员说起老Ａ这个人，说他曾当过演员，擅长化装术，经常改变相貌。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像者增加了难度。但不管怎样，杨丰懋和画像上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最差劲的画匠和最高明的化装术都不可能将同一人演绎成如此两人。这头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让我明白了杨和老Ａ不是同一人。
就是这张头像，后来复制出无数张照片和画像，四处传播，到处张贴。我相信，它在巡捕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他们话说，老Ａ擅长化装术，那么他一定将由此把自己化装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我以为，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其他都有些夹生，那一定是回忆得不确切或者表达得不到家造成的。既然这样，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同时也会改变额头模样）就行了，而这是很容易的。
对此，你母亲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变化，“但鼻子两侧的‘肉八字’是不易改变的。”她这么说，使我以为她一定见过老Ａ。但她又否认了，说只是见过他的照片。
我问：“照片和头像相像吗？”
你母亲痛苦地点点头说：“像。”
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作出让老Ａ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作出决定是一回事，怎么离开又是一回事，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糟，老Ａ的头像铺天盖地，大街上随便捡起一张废纸看，都可能是老Ａ的头像。再说南京这个城市不知你去过没有，完全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将城门把守起来，你只有变只鸟飞出去了。我记得为了让老Ａ离开南京，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保险之计。最后想来想去，还是用了一个很老套的办法，花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将老Ａ装在一只木箱里，以文物国宝的名义走私出去。
这是一个多月后的事，老Ａ总算躲过了劫难，我们悬起的心刚刚轻松下来，不料你母亲又出事了。
07
唉，人老了，记忆也老了，舌头也老了，就连皮肉里的血也老了，干什么都不可能像年轻人那么爽快、利落。你见过老人行走吗？一步一顿，走一步退半步，很烦人的是不？而他们自己却并不厌烦，是的，除了不厌其烦他们没有别的能耐。我相信我很早就已变成一个老人，一个啰唆的人，譬如这拐杖，它是说明我老和啰唆的有力把柄，我离不开它，它既是我的累赘，又是我的一只脚，我靠着它出门、走街，预防各种跌倒的危险。有时候，我也要用它打一条冒犯我的恶狗，大街上也许没有一条真正的狗，但是像狗一样的人并不是没有。哦，你看，我又把话扯远了。
暗算 第二十八掌（5）
那天是星期天，我记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阅读了几张解放区的报纸和一本小开本的油印刊物（都是秘密得到的），使我深受鼓舞。中午时候，天气很好，妻子让我带儿子和女儿去小红山公园看马戏团的演出，我以有事搪塞推辞了。其实我没事，我只是想清静，想一个人待在家里，让宝贵的孤独包围我，让那些平时沉睡的东西苏醒过来（ 就像有片薄薄的阳光在我心里蠕动着，使我看见细微，听到静的声音）。 干我们这行静心静气是最重要的。
后来，我坐在阳台上，目送他们远去，初春的阳光温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跃着，妻子一只手牵着儿子，一只手牵着女儿，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个幸福的母亲和家庭。这时我突然想，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间，荒唐地翻出了上午已经看过的几张解放区报纸，重新又看了起来，仿佛这种阅读能够给我勇气，使我安宁。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几张报纸都亲切地告诉我：大决战已经开始，我们已经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我一边接受着熟悉的鼓舞（已是第二次），一边以一个幸福的人的眼睛预示着未来，我想我们军队也许很快就会攻打南京，战争也许很快就会结束。
大约是一点多钟的时候，你母亲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马上意识到：一定有什么紧急事要告诉我，就下楼去把门关了。回来，我见你母亲躺倒在沙发上，微微睁着眼，满脸疲惫，像一个病人。我想是不是出什么事把她吓得这样，所以心里更加着急，问她出什么事了。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心乱的样子。我又问：
“你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这才抬起头，看我一会儿，突然告诉我——很坚决地：“我怀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