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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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如果世间的常情常理可以界定武曌，那她一生中大多数所作所为就通通变成不可理喻的了，又何止杀婴一事？
暂且不说武曌在后来漫长的一生中还有多少突破常规的作为，单纯从她早年的许多言行和经历来看，我们就不难看出她那非同寻常的人格特征，尤其是在她的人生遭遇瓶颈或者陷入困顿的时候，她的表现就更是迥异于常人。十四岁离家入宫的时候，她母亲杨氏哭得何其悲切，可她居然说出“见天子庸知非福”的话，那份镇定、乐观和自信，又岂是同龄人可以比拟？当年为了博得太宗的赏识和青睐，在驯马场上故作惊人之语，用想象中的铁鞭、铁锤和匕首“残杀”了太宗钟爱的狮子骢，其表现又是何等出格出位？在太宗的病榻之侧，居然敢和太子激情燃烧、共浴爱河，那份渴望改变命运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又岂是常人可以理解和想象的？
所以，当武曌在通往皇后宝座的道路上遭遇障碍的时候，当她发现女儿的牺牲足以成全她对于权力的野心和梦想的时候，她为什么就不能像从前屡屡做过的那样，再一次逾越人性的藩篱，再一次颠覆世俗的道德规范，毅然决然地扼住女儿的咽喉呢？
其实，对于那一刻的武曌而言，与其说她扼住的是女儿的咽喉，还不如说她扼住的是敌人的咽喉、是命运的咽喉！
当然，不论武曌如何决绝和无情，这件事对她造成的伤痛仍然是巨大而深远的。时隔十二年后，武曌还专门为女儿举办了一场异常隆重的迁葬仪式，葬礼规格用的是“卤簿鼓吹”的“亲王之制”，显然已经逾制。此外，她还把这个夭折的长女追封为“安定公主”，谥号为“思”。这个谥号不仅表达了她对女儿的绵长哀思，而且蕴藏着另一层更深的意味。
依照有唐一代的谥法，“追悔前过曰思”。于是我们就有理由问这样一个问题：在时过境迁的十几年后，还有什么样的“前过”值得母仪天下的武曌追悔不已呢？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这是武曌对长女的亏欠。
这是她用尽一生也弥补不了的亏欠。
也许日后武曌之所以对幼女太平公主百般溺爱，在此就可以找到某种隐秘而深远的原因——因为太平公主得到了双份的爱。
一份是她自己的，另一份属于那个在襁褓中便已夭亡的姐姐——安定公主。
事后来看，女婴暴卒事件无疑是永徽年间这场后宫之战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高宗李治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产生了废后之意，他对王皇后由冷淡变成了憎恨，而对武昭仪的宠爱和信任则与日俱增，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
就这样，王皇后与武昭仪之间原本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被彻底打破了。在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中，武昭仪看见那张母仪天下的宝座已经在向她遥遥招手，而王皇后和萧淑妃则只能在午夜惊梦中频频看见厄运之神对她们发出一脸狞笑。
永徽五年上半年，也就是在女婴暴卒案发生后不久，朝廷又发生了两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有心人不难发现，这两件事的出现，恰足以证明王皇后与武昭仪之间的力量消长。
第一件事是在这一年三月，朝廷忽然以“褒赏功臣”的名义追赠了一批武德功臣的官爵。在这份以屈突通为首的十三人追赠名单中，武昭仪的亡父武士彟赫然在目，他被追赠的官职是并州都督。朝中的大臣们都知道，这件事显然是武昭仪在背后一手策划的，她撺掇天子追赠亡父，其目的无非是想提升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屈突通等另外十二人只不过是十二枚绿叶，为了陪衬武士彟这朵红花罢了。当然，能当一回这样的绿叶也是很荣幸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六月，中书令柳姡Ш鋈幌蚧实厶岢龃浅剩蟠侨ピ紫嘀拔瘛；实酆芸炀团剂耍滴舨可惺椤Ｕ饧抡б豢从行桴危蛭鴬＇在宰相任内一直尽职尽责，从没听说有什么差错。可人们再一想就明白了，在女婴暴卒事件后，王皇后已经彻底丧失了天子的信任，随时有可能被废黜。出于唇亡齿寒的考虑，作为皇后母舅的柳姡е鞫肟辔唬菜闶羌绷饔峦说拿髦侵侔伞�
永徽五年的年终岁末，一个瑞雪飘飘的午后，太尉长孙无忌的府邸上迎来了两位无比尊贵的客人。
他们是今上李治，还有他最宠爱的武昭仪。
人们看见天子身边的武昭仪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从步下车辇的那一刻起，她的脸上始终荡漾着一个灿烂而迷人的笑容。
尽管天子和武昭仪的突然造访让太尉府上的许多人都颇感意外，可是长孙无忌却很清楚天子此行的目的——除了皇后废立，不可能有别的事情。
作为太宗皇帝临终托孤的首席顾命大臣，并且作为天子李治的母舅和永徽政局实际上的掌舵者，长孙无忌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和立场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他的点头，天子和武昭仪的心愿断难达成。可如今的问题在于，长孙无忌早已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天子把当年太宗亲自选定的王氏废掉，而另立这个曾经是先帝侍妾的武媚。
所以，自从天子迈进府门的那一刻起，长孙无忌就暗暗告诫自己，不管天子今天采取什么手段，自己绝不在这件事情上妥协半步！
长孙无忌准备了一场丰盛的酒宴款待天子一行，席间一片欢声笑语，气氛显得十分融洽。酒酣耳热之际，兴致甚高的天子当场封官，给长孙无忌宠妾所生的三个儿子都封了朝散大夫之职，此外，还命人把早已准备好的十车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赏赐给长孙无忌，搞得太尉府的上上下下都受宠若惊、拜谢不暇。
不出所料，天子今天果然是“行贿”来了！长孙无忌暗自冷笑，可脸上却不动声色。除了正常答礼并保持一个矜持的微笑之外，天子和武昭仪始终无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可乘之机。后来天子终于忍耐不住，只好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对长孙无忌表示，王皇后膝下无子，这无论对她本人还是对于朝廷而言，都是一件莫大的憾事，是否可以考虑在其他的妃嫔之中，物色一个德馨才淑者立为皇后？
天子言毕，目光便停留在了武昭仪身上，以此暗示长孙无忌。
然而，让李治和武媚大失所望的是，长孙无忌对这种强烈的暗示却完全不加理会，一直顾左右而言他。李治和武媚的脸上不约而同地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霾，而长孙无忌则是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频频端起酒盅向天子敬酒。
他甚至连看都不看武昭仪一眼。
这顿酒再喝下去实在是毫无意义了。天子和武昭仪最后带着不悦之色拂袖而去，一场貌似其乐融融的酒宴就这么不欢而散。
长孙无忌领着家眷在府门前恭送天子一行。家眷们大多面面相觑，不知道刚才还欢声笑语的天子为何会中途离席、愤然而去。
天子的銮驾很快就走远了，可长孙无忌依然久久地伫立在雪地里。
人们看见簌簌飞落的雪花转眼就染白了他的须眉。
然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帝国大佬的眉宇间隐藏着一丝深重的忧虑，也没有人听见他心里发出的那声叹息。
那是一声不安的叹息。
那是一个权倾朝野的老人对未来深感不安的叹息。
第五章 永徽政局：长孙无忌的网
【影子皇帝与无冕之王】
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的第一个年号，徽是标帜、美好之意，也象征着他的政治理想——秉承太宗皇帝的遗训，高举贞观之治的伟大旗帜，让大唐帝国江山永固，永远保持一派政通人和、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
就是在这种理想的指引下，年轻的李治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而太宗皇帝给他留下的两个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禇遂良也在他们的岗位上表现得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史称他们“同心辅政，上（李治）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徽时代也可以称为后贞观时代。
永徽之初，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帝国马车在贞观时代开创的宽衢大道上笔直地向前奔驰，没有人感觉有什么不妥。
唯独有一件事情，让高宗李治的心头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就是晋州（今山西临汾）地震。
从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开始，晋州地区就频频发生地震，仅第一次就倒塌了众多民房，压死了五千余人；同年十一月以及永徽元年四月、六月，晋州又接连地震，“有声如雷”，令高宗李治困惑不已。
世人皆知，晋州是大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又是天子李治任晋王时的封邑，如此龙脉所系之地，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发生地震，这对刚刚君临天下的李治而言，实在是一个不祥之兆。
古人大都相信天人感应之说。他们认为，大自然一旦发生灾变，或者发生什么奇异现象，一定是人事出了问题，尤其是政治上很可能出了问题。所以当高宗李治针对此事询问他的东宫旧僚、时任侍中的张行成时，老臣张行成就直言不讳地吐露了他的隐忧：“今晋州地动，弥旬不休。虽天道玄邈，窥算不测；而人事较量，昭然作戒。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修德禳灾，在于陛下。且陛下本封晋也，今地震晋州，下有征应，岂徒然耳。伏愿深思远虑，以杜未萌！”（《旧唐书·张行成传》）
此番直言的核心在于八个字：女谒用事，大臣阴谋。
如果放在许多年后来看，张行成所说的这八个字无疑是惊人准确的预言。
因为前四个字说的就是几度浮沉而最终崛起的女人武曌，后四个字说的就是权倾一时而最终垮台的元老重臣长孙无忌。
当然，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帝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高宗李治更不可能预见未来发生的一切，但这并不等于他会对张行成的一番直言无动于衷。相反地，李治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尤其是“大臣阴谋”四个字，更是有如一声惊雷炸响在他的耳边。
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臣，又将制造出什么样的阴谋？
李治对此忧心忡忡，却又百思不得其解。
“深思远虑，以杜未萌！”
张行成说的是对的，李治想，不管朝中隐藏着怎样巨大的隐患，自己都必须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并且想办法把隐患挖出来！
而李治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像太宗皇帝那样，命群臣上疏进谏，直言朝政得失。随后，李治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朕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良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旧唐书·高宗本纪》）
天子的诏命一下，群臣的上书立刻像雪片般飞来。
然而，令李治大失所望的是，百官们的奏疏虽然洋洋洒洒、文采斐然，可基本上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陈词滥调。李治真正关心的问题，没有人提出只言片语。
就在李治大感不满的时候，一桩突如其来的案件，似乎让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这是一桩弹劾案，被弹劾的对象是时任中书令的禇遂良。
发起弹劾的是御史大夫李乾佑和监察御史韦思谦，他们指控禇遂良“抑买土地”。所谓抑买，就是压低价格强行购买；被强买的是一个胡人，其时在中书省担任翻译，是禇遂良属下的一个小职员。
此案的性质一目了然，只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是禇遂良仗势欺人、以权谋私，要么就是他以“抑买”的方式变相收受下属的贿赂。而无论是哪一种，禇遂良显然都已触犯了法律。根据《唐律》，官员枉法求财者，可处以三年以下徒刑，并追还赃物；情节特别严重者，最高可处以绞刑。此案移交到大理寺后，大理寺丞张山寿经过查实，很快就作出判决：罚禇遂良铜二十斤（按《唐律》，罚铜二十斤相当于徒刑一年）。
这个判决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案情属实，禇遂良确实触犯了相关法律；二，量刑结果是以罚代刑，基本上属于一种象征性处罚，明显有从轻发落、大事化小的意味。
可是，这个显然已经属于从轻发落的判决到了大理寺少卿张睿册那里，却仍旧被视为量刑太重。张睿册马上推翻了下属张山寿的判决，改判禇遂良无罪；理由是他购买土地的价格是按照国家的征收价，并不算强买强卖，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涉嫌受贿的问题了。
如果说张山寿的判决已经有轻描淡写之嫌，那么张睿册的改判则是赤裸裸的官官相护了。监察御史韦思谦义愤填膺，当即上奏抗辩。他认为：“国家征收土地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官员们的私下交易纯属个人行为，岂能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