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Ⅱ-第4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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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才能赚得更多，并让国家所受到的影响最小，我只想到了举债，还有投机西德马克。”黄历举杯向众人示意了一下，笑着说道。
“呵呵，总统的聪明真是天生的，只是随便听听便想到了这么好的办法。”孙昌寿抿了口酒，恭维了黄历一句，笑得象个老狐狸似的，“我看今天就不要公开讲出来了，大家回去仔细整理一下，看谁的点子多，总统先生可是有好酒奖励的哦！”
“没问题，不就是茅台酒嘛！”黄历笑着说道：“中国是很愿意用它来出口换取外汇或商品的，市场已经打开，大家不用愁以后喝不到了。”
黄历说的不是假话，中国本来只想将窗子开一条缝，但不经意间，连门都半开了。引进化肥和化纤技术和设备的协议还只是意向，南洋联邦便已经将大量的所谓“样品”和“试用品”送进了中国。至于货款，南洋联邦表现得很大度，可以分期，也可以与中国出口的商品进行充抵。
化肥倒还好说，正是中国急需的物资，但这些个化纤布料却很难办。因为这些个布料各种颜色都有，那些艳丽的带花的可是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气息，难道这是个阴谋，要腐蚀人民的革命意志？
第362章 好年头儿
清一色的岁月里，暗色系一统天下，绿军装是最时尚的穿着，这些个花花绿绿的布料算是怎么回事？糖衣炮弹嘛！不对，这不是阴谋，是挑衅，那个黄历在北京游览的时候不是感叹色调太单一，让人有压抑之感吗，这肯定是他的主意。
退回去，不行，难道让那个家伙笑话中国的革命群众抵抗力如此脆弱？何况建交谈判正在进行，没有合适的名义岂不是落人话柄？销毁？也不可取，既然收下那就是要付钱的，而且以后说不定还要送呢！
收下，入库，尽快引进设备和技术，尽快生产出符合咱们时代特点的布料，自力更生才是正道。
什么，要买茅台酒，嗯，这没问题，出口创汇嘛！还有？要参加广交会，要组织华侨恳亲团，要组织文化体育交流活动，举办炎黄杯围棋对抗赛……
要求合情合理，又是在建交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对中国禁运的药品、谷物等物资也装船待运，这令中国领导人感到相当的难办。不要求全部答应，只要逐渐地开放。从不起眼处着手，这也是黄历的特点之一。
另外，中国这个大市场将成为南洋联邦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虽然现在还不是，但在不久的将来，当中国走上复兴之路，当南洋联邦的出口市场趋于饱和时，先行之利便会体现无遗。这对于南洋联邦这样一个人口较少，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来说，尽力开拓海外市场是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题。
在与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几次探讨研究后，黄历稍微放下心来，南洋联邦不同于日本，美元贬值、南元升值固然对现在的经济结构有一定的冲击，但应对得当，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日本资源匮乏，原材料几乎全部需要进口，连粮食都不能自给。而南洋联邦有资源，是粮食出口国，矿产的战略储备也一直在进行，更投资参与了矿产上游资源的控制和把持。
总之，考虑到各种因素后，美元与黄金脱钩，进而贬值，这是大势所趋，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无法解决的痼疾，早晚要爆发，不可避免。关键是如何利用美元贬值的时机，将损失减到最小，甚至于因此而获利。
一场战略大布局在七零年下半年全面展开了，在经济学家们的策划下，南洋联邦政府和量子基金会开始行动，减少手里的美元储备，增持西德马克、瑞士法郎；或在伦敦黄金市场和美国国内套购黄金，或增大对外美元投资，或出手美元资产，或用美元大量购买各种原材料囤积。总之，就是将贬值已成定局的美元尽量多花出去，换成实物或其他表现坚挺的货币。
一切都在暗中布置，节奏要掌握好，要不温不火，缓慢进行，避免由于出手大量美元资产而引起别人的警觉。甚至南洋联邦政府为了掩护这次大行动，还不时放出烟幕弹，比如公布一下外汇储备，申请点美元贷款等等。
经济上的布局，政治上的突破，七零年是南洋联邦的一个好年头儿。十月十六日，中南发表了建交公报，两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十月二十三日，琉球宣布独立，琉球复国成功，南洋联邦率先承认，并派出特别国务卿沈栋为首的高规格代表团参加其建国大典；十一月七日，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访问南洋联邦，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从二战结束，南洋联邦便与西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援助粮食和燃料，大批吸引技术人才，当年选择定居南洋联邦的德裔族群已经有了第二代，从而更加稳固了两国的关系。再加上战后对西德的一些限制，使西德不得不将军工产业转移到南洋联邦研究发展，以便保持军工产业的技术和人才，从而使联结两国的钮带更加牢靠。
一个亚洲新兴的强国，一个战后奇迹般崛起的西欧传统大国，强强联手，预示着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的发展，尽管这只是刚刚出现一些端倪。
历经两世界大战的损耗和摧残，德国仍然强大。尽管历史因为他们是军国主义的鼻祖而曾经非议他们，但是历史却掩盖不了他们璀璨的光辉。他们以哲学为先导，以现实为基础，以思想的魅力开启民智、抛弃封建糟粕，接受启蒙思想，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博大的胸襟、非凡的能力为德意志创造了未来。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跪倒在地。一位记者写道：“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跪而没有跪的人跪下了。”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德国回到了欧洲的怀抱，也回到了世界舞台。德国又一次崛起，又一次站在世界的前端。
德国的崛起有其自身的有利条件，美国的援助、雄厚的工业基础、高素质的劳动者，最重的是团结一致、奉献苦干的德意志精神。而南洋联邦的发展则主要依靠黄历的眼光和谋略，以及自身的后发优势，大胆吸收各国的先进技术和人才，在冷战中灵活周旋、巧妙取利。
发展的道路或有差异，但基本思路却是相似或相同的。同样是重视教育，以开拓创新、研究进取作为发展的动力；同样的注重民生，实行社会福利，缓解阶级矛盾和缩小贫富差异，并且保证每个公民幼有所养、长有所用、老有所依；同样以保证社会稳定为重要目标，致力于建设高效率的、廉洁的政府，形成一种稳定持续、行之有效、为国民拥戴服膺的治国方略……
黄历对德国一直很钦佩，也努力以德国为榜样建设国家。不论政党如何轮替，政府如何走马灯似地换届，甚至遭遇战争重创，德国仍然是一个巨人，不曾倒下去，不曾萎靡不振。不消几年，又焕发了活力，重新站立了起来。这其中的原因和精髓难道不值得谋求民族长远出路和持续发展未来的南洋联邦借鉴和效法嘛？
第363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其实，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对南洋联邦的发展也感到惊讶，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一个战后的新兴国家能发展到如此程度，除了资源的优势外，他认为最关键的因素还是第一代领导人的英明睿智、高瞻远瞩。
这与当初德国刚刚统一后的情况有些类似，铁血宰相俾斯麦自上而下，通过战争，逐步实现了德国统一，进而形成国内统一市场。当时，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个工业化历程，而德国不过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其大胆吸收英国的先进技术，勇于创新，从而大大缩短工业革命的时间。从一八七零年以后，德国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英法两国，次于美国，到十九世纪末期，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上首屈一指的新兴工业大国。
也是三十多年的时间造就一个大国的崛起，南洋联邦与德国的发展还真的非常相似。但时间不同，形势不同，南洋联邦的发展经历依然令勃兰特感到好奇和钦佩，从战后一步步走来，仔细研究，竟然发现南洋联邦几乎没有行差走错的时候，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时机的掌握，对政策的制定，根本不象一个新兴国家应该有的那般成熟和顺畅。这并不是勃兰特一个人的发现，随着南洋联邦取得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成就，引来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研究，并不稀奇。
有人在当权的时候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伟人，仿佛无所不能，国家离了他便要崩溃，人民离了他便会贫穷。这样的人非常普遍，苏加诺把自己描绘为“一个伟大的爱人”，但却使印尼成为通货膨胀最为严重的国家；恩克鲁玛不仅把自己看作加纳的国父，而且看作非洲独立之父，他封自己为“终身总统”，并为自己建造了精致的纪念碑，最后却因为挥霍和偏执被推翻，落得个客死异乡……
有的人力求低调，说得少做得多，掌权时似乎没有惊人之举，也不为自己歌功颂德。但他留下的却是国家和人民享用不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留下的是他劈荆斩棘开拓出来的光明之路……
生前或掌权时被人赞颂算不了什么，死后或下野还被人们崇敬才是了不起的伟人。黄历不敢自称伟人，但水涨船高，南洋联邦发展得越好，就越让他闪耀出光辉。
黄历是个知道进退的人，尽管钟可萍不会因为他的光彩盖过自己，或者被人说成是影子总统而吃味生气，但黄历还是离开了坤甸这个政治中心，搬到了西婆罗洲第二大城市山口洋居住。也就减少了很多来访的外国政要顺便前来拜访的叨扰，多了几分清静悠闲，也使他能更专注地观察和分析国际上变幻的局势，更细致的分析一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意图。
中美缓和虽然步伐缓慢，但却是不断前进的，文化大革命正趋于平稳，在黄历的新研究中，他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借这次运动而进行的权力斗争已经接近尾声，北京的领导人正展现出新的自信。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主要是尼克松来说，他有两桩心事：一是搞点什么惊人之举使自己名垂青史；一是设法连任下届总统。对外首先考虑的就是：主动同中国和好，借助中国抗衡苏联。
因为美国与中国的不断接近，也因为苏联在中苏边境驻扎的兵力使其欧洲防务有所减弱，已经使苏联在欧洲表示出和美国缓和的迹象，显然，这是美国人非常乐意看到的事情。实质上的突破还未产生，美国已经从中获取了利益，当然要继续深入下去。
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开始后，尼克松和基辛格感到这种会谈易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干扰，而且每次都是互念经过批准的稿子，既耽误时间，又不解决问题。尼克松决定另开渠道，同中国领导人对话。而南洋联邦与中国刚刚建交，正处于初期密切来往，加深了解的过程中，由南洋联邦充当中间人，比巴基斯坦似乎更为有利。
一九七零年九月六日，尼克松趁钟可萍总统去美国参加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之机，在会见时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在欢迎宴会上，尼克松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发出了西方人士称之为“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消息转达到中国后，很快便有了回应。毛泽东批准同意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妇访华，并由周总理安排，于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斯诺夫妇，拉着斯诺的手一同参加了中国国庆二十一周年观礼。后来又在接见斯诺时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尼克松获知这讯息倍受鼓舞。一九七一年二月，他在美国国会作外交报告时说：“在今后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并表示：“凡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中美两国互相摸清彼此的战略意图后，中方通过南洋联邦向美方发出邀请：“要符合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尼克松获悉后极为高兴，除四月二十九日口头表示外，并于五月十七日请南洋联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为了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