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大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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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中，政事何如？两司及诸郡长吏，孰为可用？统希见教，不悉。（同卷《答河南巡抚梁鸣泉》）
“河南巡抚”四字误题。王敬所即王宗沐，时为山东左布政使，也是反对开胶莱新河的一个。
隆庆五年的冬天，内阁中又是一次风浪，这一次却发在殷士儋身上，土儋入阁，完全倚仗内监底力量，因此和高拱形成对立。高拱正要提携张四维，偏偏御史郜永春给四维一次弹劾。是谁主使的？高拱计算到士儋。于是他底部下动员了，御史赵应龙弹劾士儋由陈洪进用，不可以参国政。士儋正在答辩，高拱部下第一员大将都给事中韩楫出动。韩楫还没有提出弹劾，他先行扬言威胁。士儋忍耐不住了，终于在一个适当的机会，任情暴发了一次。
明朝的故事，每月初一、十五，给事中都到内阁和大学士们见面，大家作一个揖，称为“会揖”，原是一个沟通声气的办法。这一次都给事中韩楫到了，会揖以后，士儋对韩楫说：
听说科长对于我不满意，不满意是不妨的，可是犯不着给别人利用！
真想不到大学士会在内阁里发出这样的议论，韩楫倒有些楞住了。高拱看看不象话，只是忿忿地说：“这算什么体统！”
高拱一发言，事态立刻单纯化，不成体统的体统多着呢！少保、武英殿大学士殷士儋撩起袖子，一手指着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兼署吏部尚书高拱，痛痛快快地大骂：
驱逐陈阁老的是你，驱逐赵阁老的是你，驱逐李阁老的也是你；如今因为要提拔张四维，又来驱逐我！内阁永远是你一个人的！
就在内阁里面，少保撩起双拳，准备给少师一顿毒打，少傅、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看不下了，正要替他们劝解，冷不防少保也给少傅迎头一顿痛骂。真热闹，堂堂的内阁变成全武行底战场。幸亏穆宗是一个懈怠而且宽大的君主，假使他在文华殿，看到少师、少傅、少保们底活剧，不知道会给怎样一个处分。
经过这一次的武斗，御史侯居良对于士儋又提出一次弹劾。士儋也厌倦了，一再上疏请求致仕，终于在十一月间，这位山东来的大学士，悄然离开内阁。
士儋一去，内阁便成为高拱、张居正二人底联立内阁，一直维持到六年四月高仪入阁为止。“周、召夹辅”，真正只剩周公、召公了！高拱一连驱逐了四位大学士，气概正是逐日发扬。居正单凭那套谨慎小心的作风，还是时时感觉到不安于位。殷士儋这一场痛骂真冤枉，高拱手下这一群人底目光，正在转移到居正底身上。
居正和高拱的私交，本来不错，但是现在他们底地位太逼近了。逼近便是一种威胁，高拱当然不会愉快，而且高拱有他底一群人，他们要立功，便要先替高拱制造敌人，然后再把敌人打倒。政治的主张，是由黑暗走向光明，但是政客的阴谋，是由光明走向黑暗。高拱死后，居正和高拱底亲戚说：“不榖与元老为生死交，所以疏附后先，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叵耐中遭俭人，交构其间，使之致疑于我，又波及于丈，悠悠之谈，诚难户晓。”（书牍十四《答司马曹傅川》）黑暗中的动物，永远在黑暗中蠢动。
高拱对于居正，固然感到威胁，但是居正对于高拱，也时时感到危险。“尔诈我虞”，成为高、张联立内阁的标语。最容易引起误会的，还是徐阶底家事。居正已经是一路提心吊胆，“畏行多露”了，但是，“不行，为什么他要帮助徐阶说话呢？”黑暗中的声音要问。黑暗中的动物没有道义，没有感情；他们也不相信人类还有道义和感情。“势利呀！”他们要说，“一切都是势利，在朝的首辅便捧他一把，在野的首辅便踢他一脚：这是人情。再不然，便有另外的动机！”黑暗中的动物又动员了，他们要报效高阁老，便得搜求居正帮助徐阶的动机。他们把发明当做发现，终于认定已经发现居正底动机。
很顺利地这个消息传达到高拱。事情是这样说的。徐阶底儿子送三万两银子给居正，于是居正承认替他们维持。在大学士底朝房里，高拱看见居正，便半真半假地讥刺了一顿。这一个刺激太大了，居正变了色，指天誓日地否认这件事。经过这样剖白以后，高拱承认误会，事情勉强结束。
内阁的政潮，正在准备着新的发展。隆庆六年三日尚宝卿刘奋庸上疏条陈五事：（一）保圣躬，（二）总大权，（三）慎俭德，（四）览章奏，（五）用忠直。第二条和第四条都很活跃。奋庸说：“今政府所拟议，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诏旨，而其间从违之故，陛下曾独断否乎？国事之更张，人才之用舍，未必尽出忠谋，协公论。臣愿陛下躬揽大权，凡庶府建白，阁臣拟旨，特留清览，时出独断，则臣下莫能测其机，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他又说：“人臣进言，岂能皆当，陛下一切置不览，非惟虚忠良献纳之诚，抑恐权奸蔽壅，势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纳；言及君德则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则更化善治。听言者既见之行事，而进言者益乐于效忠矣。”奋庸请穆宗总大权，大权旁落，必有所在；又说权奸蔽壅，“权奸”二字，必有所指。同时给事中曹大埜上疏劾高拱不忠十事，据说这是居正底主使。政治底斗争，从言官发动了。高拱底部下立刻应战，给事中涂梦桂劾刘奋庸动摇国是；给事中程文再劾奋庸、大埜“渐构奸谋，倾陷元辅，罪不可胜诛”。结果奋庸谪兴国知州，大埜谪乾州判官。高拱又得到小小的胜利。
在不断的政治战争中，端拱无为的穆宗皇帝，终于感觉厌倦，在隆庆六年五月中逝世了。是年穆宗年三十六岁。
第七章 大政变
世宗在位的时候，穆宗在裕王府，娶妃昌平李氏，后来谥为孝懿皇后。嘉靖三十七年四月，李妃死了，八月裕王娶继妃通州陈氏，穆宗即位以后，封皇后，后来谥为孝安皇后。昌平李妃生子翊釴，五岁死了。翊釴之下，便是翊铃，母氏无考，不满一岁也死了，所以嘉靖四十二年裕王第三子翊钧出生的时候，因为他是独子，特别得到裕王底宠爱。
裕王爱女人，最得意的是漷县李氏，后来谥为孝定皇后。李氏入宫的时候，只是一个宫娥；当时称为都人。这是翊钧底母亲，隆庆元年，穆宗即位以后，封贵妃。李贵妃是一位有能力、有办法的人。她底父亲李伟，漷县人，因为乡间不安静，避到北京，后来索性把女儿送进裕王府，做一名宫娥，却想不到以后的富贵，都从这里来了。穆宗即位，礼部尚书高仪请立皇太子，大臣们都认定翊钧是一位聪明的皇子。事实是显然的，这一位五岁的孩子已经读书了，在明代皇帝不甚注意皇子教育的情形下面，这是一个特例。隆庆二年，内阁大学士合疏公请立翊钧为太子，三月间，实行册立。穆宗也委实喜欢。他记得一天自己正骑着马在宫中游玩，皇太子和他说：
爸爸，你一个人骑着马，摔下来怎么办？
穆宗看见儿子底关心，真愉快，连忙下马，着实抚慰一下。这时期陈皇后因为多病，住在别宫里，每天早晨，李贵妃挈带太子，到皇后宫中请安，皇后听到小靴子在阶道上橐、橐、橐！便连忙起来。自己没有儿子，但是看见这样聪明的孩子，也实在高兴。皇后把经书取出来，一句一句地问他，太子对答如流，因此更加讨得皇后底欢心。皇后和贵妃中间，尽管有一些利害冲突，但是当陈皇后看到李贵妃底知礼，和皇太子底聪明，心地也平静下来。皇太子底稚弱的心理，正在逐渐意识到政治底作用。
隆庆六年四月，高拱推荐前礼部尚书高仪入阁。是月穆宗命仪为文华殿大学士，入阁办事。一切都很正常。
最大的祸变来了，五月的一天，穆宗在坐朝的时候，突然站起来，走了几步，不知说了什么，只是嘴上不断地歪动，（见敬修《文忠公行实》。《明史》不载穆宗病状。）显然地这是中风，内监冯保在旁，赶上扶住，居正也抢前去扶。在大众诚惶诚恐的当中，穆宗入宫。随即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至乾清宫，穆宗斜倚在御榻上，皇后、皇贵妃都在，皇太子立在御榻底左边。三位大学士跪在御榻前面。穆宗困乏了，由内监冯保宣诏：
朕嗣统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将不起，有负先帝付托。太子还小，一切付托卿等。要辅助嗣皇，遵守祖制，才是对于国家的大功。
真是一幅惨淡的景象。看见朋友托孤，尚且目不忍睹，何况他们是裕王府中的讲官，六年以来的内阁大臣！但是乾清宫不是他们痛哭的地方。高拱、张居正含了满眶的热泪，和正在呜咽的高仪，叩了头，回到内阁，这是五月己酉。次日庚戌，穆宗皇帝逝世。大臣们在内阁里痛哭。高拱嚎啕地嚷着：“十岁的太子，怎样治天下啊！”他益发感觉到责任底严重。
穆宗逝世以后，政治上跃起一个新兴的势力。这是冯保。冯保在世宗朝已经是司礼秉笔太监，穆宗登极，冯保屡次想升掌印太监，但是因为高拱反对，始终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他和高拱，结下了不解之仇。明朝底政治，本来充满了弹性，因此司礼监底职权，没有确定的范围。名义上司礼掌印太监是“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硃”。事实上他们底职权，可以无限地扩大。掌理章奏是一个“上下其手”的机会。照阁票批硃，是对于内阁票拟的谕旨，用硃笔加以最后的判定。这本是皇帝自己的事，（参奏疏五《进世宗御笔疏》）后来皇帝不负责任，“批硃”的事落到司礼秉笔太监手里，于是大学士虽是皇帝底私人秘书，而秉笔太监成为皇帝底机要秘书。《明史·职官志》（卷七十二）称“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在明代政制里，这正是变态中之常态。武宗时候，司礼监刘瑾甚至把章奏带回私宅，和妹婿孙聪。食客张文冕共同批答。皇帝底机要秘书，可以随时邀集亲友，同参国政，更是变态中的大变。武宗正德二年到五年间，刘瑾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五年八月，刘瑾失败以后，武宗下诏自正德二年后，所更政令，一概如旧；其实只是对于这三年中刘瑾底地位，加以实际的认识。
从五月庚戌穆宗逝世，到六月初十甲于神宗即位，这十五天中，是冯保活跃的时期。冯保底策划，是驱逐司礼掌印太监孟冲，夺取他底位置：因为皇后、皇贵妃底同情，这一个策划实现了。（《明史》卷三〇五《冯保传》）但是实现的时期却不能确定。《冯保传》称为刚刚在穆宗逝世以后，（传称穆宗“甫崩”）胡涍传（《明史》卷—一五《陈吾德传》附）称为在神宗即位的第六天，中间有二十天的距离。其实神宗即位以前，执行诏旨的机构，尚未完成；至于神宗即位的第六天，这是大政变的一日，没有冯保事前底活跃，根本不会发生政变。所以我们不妨假定冯保升掌印太监在神宗即位之日，或其后，至迟必早于第六日。（参后）这个策划底完成，大致在神宗即位以前，只待神宗即位，履行发表底手续。
《明史·冯保传》称：“保又矫遗诏，令与阁臣同受顾命”，《明史纪事本末》则称冯保矫传大行遗诏云，“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这也是一个骇人的记载。内监和大臣同受顾命，在明代本来不是一件没有的事。嘉宗天启中，御史王允成劾魏进忠疏：“内廷顾命之铛，犬食其余，不蒙帷盖之泽；外廷顾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见田里之收”，（《明史》卷二四六《王允成传》）确实指出大臣、内监同受顾命的故事。但是高拱、居正、高仪同受顾命，并无他人在内，这是事实。穆宗逝世的时候，孟冲尚为掌印太监，亦无越过孟冲、托孤冯保的理由。所以冯保矫遗诏是有的，但是只是矫遗诏用为司礼掌印太监，并不是矫遗诏同受顾命。最切实的证据见居正文集：
公昔以勤诚敏练，早受知于肃祖，（世宗）常呼为“大写字”而不名。无何，即超拜司礼，关内政。嘉靖丙寅，迎立穆宗皇帝，以功荫其弟、侄数辈。穆宗不豫，召辅臣至御榻前，受顾命。公宣遗诏，音旨悲怆。今上践祚，奉先帝遗命，以公掌司礼监事。（文集九《司礼监太监冯公豫作寿藏记》）
这一篇文章，作于万历二年，正在居正掌握政权，结好冯保的时候，假如冯保曾经矫诏同受顾命，记中何以不把他底地位提清；而且后段又称冯保掌司礼监，“宫中府中，事无大小，悉谘于余而后行，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更和同受顾命的身分，完全不合。所以根据居正底记载，可以证实冯保没有矫遗诏同受顾命，同时也可以证实冯保为掌印太监，在神宗即位以后。《冯保传》又称：“穆宗得疾，保密嘱居正豫草遗诏，为拱所见，面责居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