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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老舍评传-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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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扬、周立波、孔罗荪等十五人为候补理事。在第一次理事会上,老舍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实际上,老舍是“文协”的总负责人。他后来回忆说:“文协的组织里,没有会长或理事长。在拟定章程的时候,大家愿意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而不愿有个总头目。因此,总务组组长(按:应是总务部主任),事实上,就是对外的代表,和理事长差不多。”(注:《八方风雨》。)以往似乎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的老舍,此时却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文协”的诞生,他在“文协”成立大会上即席赋诗一首,表达他对抗战事业的关注和对光明前途的胜利信念:

三月莺花黄鹤楼,

骚人无复旧风流。

忍听杨柳大堤曲,

誓雪江山半壁仇。

李杜光芒齐万丈,

乾坤血泪共千秋。

凯歌明日春潮急,

洗笔携来东海头。

为“文协”的成立,他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入会誓词》(注:见《老舍写作生涯》。),以表决心,文中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打碎些个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事实证明,老舍是尽责的,由他担任“文协”的领导工作,确是最好的人选。“当时友人们说:老舍‘外圆内方’。外不‘圆’,经济、人事方面都转不动,内不‘方’,便会失却革命立场”(注: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对内,他要团结各派作家,使其通过各自的工作为抗战服务;对外,他要应付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他的工作繁重而又艰巨。“文协”成立时,国民党政府本已答应承担经费,后来看到无法控制协会的领导权,便一文不给,致使“文协”付不出房租,发不出工作人员的生活津贴。在这种情况下,老舍一方面到当局有关部门坐索,一方面四处奔走,向冯玉祥、邵力子诸先生借款,方使“文协”的各种活动能够正常开展。

作为“文协”的领导人,老舍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是复杂的,但是他的立场和态度却很分明。他明确地表示:“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注:楼适夷:《忆老舍》,《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文协”在武汉召开第二次理事会,由邵力子先生作主人,请大家吃饭,边吃饭边开会,周恩来同志以名誉理事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事后,老舍写了《会务报告》(注:见《抗战文艺》第一卷第6期,1938年5月28日出版。),详细记载了这次理事会的情况。文中,老舍在周佛海名下,注“早退”二字,颇有“立此存照”的味道;但是对周恩来同志在会上讲话的情形,却有一段细致的、颇带感情的记述: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的在一块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这一段难得的文字,不仅可以见出周恩来同志的品德与为人,同时也表达了老舍对周恩来同志的敬佩之情。相比之下,周佛海名下的“早退”二字,愈发显示了老舍对国民党反动头目的冷漠与蔑视。对屈膝投敌的汉奸周作人,老舍也是憎恶的。为谴责周作人参加日寇在北平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的背叛行为,老舍与茅盾、郁达夫、冯乃超、胡风、丁玲、张天翼等十八人联名签署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注:见《抗战文艺》第一卷第4期,1938年5月14日出版。),信中说:“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

在老舍的主持下,“文协”成立以后,在推动抗日文艺活动的开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它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引导和鼓励作家到战地去,深入现实的斗争生活,对于促进文艺为抗战服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在武汉创刊,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在重庆终刊,共计出版了七十余期,整整延续了八年,是唯一的一份贯穿整个抗日时期的文艺刊物。《抗战文艺》有一个三十多人的庞大的编委会,但实际具体处理编务的只有三、四个人,楼适夷、蒋锡金、孔罗荪、叶以群、姚蓬子等,曾经较长时间参加编辑工作,老舍则是实际的主持人。《抗战文艺》上所载的“文协”总务部报告都出自老舍的手笔。

一九三八年初夏,武汉形势开始吃紧。武昌遭敌机的轰炸,已经不成样子,千户街的福音堂两次中弹,炸弹就落在离老舍住处不远的地方。为安全起见,冯玉祥先生把老舍送到汉口,汉口也照样住不下去,但是为“文协”工作的正常开展,老舍决定在汉口坚持到最后,后来经邵力子先生的再三劝促,老舍才同“文协”总部的几个人一起,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日乘船离开汉口,穿过浩浩长江,逆流西去。中途,老舍因病在宜昌滞留一周,于八月十四日到达重庆。

艰难的丰收岁月

老舍在重庆生活了近八年的时间。在这里,他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最困难的阶段,也迎来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对老舍来说,重庆八年,是艰难而又丰收的不平常岁月。

老舍初到重庆,住在青年会的一间很小的机器房内,屋子又黑,响声又大,实难忍受。后来,住房有所改善,但工作条件仍十分艰苦。一九三九年五月初,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青年会附近变成了火场,老舍随“文协”会所暂时移住重庆郊外的南温泉。以后,应冯玉祥先生之邀,老舍又先后到陈家桥、歌乐山住过一个时期,一九四三年定居北碚(注: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将定居北碚的时间误记为1942年,实应为1943年。参看李萱华:《老舍究竟何年定居北碚?》,《重庆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其间,一九三九年夏天老舍曾随北路慰问团去西北慰问,同年年底返渝;一九四一年秋天,应西南联大的邀请,与罗常培先生同行,到云南讲学约两个多月的时间。除此之外,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未曾出川。

“文协”总部迁到重庆以后,每二年改选一次理事。在理事会的历次改选中,老舍均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八年期间,“文协”以老舍为轴心,扎实地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从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筹建各地的文协分会、为保障作家的稿费版税进行斗争,以至捐献劳军、主办“通俗文艺讲习会”等等,每一项工作都渗透着老舍的心血。由于“文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重庆及全国文艺界的统一与团结大为增强,文艺在为抗战服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愈来愈大。

“文协”对于抗战的贡献,又是在不断克服阻力中取得的。阻力来自国民党反动派。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曾被鲁迅斥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在他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发表《编者的话》,以冷潮热讽的态度对“文协”进行攻击:“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座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梁实秋还宣扬,他的副刊欢迎写“与抗战无关的材料”,要作家“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以此对抗“文协”为抗战服务的方针。针对梁实秋的攻击与谬论,老舍代表“文协”起草了致《中央日报》的公开信。老舍写道:

今日之事,团结唯恐不坚,何堪再事挑拨离间,如梁实秋先生所言者?贵报用人,权有所在,本会无从过问。梁实秋先生个人行动,有自由之权,本会亦无从干涉。唯对于“文坛座落何处”等语之居心设词,实未敢一笑置之。在梁实秋先生个人,容或因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暂忘团结之重要,独蹈文人相轻之陋习,本会不欲加以指斥。不过,此种玩弄笔墨之风气一开,则以文艺为儿戏者流,行将盈篇累牍争为交相谇诟之文字,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本会未便以缄默代宽大,贵报当有同感。(注:见罗荪:《关于〈抗战文艺〉》,《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这封公开信,慷慨陈述团结抗战之理,义正辞严地对梁实秋及其幕后支持者进行了揭露与批驳,把国民党当局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国民党中宣部头目张道藩亲自出面干涉,阻止了这封信的公开发表。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屡生事端,“文协”的工作一直是非常困难的。从一九三九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愈加消极于抗日,而专事反共,连续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极大地破坏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局面,酿成了严重的内战危险。“文协”总部地处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重庆,每有活动,常遭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一九四二年十月间,“文协”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俱乐部”以茶会形式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作为主持人的老舍刚要登台讲演,即有八、九个流氓闯入会场,将老舍架了起来,推推操操,至使会场大乱而散。来年“文协”召开鲁迅纪念会时,亦遭特务冲击。国民党特务机构还时常对进步作家进行跟踪,甚至无理扣押,每遇此事,老舍总是挺身而出,竭力进行营救。一九四○年三月,方殷、魏猛克被重庆稽查处扣押,就是老舍具保营救出来的。一九四五年一月骆宾基被捕,也是老舍四处奔走,通过冯玉祥的关系,营救出狱的。面对这种局面,老舍异常气愤,他曾经坚定地表示:“我扛的就只有这块招牌,你重庆不让挂,我可以挂到延安去!”(注:楼适夷:《忆老舍》。)他一方面和国民党当局进行必要的斗争,不失却革命的立场,一方面又要多方面应付,使抗日文化活动避免受阻中断。此番重任,实为艰难。无乃茅盾同志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也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论。”(注: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关于这一段的“文协”工作,老舍自己也说:“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注:《八方风雨》。)这番话,可见老舍的艰难处境,也可见他的宽阔胸怀。

工作的繁重与艰苦,流浪生活的困危,严重地折磨着老舍的身体。从一九四一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日趋不好,贫血加疟疾,常使他头晕,有时只能静卧,连写作都只好停止。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老舍因患盲肠炎在北碚住院动手术,十月二十日出院。老舍出院后不久,胡洁青携子女来到重庆,老舍与家人在六年别离之后,重又团聚。老舍从济南走后,胡洁青及孩子被困于济南近一年时间,一九三八年黄河铁桥修复后,亲友才将她和孩子接到北平。胡洁青隐名埋姓,在北平过了五年亡国奴生活。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她带着三个孩子由北平乘火车南行,经开封、商丘、亳州、界首到洛阳,由洛阳转乘火车,于十月十一日到达宝鸡,在宝鸡滞留十天,然后乘长途汽车于十月二十二日到广元,十月二十八日晚到达重庆(注:参看燕崖(即胡洁青):《从北平到重庆》,《时与潮文艺》第五卷第1期,1945年3月15日出版。)。胡洁青此行,辗转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四川五省,历时五十天,饱经了流亡生活的艰辛。

胡洁青及子女的到来,给繁忙、贫病的老舍带来了安慰。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曾让老舍过几天舒眉的日子,它们所豢养的一些惹事生非之徒,很快就在重庆放出了谣言,说胡洁青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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