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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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设宴，只不过是多了几个陪我吃饭的人而已，都是所里的领导和名人。人多了，话就多，吃饭的时间被无聊地拉长。用完餐，我们从餐厅出来，经过大厅往外走时，我突然注意到，在临时会客的沙发那边，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个女人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目光大胆又热烈，有点*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纪也许有三十来岁，也许还要大一点，嘴唇涂得红红的，穿着一件黑白细条纹相间的列宁装，头发用一块白手绢扎起，很洋派的样子，有点电影上女特务的时髦和妖艳。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她好像冲我暧昧地笑了一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宁愿相信这是幻觉。但即使是幻觉，我也感觉到一种像被火烫着的惊吓，吓得我不敢再侧目去看她。
事情从此变得有些荒唐起来。不一会儿，我送走书记他们，回来时，见女子正立在我房间门口，见了我，还是刚才梦幻似的一个甜甜的笑容。我心里有些虚实不定的无措，为掩饰这种无措，我带点儿指责口气地对她说：
“你在这干什么？”
她脱口而出：“找你啊。”声音和笑容一样甜美。
“找我干什么？”我问。
“你不是在找人嘛，我想来了解了解，不欢迎吗？”她理直气壮地说。
“你是干什么的？”我冷淡地问。
她把头天真地一歪：“你猜呢？”
我很粗暴地顶回去：“我不想猜。”
她略显尴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颜，说：“看你这么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国民党的残留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说，“我不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我是爱国知识分子，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教授，周总理还接见过我呢！”
我听着，云里雾里的，一时愣在那。
她敲敲我房门，落落大方地要求我：“开门吧，请我进屋吧。”
我手已经伸进口袋，去掏钥匙，但临时又放弃了。我问自己，对她一无所知，贸然请她进屋是不是合适？答案是否定的。于是，我请她去楼下大厅里坐。她似乎不乐意我在大厅里接待她，到了楼下，她要带我去专家楼，说那里有爿咖啡屋，是专门招待外宾的。
我说：“我又不是外宾。”
她说：“我们可以装成外宾。”接着流利地说了一串外语，也不知说的是哪国话。
我还在犹豫去不去，她掏出一张十元钞票说：“小姐请先生，你好意思拒绝？”
我心里想，这人怎么好像不是真的，跟书里的人似的，说话酸溜溜的，做作得简直叫人心烦。最后我还是跟她走了，路上，我对自己说，她身上有种惹是生非的东西，你最好离她远一点，见机就撤。她似乎看见我心里想的，用一种宽慰我的口气说：
“不要用老掉牙的眼光来看我，那样你会觉得我是个怪物，其实我不怪，只是有些特立独行而已。在这里，他们都是一个样，千篇一律，我是唯一的，与众不同，所以也是值得你认识的。”
黑暗中，我觉得她的声音也是做作的，常常夹杂着一些外语单词，叫我听着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我疑惑着，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07
她叫黄依依，正如她自己说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归国前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手下工作过，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我记得安德罗曾对我说过，当今世上冯·诺伊曼是最伟大的破译家，他有两个脑袋，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世界上只有他既可以破东方的密码，又可以破西方的密码，他收罗了大批东方学子，为的就是领略东方智慧的玄奥……所以，有人说他的脑袋比爱因斯坦的还要复杂，还要深不可测。
暗算 第七章（4）
黄依依与诺伊曼博士的缘分，似乎很多人都知道，是得益于她打得一手举世无双的好算盘。她打算盘的绝活是祖传的，在广东英德县大源镇的黄家祠堂里，至今还挂着慈禧太后的御书：两广第一算盘，说的是她爷爷。老人家晚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当过一阵子临时国民政府的收支总管，后人将此演绎说他是孙先生的账房先生。黄依依从三岁就开始跟爷爷练习珠算，到十三岁赴广州读中学时，算盘打得之快已经与年迈的老祖父相差无几。老祖父临终前，将他一生视为宝贝的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赠与她，引得黄家几十个嫡传后裔们无不眼红心绿。
老祖父遗传下来的这算盘实为稀世之宝，其大小只有半只烟壳子一般大，有如一块玉佩似的，可以合掌护爱，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艺更是令人惊叹。整个算盘由一枚野生象牙浑然雕刻而成，手艺和功夫大有盖世绝伦之高超，而且上面一百零一个算珠子个个着有纯黄金粉，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凉手称心，可谓美不胜收，举世无双。
算盘小巧又珍贵到这般地步，与其说是个算盘，还不如说是件珍宝，只有观赏性，而无实用性。因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绿豆似的，常人已根本无法使用，要想使用，只能用指甲尖尖来点拨。然而，黄依依却可以拿它来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试算速，开头几年用的是真指甲，十指尖尖的，后来改用假指甲，跟弹琵琶似的，却依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将细小的算珠子点拨得骤风暴雨地快，飞沙走石地响，那感觉如同你看艺人踩着高跷，依然健步如飞。这是她的手艺，也是她的骄傲，不论何时何地，她总是随身带着这件宝器，高兴或不高兴时，需要或不需要时，都拿出来热热手，有时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时候是习惯，是无意，是下意识。靠着这门绝活，她到哪里都能引人注目，叫人铭记。
1942年，黄依依以优异成绩被国民政府*保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有一次，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来给他们开讲座，也许是有意想引起这位大数学家的注意吧，课间休课时，她从身上摸出算盘，戴上纤巧、朱红的假指甲，噼噼啪啪地击打起来，一下把这位数学巨人吸引过来，看得如醉如痴。一年后，在博士答辩会上，她再次见到这位大数学家，后者对她说：我有一个助手刚离开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辩依然像你的算盘术一样打动我，我将热烈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后来，她果真做了冯·诺伊曼的助手，于是转眼成了国际数学界人所共知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人事部、外交部、*、中科院等六部院联合发表公开书，欢迎海外爱国之士归国建设新中国。该公开书由周总理签发，上面具体点到了二十一个人名，其中就有黄依依的名字。她就这样回到祖国，成了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女教授，年仅二十六岁。后来她又去莫斯科做访问学者八个月，带回来一个苏式绰号：伏尔加的鱼。至于有何寓意，少有人知晓。
这一切，当然是我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那天晚上，我们到咖啡屋后并没有说什么就分了手。是我溜走的。咖啡屋不大，是以前的一个教室改成的，老板是个中年妇女，长得像新疆人，其实是个哈萨克，苏联人。据说，她丈夫曾经是最早来这里工作的苏联专家，她开这爿咖啡屋本来是为那些苏联专家服务的，如今专家走掉了一大半，包括她丈夫，也走了，而她却留了下来。听黄依依说，她现在跟这里的某个人好着，留下来就是舍不得他——不是舍不得咖啡屋。在大批专家撤走后，咖啡屋的生意已经日渐惨淡，我们进去时我看见只有一个客人，国籍不明，但肯定是个外国人，留着满脸大胡子，跟*似的，正如醉如痴地听着电唱机里放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曲子。音乐一遍放完后，他用蹩脚的中文要求老板娘再放一遍。因为没什么客人，屋里空敞得很，也许就因为空敞吧，等音乐再起时，黄依依心血来潮地邀我起舞。
暗算 第七章（5）
我当然不从。
我说：“我不会跳。”
她说：“你不会我教你。”坚决要求我跳。
我坚决不从。我简直觉得荒唐，在咖啡屋跳舞，还跟个陌生女人。这种事我想一想都不敢，更别说做了。但黄依依像中了邪似的，看我死活不肯，不知是想报复我还是怎么的，掉头即去找那个大胡子跳。大胡子欣然起身，还对我说了声谢谢，好像是我恩赐给他这个机会似的。在起舞前，黄依依对老板娘说了一句俄语，老板娘听了，笑嘻嘻地从柜台里出来，陪我坐下。老板娘的中文说得不错，除了腔调难听外，意思基本上能正确表达。她问我是不是“卡门”的男朋友。我问卡门是谁，她指着黄依依说，就是她。我说她不是叫黄依依吗？老板娘笑，说看来你不是卡门的男朋友。然后她对我解释说，黄依依是她的名字，卡门是她的昵称，这里人都这样叫她。我问为什么要叫她卡门，老板娘反问我：
“你不觉得她很可爱吗？像卡门一样可爱。”
说真的，当时我不知道卡门是个文学形象，但说到可不可爱，我是知道的：不！一点也不！我想，这也叫可爱？这叫神经病！十三点！疯子！
看着两个人恶心得像苍蝇一样在我身边转着，我浑身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很快就抽身走掉了。不辞而别。
第二天上午，我去找书记要三名候选人的档案看，顺便问起黄依依这人。书记将她的情况大致向我作了介绍，总的说，我感到书记对她的才学和科研精神是推崇有加的，目前所里进行的两个被国际上看好的研究课题，其中就有由她主持的“数字微分和质量划分”这个课题，只是对她“放任自由的性情”略有微词。
“我认为她典型属于那种大脑发达、小脑不发达的人，智商很高，但自控能力较差，管不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平时说话行事太任性，太无拘无束，放任自由。所以，也容易遭人非议，有人就批评她身上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看看我，书记又说，“不过，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人总是有缺点的，她本来就在美国生活多年，思想上难免不受影响，我们一方面要改造她，另方面也要理解她。我是理解她的，所以经常劝她要入乡随俗。她的问题，说到底一句话，没有入乡随俗，或者说还没有很好地入乡随俗。但我相信慢慢地，她会的。”
我想，既然她业务那么强，为什么又不把她推荐给我？我这么问书记，他哈哈笑道：“你不是已经跟她有一面之交，你觉得合适吗？她这样子，用你的话说，疯疯癫癫的。”
我想也是，我们怎么可能要她？她充其量不过是一只“有思想的苍蝇”而已。
走出书记办公室，我想把黄依依也从脑海里甩出去，但似乎不那么容易，她的形象、声音、话语、舞姿等，老是像苍蝇一样，在我眼前飞来舞去。说真的，书记对她不错的口碑引起了我对她的好奇，我以为像这种人在单位里肯定是叫领导头痛的，没想到还这么好，这说明她在业务上可能真有过人之处。看上去疯疯癫癫的，实际上才学满腹；我觉得可恶，有人觉得可爱，比如那个老板娘……看来，她并不是个简单的疯女人，不能等闲视之。我甚至想再见识见识她，但想到昨天晚上我无疑是给了她难堪（不辞而别），若主动去见她，没准还要被她奚落一番。再想，她这样子去我们那里确实也不大合适，毕竟我们是个特别单位，纪律性强，思想作风要过硬。这样一想，心里也就淡了她。
暗算 第七章（6）
我夹着候选人的档案回到招待所，开门进房间时，看见地上躺着两只信封。我不想也知道，这一定是他们交来的答卷。昨天，我给三位又出了一道数学迷宫题，我将根据他们三人解题的情况，对错、快慢、简繁等，最后来裁定录取谁。现在已有两人交答卷来了，我坐下看，发现两人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心里一下子很高兴。刚才我还在想，如果三人都不能及时交来答案，或交来了都是错的，最后还不知怎么来作裁定呢。现在看，起码有两人可供我选择。从答题的思路看，虽然两人各有千秋，但从感觉和简繁程度看，几乎都不差上下，难分高低优劣。这就是说，我几乎可以在两人中任意选一个，最后选谁将主要取决于档案材料了。于是，我准备好好研究一下他俩的档案，从中来明确我的抉择。就这时候，我听到有人敲门，开门看，是黄依依。她立在门口，见了我，还是昨天那种梦幻似的笑容。
“有事吗？”我问。
“当然。”她说，“但不是请你跳舞，放心好了。”
“什么事？”
“可以让我进来说吗？”不等我作答，她人已经进来，一边说道，“我是来应试的，你不会不准我进来吧？”
“应什么试？”我有意装糊涂。
“你不是在招揽人才嘛。”她瞪大了眼。
“是。”我不想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