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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老舍评传-第50章

小说: 老舍评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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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的半年多之后,作家停笔了。关于老舍停笔的原因,胡洁青在《写在〈正红旗下〉前面》一文中,有过分析,她是这样讲的: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那位“理论权威”(即康生——引者)对小说《刘志丹》下了毒手,制造了一起涉及面极广的错案,株连了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这股现代文字狱妖风一起,传记小说这个体裁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写小说而被戴上“反党”的大帽子呢?

转过年来,张春桥又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这样的口号并难不住老舍,谁都知道,十几年来,他写了大量描写新人新事的作品。然而,这个口号的发明者名曰“大写十三年”,实则扼杀“双百”方针,一串又一串禁令接踵而来,象《正红旗下》这类作品只好不写,束之高阁。

我想,这些文艺政策上的不正常现象,就构成了《正红旗下》既没写完,又没发表的原因。

《正红旗下》停写了,林彪、康生、“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却不曾停止,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疯狂地对大批作家、艺术家进行迫害,一九六六年八月,老舍被他们害死了,冷落在老舍书桌抽屉里的《正红旗下》,再也不可能完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写了十一章、仅仅八万字的《正红旗下》,显然只是作家构思中的鸿篇巨制的一个开头,它永远只能是一个开头了!如果说,十年内乱是时代的大悲剧,那么,《正红旗下》的遭遇,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然而,悲剧的时代,终于通过人民的力量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一部《正红旗下》,却再也不可能有完整的面貌了。就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损失的惨重性,是难以估量的。

清末社会的一面镜子

尽管《正红旗下》只是一部长篇作品的开头,矛盾冲突还未全面展开,已出场的某些人物的思想性格,可能还会有所发展,然而就现有的十一章而言,已经显示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反映了老舍晚年创作风格的成熟与发展。它的成功,首先表现在,作家在描绘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时,既注意社会背景的广阔性,又注意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广中求深,深中有广,使小说在反映生活上,具有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小说重点写清朝末年北京中下层旗人的生活。通过对几个不同类型的旗人家庭的描绘,相当广泛地触及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撮其要者,即有:

(一)“八旗”生计问题。八旗是清代满族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按着这种制度,旗人只能当兵,保卫皇朝,不准离开本旗,不准出京,不准自谋生计。凡当兵的,都可以吃一份钱粮(俗称“铁杆庄稼”)。老舍在小说中写道:“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旗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钱粮,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到了清朝末年,八旗制度的腐朽、落后,表现得越发明显。“我”的父亲,是一位“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的旗兵,每月饷银三两,“里面还每每搀着两小块假的”,全家生活无法维持,母亲想在外面揽一些活计诸如洗衣裳之类,也被以顾全旗人“体面”为理由,加以制止。这样,“我”的全家,便“觉得脖子上仿佛有根绳子,越勒越紧”,广大穷旗兵的清贫、困苦的生活境遇,于此可见一斑。八旗制度的腐朽还表现在,它貌似严格,实则组织十分涣散,尤其是统领旗兵的各级军官,大都不务正业,根本不会带兵与打仗。大姐公公是佐领,大姐丈夫是骁骑校,每月都可以领到较为优厚的饷银,但是他们从不练习骑马射箭,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了吃喝玩乐之上。“生活的意义,在他们父子看来,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他们在蛐蛐罐子、鸽铃、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象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糊涂的梦”。八旗制度的涣散与缺乏战斗力,还表现在,吃空头钱粮的人数多。“我”的姑母是一位寡妇,但却吃着好几份钱粮;有钱人家的小罗锅或小瘸子,只要肯花钱运动,也能通过枪手(即代人应试者)而当兵吃饷;有人给佐领家送两只大绵羊,也居然可以补缺,每月领四两饷银。无怪聪明能干的福海二哥在作过枪手之后,明白了一个道理:“怪不得英法联军直入公堂地打进北京,烧了圆明园!凭吃几份饷银的寡妇、小罗锅、小瘸子,和象大姐姐公公那样的佐领、象大姐夫那样的骁骑校,怎么能挡得住敌兵呢?”八旗制度的腐朽,实际反映了清朝封建统治的黑暗与腐败,所以老舍在《正红旗下》中提出的“八旗生计”问题,实际是对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揭露与控诉。

(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渗透问题。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英、法、美、俄、日等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它们不仅大肆掠夺我国的资源物产,以洋货的倾销控制中国市场,而且通过教会,奴役中国人民,扩展自己的势力。小说写了一个美国传教士牛牧师,他不学无术,连教义都不通,一心想的是在中国发横财。民族败类多老大勾结上牛牧师以后,依仗教会的势力,对小肉铺的王掌柜进行敲诈勒索,王掌柜忍无可忍,顶了他。多老大为发泄私愤,在牛牧师面前诬告王掌柜是奸商,欺诈教友,诽谤教会。牛牧师早想在北京制造一起教案,闹起乱子,从中渔利。于是便唆使多老大,借此挑起事端。围绕这一事件,作品不仅刻划了帝国主义分子牛牧师的侵略野心和他的虚伪、阴险、浅薄的性格特点,刻划了民族败类多老大为虎作伥的洋奴面目,而且作家的艺术触须继续向生活的深处探伸,反映了远比这一事件本身更为丰富的内容。多老大敲诈王掌柜不成,欲对王掌柜实行更大的报复,福海二哥闻讯之后,先与他的父亲云亭商议,云亭听到这件事牵涉到洋人,便告诫福海“少管闲事”。福海又去与大姐公公正臣商议,正臣的意见是:“咱们顶好别去蹚浑水!”云亭与正臣分别为三品顶戴的参领和四品顶戴的佐领,在旗人中,也是稍有地位的官宦,他们惧怕洋人的态度与心理,在清朝中下层贵族中,带有普遍性。财大气粗的上层贵族又怎样呢?且看定禄。福海向定大爷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定大爷竟然漠不关心,在福海的一再央求之下,他才想出了一个荒唐的主意:由他出面,请牧师吃一顿饭。他关心的并不是为受洋人洋教欺压的王掌柜一类老百姓撑腰,而是洋人来吃饭时,是让他进大门呢,还是走后门。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与渗透,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定大爷对这种至关大局的事情可以置若罔闻,但是对洋人进前门和后门的问题,却十分认真。这是多么可悲的阿Q精神!老舍还未来得及描绘这次宴会的全部过程,故事的发展,也还未到充分展示定禄与牛牧师全部关系的时候,但是,从以上所引的情节中,我们不难看出,定禄对洋人是既蔑视又惧怕的。他的蔑视洋人,并非出于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而激起的民族义愤,多半倒是一种盲目的妄自尊大的心理,他的惧怕洋人,才是他的真正的政治态度的反映。不管是让牛牧师进大门还是走后门,他用设宴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对洋人的态度是宁让宁敬,而不敢得罪的。他的态度,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和上层贵族中,也具有普遍性。老舍在小说里描写了旗人贵族对洋人的态度,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渗透所以能够得逞的原因,因此也可以使读者从一个侧面,认识清末社会的历史面貌。

(三)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问题。清朝统治者和贵族阶级,实行媚外政策,听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这样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严重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身上(同时,它们还兼承着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二者是统一的)。义和团的勃起,就是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正红旗下》虽然没有正面写义和团运动(如果作者能够将这部小说完成,肯定会用一定篇幅写义和团的,罗常培先生在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也透露了这一点),但是通过王十成的形象刻划,对义和团运动作了侧面表现。家住山东的王十成,是义和团团民,他是在义和团被官兵打散之后逃到北京,投奔他的父亲王掌柜的。作家借王十成之口,侧写当时农民的遭遇。在农村,老百姓“受尽了大毛子、二毛子的欺负”,“大毛子听二毛子的撺掇,官儿又听大毛子的旨意,一个老百姓还不如这条狗”。这就说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农民,把农民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从而促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王十成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但是他血气方刚,对侵略中国的“洋人”和投靠洋人的“二毛子”,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尽管他们的造反大军被官兵打散了,但是他毫不动摇,决心回去再干,“我们心齐,我们有理,谁也挡不住我们”,他从残酷现实中认识到,“不打不杀,谁也没有活路儿”。这种凛然正气,正是义和团反帝爱国精神的体现。小说里的这些描写,开阔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使其在表现清末中国社会的复杂面貌和时代精神方面,显得更加全面和准确了。值得一提的还有福海与十成关系的描写。积水潭岸边的一席交谈,使保卫朝廷的旗兵对造反的义和团团民加深了敬佩之情,福海想:“一个有良心的人,没法不佩服他,大家伙儿受了洋人多少欺侮啊!”通过这一细节的描写,既表现了下层旗人善良、正直的品德和爱国精神,同时也说明,义和团运动不独在广大贫困的农民中,也在旗兵和旗人中间获得了同情与支持。清朝统治者自认为祖先所创立的八旗佐领制度,至少在统治旗人方面,是严密的、无懈可击的,殊不知,有良心的、正直的旗兵,他们的同情心正在另一面,这是民心所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小说关于十成进京的一段描写,不过才短短二、三千字,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是十分丰富与深刻的。

除此之外,还有清末社会的阶级对立问题、民族团结问题、封建宗法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的在正面描写中作了深刻的反映,有的只是用侧写的方法,稍作触及,作家的笔墨,有虚有实,疏密相间,纵收得体,整个作品,宛若一部内容丰富、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复杂面貌,它对于现在或未来的读者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尤其是认识清末北京旗人的生活,有特殊的价值。

民族生活的风俗画

历来有成就的伟大作家的创作,总是植根于本国和本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的。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文学的民族化问题时指出:“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点,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79年9月9日《人民日报》。)文学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越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的作品,往往越具有世界性,具有活泼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老舍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北京地方风味,作为压卷之作的《正红旗下》,其民族风格,在老舍的创作中,是最为鲜明,也是最成熟的。构成这部作品的民族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关于风情民俗的出色描写。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态、心理以及语言,反映在文学上,就形成了文学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有时民族生活风俗画的勾勒,甚至会成为显示一部作品的文学色彩、文学价值的最要紧的内容。

《正红旗下》关于民族风俗的描绘,主要是围绕着过年节和“我”的出生两件大事展开的。其间涉及的内容,丰富而多彩。从送灶、过年、敬神拜佛,一直到婚丧嫁娶的繁礼缛节,从婴儿的洗三、作满月,一直到上中下层旗人的衣着打扮、日常生活习惯(诸如养花、蹓鸟、放鸽子、饮食、行事等),无不写得准确、生动、逼真,维妙维肖。作家写这些,决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有意卖弄,而是密切联系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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