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张居正-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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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张居正自己都如此以身作则，连孔子的后人衍圣公在驿传上都被考成法整得这么惨，谁还敢惹事呢？所以驿传这一块一下就彻底整顿了公款消费之风，这一下为国家财政上就省下了巨大的费用。
这还只是节流，开源上考成法的意外收获就更大了。
由于土地兼并这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所以很多土地都隐瞒在大地主的手里，这一部分的税收一直拖欠得很严重。张居正按考成法下指标给各地税收官员，以收缴拖欠赋税为衡量官员业绩的考核标准。结果这一下，往年拖欠赋税的十之七八都追缴了上来，这一下等于存了七八年的财政税收都一下到了张居正的手里，国家的经济状况一下子就得了根本的改观。
能开源，又能节流，考成法于官僚制度改革之后，竟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神奇的举措。
第三，制度上的成效，或者说是集权制度上的成效
我们在此前，说到张居正、高拱、徐阶这些人，经常用到“宰相”这个词儿，说老实话，严格说起来，这个称呼是错误的。
因为明代没有宰相。
朱元璋怕宰相的权力太大，对皇权造成威胁，所以自明朝之初就取消了宰相一职。他一个人亲理政务，每天要批的奏折要几大筐，两百多个，弄得他虽然起义军出身也实在干不了，所以就让翰林院的学士们给他当秘书，这就组成了一个内阁的班子。所以，明代所谓的内阁本来就是一帮文字秘书。
从行政权上来说，按照明代标准的行政制度来看，实际上最高的行政权力除了皇帝自己，那就是以吏部为首的六部，而监察权则在都察院手里，两者是相互平行的。内阁说起来什么都不是，它只是皇帝的一个秘书处而已，尤其是它对行政系统的六部和监察系统的都察院严格说起来都没有领导权。
但由于内阁最靠近皇帝，而内阁成员往往由身为六部长官的大学士担任，所以内阁对六部逐渐有了真正意义的领导权，这样内阁就渐渐掌握了最高的行政权。但对监察权还是没有控制力的，所以明代的言官很嚣张，因为他们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
可现在考成法实施之后，六部向六科负责，六科又向内阁负责，这也就变成行政系统要向监察系统负责，而监察系统要向内阁负责，内阁名正言顺地掌握了行政与监察两大系统的最高领导权，这样，内阁首辅才真的和前代的宰相一样，真正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绝对权力。所以，这时候虽然还是没有宰相的称呼，而张居正的内阁首辅的性质已经和前代的宰相没有什么差别了。
中国封建政治的本质特点就是集权政治，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封建文化环境下，没有集权制度的保证，很多事根本不要想做得成。张居正用一招简单的考成法，理清了权力系统，为它的变法运动打下了一个最牢固的政治基础，这种制度上的成效，意义毫无疑问是非常巨大的。
张居正曾经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张太岳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那意思是说，天下的事并不难在没有规矩，而是难在没有按规矩去做事的习惯。这背后更深的意义则在于，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官僚队伍，最重要的习惯就在于要勇于去“做”、去实践，所以他的考成法其实不是“法”，而是逼着人们去做事的方法。
这也是我从张居正那儿学习到用这个“考成簿”来规划自己生活的关键所在。我经常对自己的孩子说，人生最重要的习惯叫作“四做”：第一个，做，别怕错！第二个，快做，别磨蹭！第三个，专心做，别马虎！第四个，边想边做，动脑筋！
做！快做！专心做！边想边做！
有了这“四做”，人生无难事矣。所以我把我那做事的本子叫考成簿，不叫记事簿，是因为我的本意不是怕忘事，而是要用这种考成的方法来激励自己。让生活因此而生生不息，努力向前……
张居正一招简单的考成法，真可谓是化腐朽为神奇，为国家的治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可也为他自己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严峻后果。
那么这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到底是什么？
面对这个严峻的后果，张居正和他一手创立的考成法又将何去何从呢？
请看下集：《背后来的冷箭》。
第十六讲 背后来的冷箭
杀气
上一讲我们讲到张居正大力施行考成法，真是文成武德，一统山河，天下为之一清，官场为之一振，整个帝国开始从久病沉疴里缓过劲儿来，渐渐走上了一种良性循环。
可就在张居正为他的考成法而自得的时候，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这件事儿说大不大，可后来的动静却搞得很大，而且它的结果和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到底是什么事呢？
我们知道，张居正实施考成法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整顿官僚队伍。要严格施行考成法，那就要严格施行对官员的奖惩制度。张居正曾经为此特制了十二面大屏风，放置在文华殿小万历读书的地方，名其曰“全国官员分布图”。把全国分成十二个大行政区，各大行政区的官僚系统大名单都用浮贴粘在屏风上，每十天换一次，这样就可以看出全国官僚系统的人事变化来了。
这东西放在文华殿，表面上是为了让小皇帝对全国官僚系统的人事变化一目了然，但其实显现的却是张居正改革官僚系统的决心。
你想那些屏风上的名单可是十天一换啊，要是根本没有什么变动的话，那也就不需要换了。有人说这十天换一下，至于嘛？那些地方官可怎么工作啊，这周期也太短了些吧！
其实这就理解错了。这种频繁的变动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是十天一换，只是换那些变动了的，没变动的还是大多数，所以换得也不是太多；二则这个屏风主要还是用于考成法的初期，这时候因不称职而被降职、罢免的官员比较多，到后来官僚体制改革完成，官员队伍稳定了，这个变换也就没那么多了。
但不管怎么说，在张居正任内被撤职的九品以上的官员就达两千多人，这比明朝除了万历新政这十年其它所有时期的总和还要多得多，所以他借考成法来整顿官僚队伍的力度那还是相当大的。
这么多人给他撤了职，也就是丢了饭碗，这些人在心底还不把张居正恨得个要死啊。所以，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不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对张居正的如潮般的诽谤向来都没有停止过。
就在考成法实施之初，就有一些官员弹劾张居正，说他的考成法“执事太严”、“时政苛猛”。御史傅应祯在上表里甚至说张居正又是一个“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并强调说“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之误宋，不可不深戒”。（《明史傅应祯传》）
那意思就是说大宋的元气就毁在王安石的那场改革里，现在张居正虽然打着“祖宗成法”的旗号，但他本质上跟王安石一样，他的万历新政就是一场变法运动，皇上你要还支持他的话，我们大明就会跟大宋一样，断送在他张居正变法里了。
你别说，傅应祯虽然是在攻击张居正，但他对张居正的评价还是很准确的，他看出张居正的万历新政考成法就是一场变法改革运动。可惜，像傅应祯这些人虽然也很聪明，但都是些顽固的保守派，他们只知道因循守旧，对于改革那是怕得要死。现在像考成法这样的紧箍咒要念到自己脖子上了，所以当然要急了。他们甚至还借口雷击、天旱和地震等自然灾害来造谣，说这是老天爷对考成法不满意才降的天灾。
对于这些攻击，张居正根本不屑一顾。
他说这些人所谓的引经据典，把他比作王安石，那都是“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张太岳集卷三九杂著》）这话直接就等于在骂这些人是在放屁，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那意思是说就你们那点智慧与眼光，我张居正根本就懒得搭理你们。这些家伙现在狗急跳墙了，纷纷来指责我张居正，不过就是因为考成法动了他们的利益罢了。
认识到这一点，张居正对于严格执行考成法更下定了决心。他认定不以严刑峻法，就不会根治腐败的官场习气；而官僚队伍要是顽疾不除，一切改革的举措还是无从谈起。
所以他曾经反复表态说：“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书牍十一《杂著》）
那意思是说，我是信佛的，要不我也不会帮太后崇佛了，但如果我现在的岗位是刑场上的刽子手，担负着对大奸大恶之辈下刀的责任的话，我也不会因为我信佛就抛弃我的岗位职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作为一个刽子手，我就要在法场上“把根留住”！
你看这话，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得到——有决心！有勇气！更有杀气！！！
所以面对攻击与非难，张居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见招拆招地把考成法推行了下去。
犯忌
为了保证考成法的推行，张居正不避亲疏，对自己，对自己身边的人，尤其是对他一手提拔的那些亲信、学生、部旧一向要求得都特别严格。
这一严格，还就出事了。
张居正有一个学生叫刘台，隆庆五年的进士，当时的主考官就是张居正，说起来他应该算张居正的学生，那也是张居正的嫡系了。
但张居正的学生多了，一开始的时候张居正和这个刘台也没什么特殊的关系。但巧的是，这个刘台一开始当的官刚好是湖北江陵的县令。那江陵可是张居正的老家啊，这一来刘台可就动心事儿，琢磨着怎么才能跟那位张首辅扯上点特殊的关系。
于是他走了张居正他爹张文明的路子，把老爷子的马屁拍得足够，在张家建宅拿地这些有关张家利益的事上都大开绿灯。江陵曾经因为长江改道，而产生很多荒滩地，这些土地那可都肥沃得很。因为是荒滩地嘛，本来应该算是国家的，但刘台以及江陵的地方官为了拍张家的马屁，就把这些当作正常的无人认领的田地进行“失物招领”。
有人会奇怪，把这大片肥沃的江滩地进行“失物招领”，那岂不是太没脑子了？那谁都愿意来认领啊，那还不要抢破头了？
你以为这些当官的都是傻子啊？要有这么好的事儿，他们还不自己先领了，还等别人来嘛？他们这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样子而已。刘台先举行江滩地的失物招领，再有意唆使张居正他爹张文明来认领，你想除了张家，在江陵这块儿，谁敢来认领这大片的土地啊？
所以，刘台这拍马屁的招儿那可谓是炉火纯青了。
因为巴结上了张文明，刘台在张家的眼里那可就不是一个一般的官儿了。张文明写信给儿子，把刘台怎么怎么能干，在当地的名声怎么怎么好都反复提起。这个刘台呢，除了拍张家的马屁，其他的方面确实也还不错，也还挺能干，所以张居正经过考成法的考察，后来也就提拔了刘台。到万历三年的时候，刘台已经做到了辽东巡按御史。
这个官儿属于都察院系统，也就是监察系统，就相当于中央派到辽东地区的特派员，可以监管整个辽东地区的大小行政官员，那权力还是很大的。
刘台初上任不久，正好碰到辽东地区一场大战，名将李成梁率部与蒙古的后裔泰宁部落一场混战，最后大获全胜。作为辽东巡按，再加上自己又是张首辅的得意门生，刘台挺身而出，迫不及待地在第一时间写了一封辽东大捷的表章上奏朝廷。
可就是这份表章惹出事儿来了。
本来仗打胜了，刘台上表报捷那应该是好事儿，可刘台这样做却犯了个忌。
犯了什么忌呢？
犯了考成法的忌！
考成法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张居正称为“综核名实”，也就是说该你做的事，你一件都不能少；不该你职责范围内的事儿，你千万别越俎代庖、横插一杠子，那叫越权行事，也是要受考成法的惩处的。
那么，这个刘台作为辽东巡按，他有没有资格来上报这个辽东大捷呢？
答案是没有。
明代的巡按、巡抚、总督都是都察院系统的官职，也就是说都是监察系统的官儿。地方上真正的行政长官是布政使，军事长官则是都指挥使和总兵。这个巡按、巡抚和总督不过是中央的特派员，派到地方上监督各地的军、政官员而已。
但就监督而言，巡按和巡抚的职责还不一样。自明英宗以来，明朝法制上就有明确地规定，规定巡按不得过问军事，而巡抚却可以过问军事，比如辽东巡抚的官衔全称就是“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
所以刘台他要是辽东巡抚，他上这个有关军事大捷的表章就一点儿事也没有；但作为辽东巡按，他上这个有关军事大捷的表章，严格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