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1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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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现在的一切都是高宗给的。万一哪天高宗又受了哪个宰相的蛊惑，再来上演一出废后事件，那武后该怎么办？既没有宰相支持，又没有外戚襄助，武后要靠什么跟高宗和大臣们博弈？

所以，从现在开始，武后意识到自己必须在朝中培养一批新的势力，同时扶植一些可靠的外戚，让他们逐步进入帝国的政治中枢，成为她的左膀右臂。

只有这样，她才能确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不再受到任何威胁！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春天，有一个流放岭南的政治犯家属突然被一道诏书召回了长安。

这个人就是武元爽的儿子——武承嗣。

虽然他父亲生前曾经和武后发生过很多不愉快，可现在，武后却不得不捐弃前嫌、既往不咎。因为除了武承嗣、武三思这几个被流放在外的侄子，武后实在没有其他可以利用的外戚了。再者说，上一辈人的恩怨早已成为如烟往事，武后该发泄的仇恨也早已发泄完了。如今，武后的这些侄子已经和她成了政治上相互需要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是说，武后需要侄子们成为她的左膀右臂，以便在将来的政治博弈中替她冲锋陷阵；而武承嗣等人也需要武后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权力和富贵，从而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

武承嗣一回朝，马上承袭了周国公的爵位，并被任命为尚衣奉御（正五品下）。而仅仅一个月后，武承嗣就连跳数级，以火箭速度当上了宗正卿（从三品）。所谓宗正卿，就是皇族事务部长，虽然不是什么要害职位，但是官秩很高。而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位子上，自然就会对所有李唐皇室成员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换言之，这是武后合法监控李唐皇族的开始。许多年后，当高祖和太宗的龙子龙孙们有如覆巢之卵一一暴死在武后的铁掌之下时，人们一定会想起武承嗣从遥远的岭南飘然回朝的那一天。

不久，武元庆的儿子武三思也回朝担任了右卫将军。

随着武后的这些侄子们相继登上帝国的政治舞台，一个外戚当权的时代就悄然拉开了帷幕。

在积极扶植外戚的同时，武后又在这一年八月，撺掇高宗颁布了一道诏书。

这是一道“追尊祖宗”的诏书。

具体而言，就是从高祖的爷爷奶奶开始，给李唐的历代祖宗都加上一些尊贵的字号。如尊高祖李渊为神尧皇帝，尊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尊太宗李世民为文武圣皇帝，尊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等等。

乍一看，这好像又是武后习惯玩的那种文字游戏。

可实际上，“追尊祖宗”只是个幌子而已，武后的真正目的是想借此改换自己的名号。

把祖宗封了个遍后，武后紧接着提出——为了避先帝、先后的称讳，从此以后，皇帝李治应该改称“天皇”；皇后武媚也不再称皇后了，而要改称“天后”。

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天皇”“天后”诞生了。

武后从此就由皇后变成了天后。

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举措。一字之差，就让武后从古往今来的众多皇后中脱颖而出，成了独一无二的“天字头”皇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说是为了避讳，貌似很谦虚，其实谁都看得出来，“天后”绝对要比“皇后”尊贵得多。因为“后为坤德”，皇后再怎么尊贵也绝不能和“乾”“天”扯上关系，可如今武后居然自称“天后”，这显然已经突破了宗法礼教的限制，把自己与至高无上的天子完全并列了！

变身天后的这一年，武后五十岁。

这是继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圣临朝”之后，武后在通往女皇的道路上迈出的又一大步。也许要到若干年后，当武曌把自己头上那顶天后桂冠的“后”字轻轻剥落，让它仅剩下一个“天”字时，人们才会恍然大悟——原来早在她自称天后的那一年，一切都已经埋下深远的伏笔了。

在扶植外戚并晋位天后之后，武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着手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了。

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可是，武后却面临一个难题。

因为如今的宰相刘仁轨、戴至德、李敬玄、郝处俊等，都是高宗一手提拔的，武后既不可能把他们拉下来，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自己人弄上去；而拉拢中下级官员又意义不大，且远水救不了近火。既然如此，那武后该怎么办？

富有政治智慧的武后当然有她的办法——既然不能从宰相那里夺权，那就从他们那里分权！

如何分权？

建立私人内阁。

如何建立私人内阁？

参照太宗皇帝当年开弘文馆的做法——延揽学士。

随后的日子，武后便以编撰著作为名，亲自选拔了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韩楚宾等一批才华出众的学士，特许他们进入禁中，开始大张旗鼓地编撰《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列女传》等，洋洋洒洒一千余卷，署名都是“大圣天后亲撰”。表面上，武后率领这帮学士著书立说，好像无关朝政，可实际上，武后却暗中把“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悄悄拿到了学士们的案头，“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资治通鉴》卷二○二）。

由于普通朝臣上朝都是从南门入宫，而武后这个私人内阁的成员都被特准从北门直接进入禁中，所以时人都称之为“北门学士”。这些北门学士就这样成了武后的心腹和智囊团，从此平步青云、官运亨通。

然而，尽管他们都是武后一手栽培的，可对于武后的跋扈和专权，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买账。比如刘祎之，十几年后官至宰相，可他却不甘心充当武后篡唐的鹰犬，曾要求武后还政于李唐，“以安天下之心”，因而触怒武后，终遭杀身之祸。

其他的北门学士，由于参与武后的私密太多，结局也都颇为不堪。大约在武周革命前夕，他们都被武后假酷吏之手一一诛杀，落了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下场。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随着高宗身体的日渐衰弱，更随着武后在政治上的日益强势，一个异常敏感而微妙的问题，就突出地摆在了李唐朝廷的面前。

那就是——万一重病缠身的高宗驾鹤西去，大唐帝国的最高权力将落入谁的手中？是天后武媚，还是太子李弘？

此时的李弘已经二十四岁，早已成年，而且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在正常情况下，高宗一旦宾天，当然应该由他入继大统。这本来是毫无疑问的。可它之所以变成一个问题，是因为武后早把李弘当成了政治上的对手。

原因很简单，一旦李弘登基为帝，武后就要从天后变成太后，虽说她仍然可以用太后身份对李弘施加影响，可毕竟名不正言不顺。现在她作为高宗的妻子，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帮患病的夫皇料理政务，但是高宗一旦退位为太上皇，武后唯一的职责就是悉心照料老病交侵的丈夫了。到时候如果过多地对新君指手画脚，肯定会遭到大臣们的非议和反对。而且，让武后一直深感忧虑的是，李弘虽然是她的亲生儿子，但在政治上从来和她不是一条心。到时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李弘，武后根本没有把握。

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高宗的特意安排下，如今的宰相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反武派，而且基本上都兼任东宫属官，所以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都是与太子保持高度一致的。如果李弘即位，他们势必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新君周围，形成一个实力强大的政治集团。到那时，只要他们认为武后的存在对他们和新君构成威胁，那就随时有可能把武后从帝国的权力舞台上驱逐出去。届时，不要说武后已经不可能控制李弘或继续干预朝政，就算武后仅仅想保住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兴许都不可得。即便生性仁孝的李弘会对她手下留情，可那几个一向反对妇人干政的宰相也不可能轻易放过她。

简言之，一旦李弘登基，武后的未来绝对不会美妙！

这对于一生都在为权力奋斗，并且已经非常接近最高权力的武后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的。她绝不可能心甘情愿退出帝国的政治舞台，更不可能放弃目前拥有的一切！

不仅不会放弃，她甚至早已不再满足。从九年前参与泰山封禅的那一天起，一种既模糊又清晰、既隐约又强烈的梦想就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并且逐渐支配着她的全部生命和所有行动。这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这个帝国名副其实的最高主宰者！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会不惜一切代价。

谁成为她的阻碍，她就把谁铲除！

而眼下最大的障碍，无疑就是她的亲生儿子李弘。

武后会下手吗？

【太子李弘暴亡】

李弘根本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变成母亲权力之路上的最大障碍。

他更没有想到——给予她生命的母亲最后竟然会亲手将他的生命终结！

在李弘眼中，这个世界是美好而光明的。

至少，他认为世界应该是美好而光明的。

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的眼中就容不下一丝黑暗与邪恶。少年时代，东宫的老师郭瑜教他读《春秋》，当他读到楚国王子弑君篡位的事情时，立刻把书盖上，又惊又疑地说：“此事是身为臣子的人不忍卒读的，经典既然是圣人垂训后世之用，为何会记载这种事呢？”

郭瑜回答：“孔子作《春秋》，义存褒贬，故善恶必书，如此方能惩恶扬善、教化世人。”

可李弘还是无法接受。他态度坚决地说：“我认为这种事情不仅不能说，而且连听都不忍听，还是换其他书来读吧。”

老师郭瑜被太子的仁孝深深感动，于是就把教材换成了专门讲解正面道德规范的《礼记》。

李弘的仁孝显然是得自高宗的遗传。除了这一点外，他还从高宗和武后那里继承了异常早慧的文学才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年仅十岁的李弘就有了编纂书籍的想法。他召集了当时的东宫属官许敬宗、上官仪、杨思俭等人，一起博采古今文集，摘录其中的嘉言丽句，予以分门别类，最后由李弘本人综览审订，编成了一部五百卷的大型文集，起名为《瑶山玉彩》，献给了高宗。看到太子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过人的才华和领导能力，高宗大感欣慰，马上赐给太子绸缎三万匹，以示赞赏和鼓励。

由于李弘的仁孝和早慧，高宗一直对他钟爱有加，并且寄予厚望，因而早在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就曾让年仅八岁的李弘监国。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患上风疾之后，高宗更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迫切想把太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于是便在后来的日子里频频命太子监国。

因为高宗在位的三分之一时间都不在长安，而是在东都洛阳，所以在李弘短暂的一生中，就有多达七次的监国纪录——分别是八岁、十一岁、十二岁、十六岁、二十岁、二十一岁和二十二岁。其中除了八岁那次因年纪太小、力不胜任而被高宗和武后接到东都之外，其余六次显然都是胜任愉快的。按《资治通鉴》记载，朝野上下对李弘监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太子弘仁孝谦谨……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

随着李弘监国次数的增多和政治经验的日益丰富，他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也不断发出与他母亲武后截然不同的声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废太子李忠被赐死于黔州，死后暴尸荒野，无人收葬。李弘得知后，深感哀怜，立刻上表请求高宗收葬这个异母兄长。此事令武后非常不快，尽管她表面上也不得不跟着高宗和其他人一起称赞太子仁厚，可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起，她对这个越来越有主见的儿子就开始生出不满和警惕了。

此后的几年间，太子李弘与武后的母子关系日渐紧张。到了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又一个敏感事件的发生，导致李弘与武后的矛盾冲突迅速趋于尖锐并且完全公开化了。

这个事件是由萧淑妃的两个女儿——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引发的。

那一年，由于关中饥荒，高宗和武后率文武百官前往东都就食，让李弘留在京师监国。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弘忽然发现义阳、宣城二公主自从她们母亲死后一直被幽禁在掖庭冷宫。这个意外发现让李弘大为惊讶，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恻隐之情。当时，义阳公主二十七八岁，宣城公主也已二十四岁，由于唐朝女子出嫁的高峰年龄段都在十五岁左右，所以二公主显然已属大龄女了。（关于二公主的年龄，《资治通鉴》称“年逾三十不嫁”，《新唐书》更夸张，说是“四十不嫁”。其实两书的记载均与事实不符。因为此时高宗本人的年龄也不过四十四岁，怎么可能有两个三十多甚至四十岁的女儿呢？事实上，高宗十六岁当上太子不久便娶了萧淑妃，就算当年生子，长女义阳公主的年龄也绝对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