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族档案-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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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觉得爸爸心里平静极了，有信心极了。她就比较放心地回到旅馆里去了。这一去，竞成永诀！
第二天一早妈妈赶去医院的时候，爸爸已经提前进手术室了。爸爸在里面，妈妈在外面。不时有消息从手术室里传来。中午12点左右，手术顺利结束。妈妈听到这个消息掩面失声。她急着要去见爸爸，但因为害怕术后的感染被医务人员拦住了。妈妈只好再等。一切消息都是好的。傍晚，爸爸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以后，还对为他手术的医生用英语说：“晚上好，谢谢你。”那医生把爸爸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两个人都笑了。
一直到晚上12点多了，爸爸的情况仍然平稳。在人们的劝说下，妈妈才肯回到旅馆里去。刚刚洗漱完毕，熄灯睡下，电话铃声大作，同时有人敲门。妈妈知道大事不好。赶到医院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人世！
波恩时间8月3日凌晨2时40分，爸爸被心肌梗死突然夺去生命。
波恩和北京的时差是7个小时。
8月10日，中央派专机将爸爸的遗体运回北京。
那天下小雨，所有迎灵的人都默默站在雨中。邓小平站在距离我们不远处，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我看见他的脸色非常凝重。
机舱门很窄，我发愁爸爸的灵柩怎样才能被抬下来。一会儿，靠近我们一侧的机舱忽然无声地升上去，连同舷窗都不见了。这下我看见爸爸的灵柩安静地躺在机舱深处。我忽然替爸爸产生了一种非常不愿被打扰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么多人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爸爸也许只想好好休息一下……
接下来的几天，心情有时平静，好像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已经和我没有关系。有时又充满仇恨，仇恨所有和爸爸年龄相仿，或者和我年龄相仿但父亲健在的活人。但最强烈的感觉还是被人打扰，到处都是人，没法让我好好想一想，我为什么失去了和怎样失去了我最亲爱的父亲。
我认为从那时开始我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心里开始有一种离经叛道的欲望。命运在我眼里成了一种玩笑，否则，当年爸爸怎么会认真严肃地履行了坠楼的死亡仪式而无法如愿。今天他在古稀之年，再一次扯满生命之帆，希望过一种更完整的生活时，仍然无法如愿。我问自己，今后我是否还应该继续做一个无神论者？不是分明有上帝在冥冥中主宰，这一切如何发生？可真有上帝，这般不公正的上帝，信它又有何用？总之，爸爸的突然去世，使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只注重精神生活的人。我对朋友说，今后我不准备太信任生话和命运的时候，完全像一个对售货员说某一种化妆品因为不喜欢所以不买了的轻佻少女。我隐隐约约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过一种世俗化的生活。但那种生活是什么，我不清楚。
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爸爸除了没做到留住自己的生命之外，做到了许多事情。这其中，我最看重的是他支持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事。我很庆幸爸爸这样的老共产党人，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再一次报效了祖国，并给自己一生的理想主义和英雄气概作出了最合乎逻辑的解释。尽管他没有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真正开始，但他做了自己来得及做的事。
注释
①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1021页。
30。进修医生
光辉的幻影便含着微笑，更加光辉。
——《失乐园》292页
我在北京协和医院长长的走廊上行走，手里拿着一个导尿包。正是夜里两三点钟，我作为一个进修医生刚被人从梦中唤醒去为一个重病人导尿。我一边走一边让自己快快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重病人的情况很容易在这种时候恶化。
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我成为一名普通军医，过着那种在军队大院里的平静生活。不久，我去协和医院进修。这样，在军队大院里建立我的世俗生活的理想又一次面临挑战。
一进协和医院，我就陷入一种神秘境界。所有人都好像似曾相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像鬼使神差。这所世界闻名的医院，从20年代起按照美国当时最先进的医院建成，为中国培养了最好的临床医生，时至今日，仍然对一切职业医生具有不寻常的吸引力。但对我来说，事情却似乎不是如此简单。不久，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有一天我被一个主治医生差遣，到妇产科去拿一份病人的检验报告。被盘问了许久，又换了鞋和衣服，才允许我走进产科的走廊。左手是一间大大的婴儿室。透过洁净的玻璃窗，我看见里面一排排的睡满婴儿的小床。忽然有一个怪头怪脑的透明箱子引起我的注意。我心情激动地想起自己的出生故事，并且非常固执地认定这个空箱子就是我出生后睡过的那个暖箱。我对自己说，在它的帮助下，你才具备了生而为人的资格啊！在这么大的激动中我准是又有一刻灵魂出壳，因为隔着婴儿室的大玻璃窗，我分明看见一个是我自己的婴儿，一丝不挂地躺在那箱子里，正享受着人世间最幸福的生活。这下我恍然大悟，这是我一生中住过的最好地方，怪不得我在这所医院里总会有奇怪的亲切感觉。
现在，当我在凌晨二三点钟拿着一个导尿包，走在协和医院急诊观察室长长的走廊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充满着这种朦胧的亲切感。
病人是一个老年妇女，病情危笃已经数日。实际上她从前一天下午就进入轻度昏迷，病情危重通知书已经发出，家属都在给她准备后事了。这天晚上所以叫我，是因为家属发现病人忽然烦躁不安。我检查了病人，发现她的膀胱明显膨胀，说明她发生了尿潴留，应该导尿。导尿就是插一根管子到膀胱里去，帮助病人把尿排出来。一般来说，导尿是由护士做的，但那天已经深夜，我已经被叫起来，不愿意再打搅护士，我就决定自己给病人导尿。我不愿意打开病房的大灯影响其他病人的睡眠，就找了一个手电筒，后来觉得光线太暗，又找来一个落地的治疗灯。但是由于我不熟悉导尿技术，光线又不好，我忙了半天也没有把导尿管插进去。我出了一身大汗，病人家属也有点着急。这时我变了一个姿势，把治疗灯换了一个角度，准备再插一次。当我再次使劲把导尿管插进尿道的时候，那老太婆的整个身体忽然痉挛了一下，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曾经用火柴去烧一条手指粗的豆青虫，当火柴接触到它身体的时候，它就像这样狠狠地缩成一团。那老太婆这时完全不像个已经昏迷的病人，出乎我意料，凶狠而清楚地说：“该死！……你该死！”我定睛细看，导尿管显然插错了地方。我认为是尿道的地方原来是一个最不能刺激的神经汇集之处，怪不得病人像被火烧了似的难受。但病人家属不知道我干了什么，听到病人骂我，赶快向我连连道歉。医生在临床工作中挨病人的骂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我当然并不在意，我只有不安，因为是我操作不当，给病人增加了痛苦。我尽量快地做完导尿，什么也没说地离开了。
当天上午，病人去世了，我从昨晚开始的不安更加强烈。病人家属偏偏又在这时走过来，再次向我道歉。那时急诊观察室是由邵孝鉷大夫负责的。我越怕他问，他偏就一眼发现我神色不对，走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了昨晚导尿的经过。邵孝鉷大夫问：“为什么不找护士？”我说：“我已经起来了，不想再打搅她们。”邵大夫又问：“为什么不开（病房的照明）灯？”我说：“我不想打搅别的病人。”邵大夫说：“喔？你在乎很多事情。”显然，“在乎很多事情”的弦外之音是“不在乎做一个糟糕的医生”。我为邵大夫一下说中了我的要害而羞愧。今天想来，要不是我对协和医院事先抱了那么多的好感，要不是我亲眼见过邵大夫神奇地解决了临床上那么多的难题，以至于我对他个人经历中许多事情，比如错划了右派，比如开创了中国的急救医学的先河等等都抱有一种奇怪的崇拜心理，我才不会听不出来他这句话中对我的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讽刺和对世界上竟然还有我这样不知职责所在的医生的惊讶。
我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以证明协和医院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具有这种寓言般的犀利和深刻。
一个暖和的春天上午，我去找内科主任张孝骞教授的秘书赖淑莹大夫。当我推开张主任的办公室，使我大惊失色的是，我竟然看见这位闻名全国的医学专家、内科学界权威、鼎鼎大名的张孝骞教授在痛哭流涕。这位耄耋老者用一方大手帕捂住脸，使劲儿擤着鼻涕，哭得像个孩子。在这之前，张孝骞是一位只可仰视的医界泰斗，所以这景象实在是让我吃惊不小。我慌忙退出来，甚至忘记了自己来干什么。后来，我听赖大夫说，张主任那天是因为每周一次的内科大查房被政治活动冲击了的缘故。这使我大大失望，觉得张孝骞老头儿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这么多年里竟然还没有习惯这种事情，实在有那么一点幼稚。
协和医院的内科大巡诊也有人叫大查房，据考证，至少从其建院时的20年代就开始了。至我进修的80年代初，这个活动仍然被所有临床医生爱戴。内科大查房是协和医院最郑重其事的业务活动之一。先由住院总医师挑选病例，这些病例都是疑难、复杂或者罕见的。经主治医生和内科主任认可，由实习医生或者住院医生做全面的准备。病案资料要全部备齐，该做未做的各种化验要补做，有疑问的化验单要核实，病人的有些资料要画成大幅的图或表。这些病例都要事先公布出来，病房护士长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届时她要使病区秩序良好，保证大查房顺利进行。由于有这样复杂的准备阶段，所以这活动还没有开始，就带上了很多庄严的意味，出席内科大查房的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它的程式化带来的严肃性。
查房开始后，先由住院医生报告病例，要求完整扼要，就是说不能遗漏，也不能繁琐。然后由主治医生发言，说明这个病例诊断和治疗上的主要疑问或者是经验。然后是大家提问和讨论，这种讨论往往严谨又热烈，看上去畅所欲言，实际上等级森严。对我们这些外来的进修医生，这是最好的观察本院各级医生的时刻，职务高低，学术水平如何，临床经验丰富不丰富，甚至风度仪表好不好，都属我们密切关注的内容。最后由内科主任综合讨论的结果，作总结发言。在这个总结发言中，他要明确表示自己的见解，提出今后进一步治疗和检查的意见。有些当时弄不清的问题，以后通过观察、手术或者病人死亡以后的尸体解剖弄清楚的，还会在以后的大查房中继续报告给大家。这种学术活动由于学术水平高，又完全针对临床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所以深受所有临床人员的欢迎。说是内科大查房，但全院各科室的人都会来，有时还有外院的医生参加。谁在这个协和医院大查房中有了精彩的表现，比如清晰完整地报告了病例，提出了非常出色的问题或者诊疗意见，甚至画了一张鲜艳美丽，又达意传神的图表，都会成为人们眼中的明星，甚至可能成为北京医疗界当时的话题。我记得自己做过一个梦，梦见我作为一个下级医生在协和医院内科大查房的时候向所有到场的人做了一个精彩的病例报告。醒来已经知道是梦，可还一整天的，像喝了蜜似的高兴。
后来，我读过一篇邓家栋先生撰写的文章《内科大巡诊杂议》①。邓先生是我国著名血液病学家，30年代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令我非常吃惊的是，他所描写的30年代他在协和医院当实习医生时内科大查房的情况，在漫长的50年的时间里竟基本没有走样。他写的细节和我经历的大致相同。据说，协和医院的内科大查房在历史上只中断过两次，一次是日本人占领北平，强令协和医院关门的时候。另一次是“文革”期间。
我在协和医院进修，正是“文革”结束不久，内科大查房制度说是恢复了，但一有重要的政治活动，比如全院开大会传达什么文件的时候，就会把内科的大查房冲掉。这次张孝骞主任痛哭流涕就是因为又一次精心准备的内科大查房被领导通知取消了。
按说对于这种事，就算找不到幽默感，也早应该习以为常了。这是80年代所有科研机构里共同的景象。许多以顽固著称的知识分子都接受了这种现实。事实证明张孝骞却不能。
张孝骞是湖南人，1921年他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他是这个当时全国首屈一指医学院中最棒的一个学生。他创下了这个学校入学考试、毕业论文和答辩三个第一名的唯一的纪录。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