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欲之网-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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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看上去比那位伟大的陀氏更像一位作家）。
我站在那儿，就像往常那样试图集中精力于发现隐藏在那个像面团一样的脸后面的谜。唯一能清楚理解的只有痛苦和固执，一个偏爱下层社会的人，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人。我陷入了沉思，终于我看见的只是一个艺术家，一个不幸的、史无前例的人物，他们每一个都是那么真实，那么令人信服，那么奇妙且神秘莫测，是疯狂的查尔斯和所有那些残酷、邪恶的大主教们加在一起也无法比拟的。
突然，我觉得内厄姆·尤德的重手放到了我的肩上，他的眼睛不停地眨着，嘴角挂着口水。他那顶破旧的、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出门都不摘下的帽子压得很低，遮住了他的眼睛，那样子显得有点儿可笑，又有点儿疯狂。
“神秘！”他大声说，“神秘！神秘！”
我茫然地看着他。
“你还没看过？”他喊道。好像有一群人围住了我们，其中一个不知从哪里蹦了出来，就像一个小贩在兜售他的货色。
“你说什么？”我淡淡地问。
“说你的纳特·哈姆森。他写的这本最了不起的书，它的德文名字就叫《神秘》。”
“他是指《神秘》。”莫娜说。
“对，就是《神秘》。”内厄姆·尤德喊道。
“他刚才一直在跟我谈这个，”莫娜说，“听起来很不错。”
“比《一个在无声的琴弦上演奏的流浪汉》还棒吗？”
内厄姆·尤德突然插进来：“那不值一提。《大地的成长》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神秘》却无人知晓。让我来做解释吧……”他停了一下，转身吐了口痰。
“不，最好不解释。到你的卡内基图书馆去找一本。你们用英语怎么说来着？《神秘》？差不多一样的——不过‘神秘’更好一点儿。更神秘点儿，不是吗？”他咧嘴笑了笑，帽沿又遮住了他的眼睛。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招来了许多听众。“回家去！”他喊道，挥动双臂驱赶人群。
“我们是鞋上的花边吗？你们怎么了？我难道要租一个大厅才能同一位朋友私下说话吗？这儿不是苏联。回家去……走！”他又挥起手臂。
没人动，他们只是放纵地笑着。显然，他们跟他很熟，这个向厄姆·尤德。他们中的一个人用依地语说了几句话，内厄姆·尤德不高兴却又有些洋洋自得地笑了笑，无助地看着我们。
“他们想让我用依地语给他们背诵一段。”
“好啊，”我说，“为什么不呢？”
他又笑了，这次有些羞怯。“他们像孩子，”他说，“等等我，我给他们讲一个寓言。你们知道寓言吧？这是关于一匹绝色的长着三条腿的马的故事，我只能用依地语讲……请你们原谅。”
开始讲依地语的一瞬间，他的表情完全变了。看上去那么严肃、悲伤，我觉得他随时随地都会哭出来。可当我转脸瞧他的观众时，却见他们在轻声暗笑。他的表情越严肃越悲痛，听众就越开心，最后他们终于放声大笑。内厄姆·尤德却始终忍住不笑，他向狂笑的听众严厉地望了一眼结束了他的故事。
“现在，”他说，转身抓住我们俩的胳膊，“现在我们要去个地方听听音乐。
我知道霍斯特大街有个小地方，在一个地下室。罗马尼亚的吉卜赛人开的，我们喝点葡萄酒再聊聊《神秘》好吗？你们有钱吗？我这儿只剩下两毛二分钱了。“他又笑了，这次却像个大酸果馅饼。一路上他不停地用他的帽子指这指那，有时他还停下来同一个朋友真诚地聊几分钟。”对不起，“他会说，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不过我以为我可能会借到一点儿钱，那是一家依地语报纸的编辑——不过他比我还穷。你们还有点儿钱，是吧？下次我请。“
在那个罗马尼亚人的地方我遇见了一个我原先的送信人，戴夫·奥林斯基。他曾经是格兰特大街办公室的夜班送信员，我对他印象很深，因为办公室被抢的那天晚上，保险柜被翻了个底朝天，奥林斯基也被打得死去活来（实际上，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他已经死了）。当时是应他本人的要求我才把他安排在那儿，因为那是个对外机构，而他又能讲差不多八种语言。奥林斯基以为他能挣到很多小费，每个人都不喜欢他，包括他的那些同事。每次我碰见他时，他总是在跟人聊特拉维夫聊个没完。总是特拉维夫和布洛涅一萨尔一莫尔（他要把信件送到所有的停泊船只的港口，不过大多数信件都是特拉维夫的）。不管怎么说，在那个“事故”发生之前，我曾派他去过一次坎那尔塞，那儿有一个“海滨”。我用“海滨”这个词是因为每次奥林斯基说到布洛涅一萨尔一莫尔，他总要提起他去洗过澡的＊海滨“。
他告诉我，离开我们公司以后他就当了一名保险公司的推销员。实际上，我们还没聊几句他就开始向我兜售一份保险单。我虽然很讨厌这家伙，却没有打住他的话头。我想让他在我身上实践一下也许对他有好处。内厄姆·尤德也很烦他，可我还是让他唠叨下去，装作我也许会需要一份意外事故、健康或是火灾保险。奥林斯基为我们要了饮料和点心，莫娜离开桌会邀请这里的女主人参加谈话。这中间一个名叫曼尼·海斯的律师走了进来——他也是阿瑟·雷蒙德的朋友，他非常迷恋音乐，尤其崇拜斯克里亚宾。奥林斯基不情愿地被拉进这场对话，他费了好半天才明白我们聊的是谁。当他终于知道那只是个作曲家时显得很不耐烦。我们难道不能去一个安静点的地方吗？他提议。我对他解释说那是不可能的，他应该在我们离开之前赶快把事情跟我讲清楚。曼尼·海斯从他一坐下就没闭上嘴，现在奥林斯基又回到了他的话题上，介绍各种保险；他不得不扯开嗓门压倒曼尼的声音。我同时在听着两个人的声音，内厄姆·尤德试图捂住他的另一只耳朵。终于他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大笑，接着就开始背诵他的寓言——用依地语。奥林斯基还在接着说，这时声音很低，不过比先前更快了，因为每一分钟都非常珍贵。最后当这里所有的人都开始哄笑时，奥林斯基还在一个接一个地向我推销他的保险。
最后我告诉他我必须仔细考虑一下，他的样子好像受到了愚弄。“可我已经把每件事都解释清楚了，米勒先生。”他抱怨说。
“可我已经有了两种保险。”我骗他说。
“这没关系，”他反驳说，“我们可以把它退了买更好的。”
“我就是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反击道。
“可是没什么好考虑的了，米勒先生。”
“我还不敢肯定我是不是懂了。”我说，“也许你最好明天晚上来我家里。”
于是我给他瞎编了个假地址。
“你肯定会在家吗，米勒先生？”
“要是我不在家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可我没有电话呀，米勒先生。”
“那我就给你发封电报。”
“可我明天晚上已经约了两个人。”
“那就约后天，”我说，一点也不急不躁地跟他交涉。“或者，”我存心不良地加了一句，“你可以在下半夜来，如果方便的话，我们每天两三点才睡。”
“我怕那可能太晚了。”奥林斯基说，样子越来越难看。
“嗯，让我想想。”我说着，挠挠头作沉思状。“那我们一个星期后就在这儿见面怎么样？九点半整。”
“别在这儿，米勒先生，求你。”
“好吧，那么，选个你喜欢的地方。这两天给我寄张明信片，再把你所有的保险单都带来。好吗？”
在最后几句寒暄时，奥林斯基已经在桌旁站起来，同我握手道别。当他转身去拿他的那些文件时，他发现曼尼·海斯正在那上面画动物，内厄姆·尤德正在写一首诗——用依地语——在另一张纸上。他被这意外的事情激怒了，他同时用好几种语言冲着他们大喊大叫。他气得脸色青紫，没一会儿，这里的打手，一个曾是摔跤手的希腊人，过来抓住他的裤裆把他推搡出去。走到门口时女主人过来冲他的脸上挥动着拳头，在街上，那个希腊人翻遍了他的衣袋，搜出几块钱交给女主人，她把找他的零钱扔给他。奥林斯基这时四爪着地就像在爬。
“用这种方式对待一个人真是太可怕了。”莫娜说。
“是啊，可这是他自找的。”我回答说。
“你不应该那么怂恿他——那太残酷了。”
“我承认，不过他是个讨厌的家伙，换了别的地方这种事总会发生的。”于是我开始讲述我同奥林斯基交往的经历。我解释我是如何迁就他，把他从一个公司转到另一个分公司。每一个地方发生的都是同样的故事，他总是受到污辱和虐待——“根本没有原因，”就像他总是说的那样。“他们都不喜欢我。”他会说。
“你好像在哪儿都不受欢迎，”终于有一天我对他说。“是什么让你这么狂妄自大？”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冲他发火时他的表情。“来吧，”我说，“告诉我，因为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他的话着实令我吃惊，他说，“米勒先生，我非常想当好一名送信员。我应该得到一个责任更大的职位。就凭我的学历我满可以当一名合格的经理，我能为公司省钱，我能拉来更多的生意，使工作效率更高。”
“等一下，”我打断他，“你难道不知道你根本没机会当一个分公司的经理？
你疯了。你甚至连英语都说不好，去你的那八种外语吧。你连如何和邻居相处都不会。你讨厌透了，你难道不明白？别跟我瞎扯那些将来的打算，你只要告诉我一件事，你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是说这样一个他妈的讨厌的臭虫？“
奥林斯基听了这些话像个猫头鹰似地眨着眼，“米勒先生，”他开口道，“您必须明白我是个好人，而且我在努力……”
“狗屁！”我喊道，“现在你老实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离开特拉维夫？”
“因为我想做点儿我自己的事情，这是真话。”
“那么说你在特拉维夫——或者是布洛涅一萨尔一莫尔不能做吗？”
他沮丧地笑了笑。没等他开口我继续说道：“你跟你的父母处得怎么样？你在那儿有过好朋友吗？等一等。”——我伸手阻止他的回答——“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你说过他喜欢你？回答我！”
他沉默了。不是难堪，而是被难倒了。
“你知道你应该是什么？”我继续说，“是一只信鸽。”
他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解释说，“一只信鸽是靠监视别人、靠给他们送信挣钱——你懂吗？”
“我应该是一只信鸽？”他尖声说，让自己振作起来，试图显得很自信。
“没错，”我两眼一眨也不眨地说，“要是不这样，那就会有一个绞刑吏来。
你知道——“我用手冷酷地作了一个绳套的样子——”用绳子把人吊死的人。“
奥林斯基戴上帽子朝门口走了几步。他突然转过身来，平静地走向我的办公桌。
他摘下帽子用双手拿着。“对不起，”他说，“我能再有一次机会吗？——在哈莱姆？”他的口气就好像这之前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为什么这么肯定？”我轻松地回答说，“当然我会再给你一个机会，不过这是最后一次，记住。我开始喜欢你了，你知道吗？”
这话比我以前说的任何话都更让他为难，令我吃惊的是他并没有问我为什么。
“听我说，戴夫，”我说着向他俯过身去，好像我有些非常机密的建议，“我准备把你安排在我们这儿最糟的地方。要是你在那儿能处好了，你会在其它任何地方干好的。有一件事我必须提醒你……别在那家公司里惹任何麻烦。”——说到这儿我用手在喉咙上比划了一下，“你明白吗？”
“那儿的小费多吗，米勒先生？”他问，装作不理会我最后那个手势。
“那地方没有人给你小费，我的好朋友，而且也别想跟人去要，每天晚上你到家时要感谢上帝你还活着。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那个分公司失去了八位送信人，你自己想想吧。”
我站起来，抓住他的胳膊送他到楼梯口。“听我说，戴夫，”我边同他握手边说道，“也许我是你的一个朋友而你不知道。也许有一天你会感谢我把你安排在纽约那家最糟的公司。你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真不知道如何开始教你。首先，尽量闭紧你的嘴巴。经常要面带微笑，即使这很痛苦，即使你没有得到小费也要说句谢谢。只说一种语言，其他的一字不提最好。忘了要当经理的念头，当一名好信使。别跟别人说你是从特拉维夫来的，因为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