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Ⅱ-第4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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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美国人还在还不会翻脸。”黄历有些鄙夷地说道：“用句俏皮话来说，那就是‘无可奈何得合作，情不自禁想遏制’。苏联自勃烈日涅夫上台后，已经抛弃了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执行强硬的政策，大国沙文主义逐渐演变成了霸权主义。美国人将越来越感到苏联所施加的压力，所以，对我国他们只能是扶持与合作，以此作为亚洲稳定的基石，对这一点，你要心知肚明，在美国人面前挺直腰杆，我们应该感谢现在这样的好时代。”
“对你这样两面偷油的家伙来说，确实是个好时代，呵呵。”钟可萍失笑道，也只有与黄历的私相谈话，她才露出女人特有的娇嗔和调皮，以此作为平时压抑的释放。
“呵呵。”黄历也笑了两声，郑重说道：“我们必须要抓住这样一个发展的良好时机，以后就算美国想遏制我们，也会发觉已经力不从心。”
“为什么不是苏联？”钟可萍疑惑地问道：“我曾问过你，为何不把苏联看在眼里，你只说是制度问题，但我知道，你肯定有什么秘密没告诉我。”
“生气吗？”黄历问道。
钟可萍停顿了一下，在话筒中轻轻叹了口气，说道：“不，我只是——算了，你不说我也不问了，你肯定有你的道理。”
第330章 苏联的繁荣背后
夜的香气弥漫在空中，织成了一个柔软的大网，把所有的景物都罩在里面。黄历倚窗望出去，满天的星又密又忙，它们声息全无，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一梳月亮象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已不害羞，光明和轮廓都清新刻露。
何梦雨推门进来，提着一个暖壶，知夫莫若妻，黄历吃好饭在小花园里散完步便钻进书房，她便知道，丈夫可能又要熬夜了，煮好一壶咖啡，适时地送了过来。
“在写什么呢？”何梦雨给黄历倒上一杯咖啡，歪头看了一眼桌上的文稿，调侃道：“我记得你白天在写‘造反有没有理’，这到了晚上，怎么又写起苏联了？难不成你想去苏联造反？”
“嘿嘿，你舍得我去吗？”黄历轻佻地拍了拍妻子的臀部，笑道：“我这是写些自己对苏联的看法，仅供参考。”
“供萍儿参考的吧？”何梦雨轻轻打了黄历一下，扬了扬眉毛，取笑道：“每天一个电话，嗯，要不是我看得紧，你呀——”
“这可不能瞎说啊！”黄历嘴上强辩，心里还是有点发虚，“要是传出去——”
“开玩笑的，你当我是长嘴婆啊！”何梦雨说着坐在黄历身旁，拿起黄历的文稿翻阅起来。
黄历轻轻吐出一口长气，慢慢喝着咖啡，思索着下面该如何写。
“年轻的时候，还真是很羡慕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何梦雨轻轻放下文稿，很是感慨地说道：“后来看到了一个外国人写的有关苏联的文章，心中还是半信半疑，以为是造谣中伤。”
“事情的真相往往隐藏得很深，或者被某些人选择性地宣传。”黄历点着头说道：“以前的不说了，单说现在吧，苏联国内呈现出热气腾腾的发展趋势，却将危机掩盖住了，失去了最好的改革时机，这种恶果要在很长时间后才能显现出，但没人能够看到。”
正如黄历所说，勃烈日涅夫上台伊始，便宣称继续执行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他对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和唯意志论”进行了不指名的批判，说“凡是以主观主义和随心所欲的决定来偷换对事情应采取的科学态度的地方，挫折和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在农业生产的领导中只凭意志行动越来越占上风，次数很多的、有时是臆想出来的改组造成了神经过敏状况。”
是的，赫鲁晓夫的改革确实有一些问题，但勃烈日涅夫将改革完全停滞，则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当然，他上位之初身体健壮，精力充沛，也具有一番救国家于危亡的干劲和理想，再加上他的身边有一批能干的实干家辅佐——柯西金掌管经济，安德罗波夫致力内政，葛罗米柯主持外交，几朝理论元老苏斯洛夫给他出谋划策，可以说是具有推动改革的实力和条件。
但随后的事情对苏联来说，既是一件好事，同时又是一件坏事，而副作用要到很长时间后才能显现出来。
一九六五年，秋明地区的萨莫特洛尔油井投产，第二年，乌连戈伊天然气田投产，庞大的秋明油田已具备全力发展的规模。仅这乌连戈伊的储量经查明就占世界探明总储量的百分之四十！这是一笔大得、多得难以想象的财富。于是，苏联经济的发展立即卷进了一条勃烈日涅夫意想不到的轨道。
石油，石油，苏联人把目光投在了石油上，一切以油气为重点来决策国内外大事。很快就又有了苏尔古特等大油气田，于是，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成了在苏联创造奇迹的神：大量的石油运到国际市场，赢得了滚滚的财源，可以进口大量的粮食、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了。于是，勃烈日涅夫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降低物价，可以欢宴饮乐、歌舞升平。
苏联历史上少有的欢乐和繁荣气氛使勃烈日涅夫兴奋得忘乎所以了。一些身旁的人和那些他提拔起来的官僚开始吹捧他是当今的“伊里奇”〔列宁和勃列日涅夫的父名都是伊里奇，“两个伊里奇”就是指勃列日涅夫是“当代的列宁”〕，他执政的岁月是“从伊里奇到伊里奇”的时代。于是，勃烈日涅夫再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么大的干劲了，他沉湎于美丽的幻想之中，想把数代领导人干而未竟的事业在他的手中全部完成。
然而，也正是这种表面上的繁荣，使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改革对苏联长期以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式的经济管理体制没有根本的触动，没有解决苏联经济如何持续增长这一实质性问题。
到七十年代后半期，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慢了下来，苏联的经济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弊端暴露得日益充分。究其原因：其一，理论上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作用缺乏认识，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还组织了对东欧国家“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批判，从而阻遏了对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探索。其二，实践上由于“新经济体制”的实行，面对所出现的片面追求利润、忽视产品质量、盲目滥发奖金，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等等问题，没能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害怕改革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动摇其权力基础，因而改革逐步收缩，出台的改革措施被取消，致使经济体制改革半途而废。
于是，在苏联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国民经济增长率可以长期保持两位数，经济规模也能保持世界第二，但其主要的消费品却长期短缺；苏联拥有当时世界最多的耕地，但粮食却连年歉收，不得不花大笔外汇进口粮食；苏联的宇宙飞船可以到达月球和火星，汽车却故障频出且耗油惊人；许多苏联百姓家里的家用电器陈旧不堪，电视机爆炸事件经常发生，很多人经常开玩笑说，苏联生产的电视机应当送给敌人。
终于，在那凝滞着老人血液的体制已经不再具有生命活力的时候，这个体制的死亡便不可避免了。
第331章 巧妙的对策
把一套老旧的国家机器换新确实需要时间和代价，而勃烈日涅夫为了所谓的“社会稳定”在十八年里毫无作为，七十多年来苏联只重视重工业，不重视轻工业，不重视百姓的生活，以及十几年大搞军备竞赛把苏联本就不富裕的国民经济消耗殆尽时，老大的国家便轰然倒塌，速度令人震惊。
从这剧变中，有人感叹，有人惋惜，有人高兴，有人能从中取得经验，有人能从中吸取教训。
“……政府要有忧患意识，切不可被表面的成绩所迷惑，或者沾沾自喜，或者故步自封，丧失进取心。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切不可等到积重难返时才徒呼奈何。对于民生，要始终如一地加以重视，这样才能使人民对政府有认同感，对国家有归属感……”
当钟可萍看到黄历写来的参考资料后，沉思良久，观点并不新鲜，字迹嘛，也没多大改进，但她还是珍而重之地将其仔细阅读，从中体味着黄历辛苦工作的深情厚谊。然后珍而重之地将其收好，笑着自言自语道：“这字呀，还是那个丑样子，呵呵，不过，写得还将就。”
她从黄历手中接过领导权，真正开始领导国家和民族继续向前迈进发展时，与她作为特别国务卿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她能更深入地了解黄历的辛苦和睿智，更全面地领会到国家各项政策背后的含意，也就更感激黄历在这之前为她铺好的道路。
虽然在发展策略上也要进行一些调整，但南洋联邦协调发展的基础已经打好，奥运会后，原来工业发展所面临的道路、港口、机场、通讯、电力等方面的短缺和瓶颈现象，由于基础建设投资的大幅提高，而得到极大的改善，并使经济发展在奥运会后的三年里持续快速增长。
但正如黄历所说的，没有什么经济政策是普世存在的，是可以永远不变的。经济发展策略要适应变化的环境，就必须适时调整，保持活力。钟可萍现在面临的任务是以稳定经济为主要目标，控制通货膨胀，继续创造社会公平，创造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体制，并缩小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促进市场经济的作用和积极的创造精神，提高产品竞争力，并逐渐向民众参与和创造主导的经济过渡。
等到下一个五年计划，南洋联邦就可能会在金融自由化和财政、税务改革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创造更好的经济环境。当然，这取决于她第一个任期内经济所发展的程度，以及国家那时候的状况。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表面上看象是这样，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比如国际环境、通货膨胀、消费需求等等。要想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进行经常性的改革，使经济发展能对各种变化的因素作出积极的反应。
不妄自菲薄，也不狂妄自大，南洋联邦的经济飞速发展，但依旧将自己定位于新兴工业国家。对内而言，这对激发民众的进取精神是有利的；对外，则会减少某些国家对于南洋联邦崛起的警惕和防范，也能在某种程度下降低了亚共体贫困国家的自卑感。
钟可萍推开窗户，微皱眉头望着大广场的方向，那里正在游行示威，就是那些受到文革影响的学生。好在电视、报纸等媒体上的警示性文章起了作用，这些游行示威者没有制造出什么动乱。钟可萍所想象中的冲进书店烧书、砸塑像、冲击学校管理机构和国家管理机关的行为没有出现，这让她稍微长出了一口气。
敲门声响了起来，秘书推门进来，说道：“总统先生，人员都到了小会议室，您是否现在就去？”
“好的，我马上就去。”钟可萍答应着，收拾了下桌上的文件，起身向外走去。
钟可萍非常担心文革在南洋联邦青年，特别是学生中的影响。不可否认，文革的乌托邦色彩和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再加上华裔的种族关系，使其可能具有更大的影响。她想拟定法令，禁止三十岁以下的南洋联邦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防这些头脑简单的青年被召募为“颠覆分子”。
但黄历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中国现在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去中国访问是不太现实的事情，政府出台这样的法令，可能会适得其反，更加激起青年们的逆反心理。而且，如果能让这些青年亲身观察现实的中国而不是被动接受宣传中的中国，文革就不会有吸引力，也就是说，要让青年人放弃对毛式革命的浪漫幻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去中国，退而求其次，也要让他们了解中国真正的文革是什么样的。
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可以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那就是组织青年学生去新几亚岛，与南洋联邦吸纳的逃港者接触，从他们的口中得到真实的信息，让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不是畏狼如虎般地下什么禁令。
这个大胆而独特的想法让钟可萍很受启发，她也想起了年轻的时候，父母苦口婆心地劝，自己不还是象个倔驴似的毅然登上轮船，到祖国去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年轻人嘛，总有自己的理想，而这理想是好是坏，是现实的，还是不切实际的，还是让他们自己去体会更好一些。
而且，就目前来看，游行示威的学生还不占多数，行为也还算遵纪守法，此时出台刺激性的政策确实不太适宜。钟可萍和智囊们经过了再次商议后，决定采取多种方法来消除文革带来的不利影响。与逃港者接触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方法便是在校园内展开辩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口号，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