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时空-中华再起-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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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选举对于上海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左宗棠副主席放言“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而令上海金融市场出现了一度的混乱，外商的投资开始猛烈地退潮了，中国依赖进口的原料，比如铜、机器零配件、橡胶等价格猛涨，与此相关的企业股票大落，整个上海的经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容闳新主席怎么样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局面，他开始不断接见驻华使节，由于国会由社会党人把持，足够让外资稳定的措施根本不可能被通过。万般无奈的他不得已敲响了已经“闲居”府中的国父们的大门。这样他终于切中了肯綮。国父们几句“要以国事为重”的发言轻而易举地摆平了桀骜不驯的社会党议员，在回答《泰晤士报》、《费加罗报》等国外媒体记者采访时，史前主席称：“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我看完全可以考虑采用更加进一步的开放政策么，外国资本也不用仅仅局限于外国居住地。”
这句话似乎给沈市长给予了暗示，上海市议会在1877年的3月通过准许外国人购买居住区以外的上海土地，作为“开发区”的决议案，并上报国会批准。此举终于挽回了上海商界的萧条局面，外资又开始逐渐融入上海市场，该年年底，狭小的外国居住区以外，第一块“开发区”在张园附近的地区被英商购入，同时，通过外籍军团司令罗歇里奥将军的暗中斡旋，大量的法国资金投入了打浦桥以北的区域，与原来的法国居住区连成了一片。随后，各国资金接踵而至，随着各国资金的投入，各国移民也开始聚集。其中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犹太资金，在虹口、杨树浦以及闵行一带出现了大量的犹太人聚居区。其他著名的，位于相对繁华地区的是：杨思黄浦江畔的“小汉堡”、虹安镇水网地带的“小威尼斯”、提篮桥东边的“小鹿特丹”等；当然也有比较偏僻的，像真如的“小图拉”、曹行的“小孟买”、彭浦的“小江户”、周浦的“小巴格达”等等。
沈葆桢市长在任内于1879年去世，后继者盛宣怀为上海最初的民选市长。上海市联合工部局也在1882年选出招商局总裁李鸿章为总董，这两位通力协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了1890年代，上海算是恢复了一丝元气。整个市政慢慢步入了正轨，整个城市可以称其为万国建筑博览会，不，不能说是博览会，事实上更可称其为建筑协奏曲、交响曲、变奏曲、幻想曲。整个市政风格兼中外之风貌，建筑式样合东西之精华。为了尽可能地满足大量的移民，地产商在原来冷僻的郊野上筑起一批住房。为了节省土地，在有限的面积上容纳更多的人，并容易为同时为中国人以及外国人所接受，这些住房采取了被西方人称为“联排房屋”的建筑形式。这就是石库门房子。石库门住宅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多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坡型屋顶常带有老虎窗，红砖外墙，弄口有时带有中国传统式牌楼。大门采用二扇实心黑漆木门，以木轴开转，常配有敲响时铿然有声的门环。门楣做成传统砖雕青瓦顶门头，外墙细部采用西洋建筑的雕花刻图，二楼有出挑的阳台，整体架构基本由天井、客堂、厢房、亭子间等构成，这种式样的房屋成了集中外建筑格局于一体的上海民居的代表。
通过这十多年的发展，由于市政当局精心设计，对港口、工业、商业、及住宅都有一整套规划布局方案，其中杨树浦黄浦江北岸、苏州河北岸、高昌庙江南制造局、吴泾以及三林一带为工业地区，黄浦江下游两岸为码头仓库区，上海城区的发展可以说转入了正常的发展，被动向南发展的势头初步被遏制，市区开始将西面传统的繁华市镇曹家渡、法华镇、徐家汇以及龙华镇连成了一体，而且大量比较高级的住宅区开始出现在这些新扩展的市区内，对于这些新兴区域，市政府以及联合工部局都给予严格地管理，甚至于任何新建造房屋的门面、绿化，都根据不同区域实行了严格统一的格局限制，这样，这些区域相对于前些年急遽开发浦东地区的错落无序来，显得格外的优雅。近代工业的崛起，进一步促进商业的迅速发展，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公司著称沪上。在繁华的市中心，饭店林立，著名的有国际饭店和华懋饭店。游乐场所有名扬中外的大世界、跑马厅和远东第一的大光明大戏院。而在文化方面，上海又是全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地区，开办有大量的新型学校，除了道光三十年创立徐汇公学，1886年又开办了南洋公学，以后陆续出现颇有名望的复旦公学、德文医学堂等等。在兴办教育的同时，医疗方面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除了中国医院以及后来开办的有公济、同仁、妇孺、广仁、广慈等教会医院外，到了1890年，上海共有大型综合医院25所，床位8100多张。此时，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高层建筑开始在上海竞相登场，它们多数集中在今黄浦区，有海关大楼、汇丰大楼、百老汇大厦等近百幢大楼。
这些大楼使得当年显赫一时的浦东建筑群变得愈发萧瑟，那“银盛大厦”也因为被阜康集团分割抛售未遂，经过一番触目惊心的明争暗斗，最终被一个负责人叫张寅的小林集团低价租下，改造成一个被叫做“东方宝珠”的巨大娱乐城，通常外国人都不叫它“OrientalPearl”而叫它“OrientalParadise”，属于一个在上流场合永远不会被提起的名字。在对岸纷纷新建的大厦面前，这栋外表已经被海报和灯光改造的光怪陆离的大厦在孤寂中显露着异样的光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异样的光彩又开始逐渐吞噬起周围的孤寂……
伴随都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市社会经济的结构性转型，特别是1870年以后近代工业制造的发展，上海的城市人口急剧增长，据统计，上海人口1852年为54。4万，1872年突破百万大关达101。6万，1880年因为政府城市化决心，以及上海城市建设的第一次高潮，人口翻番为206。7万，1892年更达到了486。7万，在40年的时间里，上海人口大有增长10倍的势头！上海人口的这种超乎常规的惊人增长，充分显示出上海无所不包的巨大容量、吞吐吸纳的恢宏气概，以及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开放的上海，对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吸引力：对资本的拥有者来说，上海是一个首选的投资场所；对追求享受的达官贵人而言，上海是罕见的温柔乡和销金窟；对谋生者来说，上海是充满就业机会的地方；对寻求发展者来说，上海是一个各路英雄的用武之地；对文化人来说，上海是一个施展才艺的理想舞台；对逃难的人来说，上海又是一片“国际绿洲”和“避秦桃源”……于是，难以计数的逃难者、投资者、冒险者、躲债者、亡命者、寻找出路者、谋生者、追求理想者、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富翁、遗老、政客、穷汉、红男、绿女、流氓，怀抱着各自的梦想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上海。在他们的心目中，上海是希望之邦，选择上海就是选择新的人生之路，就是选择美好的未来。人对美好事务的一种本能的追求欲望，造成一股巨大的推动力，把一批又一批的外地人推出家园，推向上海。开放与移民密切了上海与国际、国内各地的联系，促进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丰富了上海文化的历史底蕴；其次，开放与移民又导致了上海人口的高度异质性，人口的高度异质性又带来的文化来源的多元性和文化气度上的宽容性，来自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将各地不同的文化带到上海，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襟怀，并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社会格局，这种多元性格又赋予上海城市持久而旺盛的活力。
这段时期，上海的发展简直如同失控，比悉尼或旧金山更为迅速；发展之快，有如肿瘤的蔓生。昨日可以称作奇迹的，在今天便可视作当然。这样迅猛的经济发展，不言而喻地为整个世界的各种人群提供了诱人的机会，各地的移民大量涌入上海城，他们渴望着在这片宽松自由的土地上寻到自己的未来。毫无疑问，有不少人奇迹般地开拓出了成功之路，在四马路的青楼和书屋之间，孕育出了像劳伦斯的《玉凤夫人的情人》、艾略特的《浦东的荒原》等杰作；在五角场周围的研究发展特区，爱因斯坦博士和弗洛伊德教授等崭露了他们的头角；黄浦江畔、龙华塔下，聚集着写生的人群，莫奈先生一幅《吴淞日出印象》让他享誉世界；普契尼如果不知道梁祝的故事，也不会写出不朽的歌剧《蝴蝶恋人》；徐家汇外，一个巨大的电影之都正在被构筑，今后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令世界倾倒的人们会在这里制作更多的梦幻；当然，更多的成功者是如同哈同、马勒那样的金融工商巨子。不过，还有更多的外来者没有如此地天赋和良机，他们不得不为明日而奔忙。大批来自西方的熟练技工成了当地中国工人的可怕竞争对手，失去工作的人们只能栖身于“得贵坊”的残垣断壁之内，在上海，一栋楼里住有各种肤色的“七十二家房客”也是司空见惯之事。到了1887年，由于过多外来人口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当局在吴淞口外的长兴岛建立了境外移民管理站，也就是说，凡是别国前来上海的任何移民，都要先在这个管理站里等到入境许可，凡是符合进入上海条件者方可乘船进入吴淞口。只要看到在长兴岛的港口里拥抱哭号的人们，就可以知道他们便是可以入境的幸运儿，但是更多的人却只能望着吴淞口炮台山上的古塔苦苦地等待，有的甚至可能一等就是半辈子。
在高度开放的格局中，上海如同一个巨大的聚宝盆，吸纳着全国乃至世界的资本。以外资为例，1860年代中期，外人在上海的财产总值已超过2500万英镑。1880年以后，外资对上海的投资更加集中，1890年，外商在上海的投资达6。1亿英镑，占外商在华投资总额的41。3％。在此后的岁月中，尽管投资的绝对量上涨，但比例开始逐步降低：经济投资的辐射效益开始了！
也正是因为高度开放，上海建立了通达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贸易网络，除了布满黄浦江以及沿海的港湾以外，连通上海和外界的主要铁道包括沪宁、沪杭甬两条铁路干线以及淞沪、高嘉、新日、真西、宝太、奉海等十五条支线。早在1869年，上海就在大场建立了可供大型飞艇着陆的大场航空站，随着飞行器的发达，飞机的问世和日益增加，上海市在江湾、龙华、虹桥、崇明、金山以及川沙建立了机场，其中龙华和虹桥作为国际民用航空枢纽在世界享有盛誉，尤其是1907年兴建的虹桥机场更是常年来在世界航空界独占鳌头。
对于汽车工业的最先进国，公路交通在上海更是发达异常，那36层楼高耸在法华镇中心的巨硬总部大厦对于各条进入上海的公路简直就成了一个地标，自北向南，不管是来自沪太常路，沪嘉澄路，沪苏宁路，沪青湖路还是沪松杭路，人们只要远远看到这幢宛如一把自苍空直插大地之巨剑般的大厦，就可以明白，大上海快到了。而由于两位顽童般的国父提出了时速120公里快车的口号以后，为了迎合其童心，在1872年，首任交通警察局长林建华提出了建立一种“新驰道”的设想，也就是说，建造一种专供汽车高速行驶的专用道路，这是一种没有交叉，没有反向车辆，理想时速可达150公里的公路。据说闻此杨国父只是笑着和史国叔嘀咕一声，这不就是高速公路吗？由此这种道路的构想被正式定名为高速公路。经过两位国父的点拨，这种道路的设计的成熟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不仅是基本设计中立体交叉的概念，与通常道路的连接，符合高速行驶条件下的铺装、标示等因素，连不少可能出现的细小问题，诸如超越车线、长距离行驶的休息站、保持车距用的距离参照标示等都没有被遗漏。然而，由于考虑到了当时超过80公里的车辆还仅仅限于实验场和竞技场，当时一般的汽车速度一般在30－40公里，耗资巨大的高速公路在1878年起还只是试点兴建，第一条便是由法华镇修到闵行。但是，这条公路事实上没有带来多大经济价值，唯一的作用可以说就是给巨硬公司提供了试验车道。一直到了1890年代，随着汽车一般速度提高到了60公里以上，也由于那几位“先知先觉”国父们设想的重型“柴油机载重汽车”的实用化，高速公路的实用性开始显现，在两位国父的直接参与下，中国高速公路网的规划开始实行，根据这个规划，中国国内几乎被这种高速公路所覆盖，其密度甚至超过了铁路网的2倍！当然，将这个网络从蓝图上变为现实不是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