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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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祖、金门、乌坵，都是紧贴着大陆福建海岸线的
岛屿，干脆地说，这三个属于台湾的岛屿群，离大陆很
近，离台湾很远！如果你对这些岛屿的位置还是没概
念，那么这样说吧，马祖在福州对面，金门在厦门对
面，而乌坵，用力跳过去你就到了湄州岛，妈祖的家
乡。金、马和乌坵人与对岸大陆居民的关系，就如同香
港和九龙，如同淡水和八里，是同一个生活圈里的乡
亲，中间的水，就是他们穿梭来往的大马路。
从前，我听说，在金马，有人跳上小舢舨，妈妈要
他去买一打酱油，他上午过去，下午就回不来了，五十
年后才得以回来，到妈妈坟头上香。
我以为是夸大其词，一直到我见到了吕爱治。
从金门搭船，一小时就到了厦门。我在一个厦门的老人赡养院里找到吕爱治。爱治坐在床上和我说话，一直张大嘴露出天真的笑
容。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和丈夫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三个男人上船打
渔，爱治就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篓金门的海带和小鱼，每天过海到厦门去卖。
有一天─—她说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门，下午就回不来了。
﹁你那时几岁？﹂我问她。
她掐着手指，算不出来。旁边的看护替她答复：﹁爱治是一九○三年出生
的。﹂，那么一九四九年，｜Qī…shū…ωǎng｜她已经四十六岁。今年，她一百零六岁。
﹁爱治，你回去过金门吗？﹂
九十六岁那年，她回去过，但是，两个儿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过
世。原来的家，还在原来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废墟，她只认得门前两块大石
头。
她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离开爱治的房间，经过赡养院的长廊，看见墙壁上贴着住院老人的个人资
料。爱治的那一张，就在正中间，我凑近一点看仔细，吃了一惊—─爱治被送
到这个赡养院的时间，是一九五四年，那么她已经孤孤单单地在这老人院里，
滞留了五十五年。
我也来不及告诉你许妈妈的故事了。从马祖坐船到对岸的黄岐，只要半小时。走在黄岐的老街上，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这个台湾人从小就认为是可怕的
﹁匪区﹂的地方，不就和小时候台湾的渔村一模一样吗？
在老街上见到了许妈妈。他们说，许妈妈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给
了一个福州人，跟着新婚丈夫回黄岐见一下公婆，却从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
了，不曾回过台湾。
许妈妈一口福州话，闽南语已经不太会说。我问她，﹁那你还会唱什么台
湾歌吗？﹂
基隆的姑娘点点头。
她有点害羞地开口唱。
我侧耳听——她唱的，竟然是日语。
问她这是什么歌，她说，是台湾歌呀，就是学校里教的﹁国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国歌
﹁君之代﹂。对她而言，这就是﹁台湾歌﹂。
我更没法让你好好认识乌坵的林文彩了。
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渔家子弟，很多亲人在湄州岛。一九五一年，十三岁的
阿彩跟着家人一共五艘船，运大蒜到厦门去的途中，被台湾的﹁反共救国军﹂
机帆船包围，五条船连人带货抢了过来。你说，啊，﹁反共救国军﹂是什么？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内战混乱中，国共
一路打到闽浙沿海，然后英雄和草寇就走到一路来了：有志气的游击队、失散
了的正规军、不服输的情报员、无处可去的流氓、铤而走险的海盗，全部汇聚
到反共的大旗下，以这些沿海岛屿为根据地，组成了游击队，突袭对岸。
在收编为正规的﹁反共救国军﹂之前，这些游击队没有薪饷，所有的补给
必须靠陆上突袭和海上抢劫。﹁什么都抢，外国的也抢。﹂林文彩说。
一艘英国货轮经过台湾海峡，游击队劫船，就像电影里的海盗镜头一样，
机帆船偷偷靠近，矫健的队员攀爬上甲板、潜入船长室，手枪对着船长的太阳
穴，这条船就被劫持了。货轮押到马祖，卸下所有的货物后，放行。
﹁好多吃的东西，船上还有很多架飞力浦牌的脚踏车。﹂
林文彩不好意思说的是，抢了那一票以后，很多金门的部队都分配到一辆
崭新的脚踏车！
阿彩家族五艘船上的人被分类处置：太老的，给一条船送回去。年轻力壮
的，押到金门马上当兵。太小的，譬如林文彩，就留在乌坵，当游击队。
游击队里官比兵多。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任命为大、中、小队长——反正，
你能到对岸抓多少﹁兵﹂，你就是多大的﹁官﹂。
﹁十三岁就被抓来啦？﹂
﹁对，﹂林文彩说，﹁到乌坵，连个遮风遮雨的地方都没有，吃的也不
够，每天都很饿，又想家，每天哭一直哭。﹂
﹁然后，﹂我问他，﹁那—─你是不是哭完了，一转身，就到对岸去抓别
的小孩呢？﹂
﹁那当然。﹂他说。
﹁可是，﹂我一边设想那状况，一边问，﹁对岸就是你的家人和亲戚；你
等于是回家去抓你亲戚和邻居的小孩？﹂
﹁对啊，﹂七十三岁的阿彩直率地看着我，﹁吃谁的饭，就当谁的兵嘛。
你十三岁你能怎样！﹂
游击队经常突袭。有时候，因为需要医疗，会把对岸村子里整个诊所抢回
来，除了药品和设备之外，医师和护士，一并带回。
阿彩的游击队在突袭对岸的时候，也正是几千个年轻人从香港被送到塞班
岛去接受空投训练的时候。美国中情局在马祖建了据点之后，游击队成为正式
的反共救国军，由美国支持。一九五五年，这些游击队开始有了正式的编制，
有了薪饷，停止了海盗掠夺。
在上千次的突袭中，牺牲的游击队员不计其数。﹁反共救国军特别勇敢。
有一次，一百零五个人出去，﹂林文彩回忆说，﹁死一百零五个人。﹂
当年穿个短裤、腰间插把刀就敢游泳去冒死犯难的反共救国军，在时光的
流转中，大多已凋零，还在的，也都步履蹒跚了。十几年来，老人家们一直在
陈情、上诉，他们说，牺牲了那么多人，也罢了，我们只要求国家依照规定偿
还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之间欠我们的薪饷。
这是一笔一九四九的债，没有人理会，因为人们多半不了解他们的历史，
凡不了解的，就不在乎。
林文彩在十三岁那年被绑到乌坵变成游击队以后，第一次回家，已经是一
九八九年。父亲被斗死，兄弟已亡故，剩下一个老妈妈，见到阿彩，哭倒在地
上。
那二十海浬外的湄州岛，天气好的时候，肉眼看得到。但是林文彩一九八
九年，从乌坵要回到湄州，不是个简单的旅程。
首先，他必须搭船到高雄；船，一个月才有一班。
从高雄，他搭火车到桃园机场。火车行程，大概四小时。
从桃园机场，他飞到香港。
从香港机场，他飞往福州。
到了福州以后，他叫了车，开两个多小时，到莆田。从莆田到湄州岛，他
还要走陆路和水路，再加两个小时。
每一个转站都需要等候的时间，换算下来，从乌坵到湄州大概是二十四个
小时。林文彩如果从乌坵直接跳上舢舨噗突噗突开到湄州，只需要半个小时，
但是他这么做，是要触犯国家安全法的。如果运气不好他没赶上乌坵到高雄的
船，他需要的花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再加二十四小时。
这么算也不对，事实上，阿彩走这二十海浬回家的路，花了整整四十年。
乌坵，到二○○九年的今天，还是台湾的﹁前线﹂。每十天，才有一班
船。在台湾海峡的汹涌大浪中，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
全是战壕。地面上，举目所及，尽是碉堡，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
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粉红金紫的夕阳从大陆那边下沈，可以看见对岸的渔船点点，在黄昏的海
面凄迷如画。但是，不要被那美丽所骗。这一边，所有的大炮都对着渔船的方
向。对面的海岸线，有上千枚的飞弹，对准这边。
因为是战地，乌坵没有灯火。夜来临的时候，满天星斗如醉。在彻底无光
的荒野上行走，你的眼睛，反而很快就清澈了，看见山色朦胧、海水如镜。
但是我没走多远就被追了回来；照顾我的士兵担心，黑夜中站哨的卫兵跟
我要﹁口令﹂，答不出来时，后果严重。
72
木麻黄树下
槐生来到台湾之后，离开了宪兵队，变成港警所的警察，所以我的家，在
高雄码头上。
看着码头旁边那天底下最大的仓库，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那样地仓皇无
助；那个坐在门边两眼无光、心神分离的老婆婆，又为什么看起来那样孤单、
那样忧愁？
我也不明白自己。
每天沿着七贤三路，从高雄码头走到盐埕国小，下午又从盐埕国小走回码
头，但是同行的小朋友总是在码头外面就回头走了，他们不能进来。我知道我
住在一个管制区里面，码头是管制区。为何管制？我不明白。
我站在码头上，背着书包，看军舰。军舰是灰色的，船身上写着巨大的号
码。穿着海军制服的兵，从码头一一走上旋梯，不一会儿军舰甲板上就满满是
官兵，船，要启航了。发出的汽笛声，既优美又有点哀愁，好像整个天和地之
间就是它的音箱。
有一次，一个常常从军舰上带一整桶冰淇淋来给我们的海军叔叔很久没出
现，当我们追问冰淇淋的时候，父亲说，他﹁牺牲﹂了。
我不明白什么叫﹁牺牲﹂。
但是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一班六十个孩子里，我是那唯一的﹁外省婴
仔﹂，那五十九个人叫做﹁台湾人﹂。我们之间的差别很简单：台湾人就是自
己有房子的人。不管是大马路上的香铺、杂货店，或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
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你看，房子里面的墙壁上，一定有一幅又一幅的
老人画像，祖父祖母的、曾祖高祖的。院子里不是玉兰，就是含笑，反正都开
着奶白色的花朵，有包不住的香。
他们从不搬家。
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在美君的淳安老家里，都有。我只知道，没有谁
和我一样，住在﹁公家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面的人搬走
了，你们搬进去，心里知道，很快又得搬走。前任可能是夫妻两个，你们却可
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所以你看着办吧。那被现实培训
得非常能干的美君，很快就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也能住
下。
台湾人，就是那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水光盈盈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
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跪拜、烧纸？？一剎那，千百道青烟像仙女
的丝带一样柔柔飘向天空，然后散开在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十岁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
雾缭绕中的人们。更远的地方，有一条蓝色的线，就是大海。
我也是永远的插班生，全家人跟着槐生的公职走。每到一个地方，换一个
宿舍，又被老师带到一班六十个孩子面前，说，﹁欢迎新同学。﹂当你不再是
新同学，有玩伴可以腻在一起的时候，却又是走的时候了。
美术老师说，﹁今天你们随便画。﹂很多孩子就画三合院，短短的红砖墙
围着屋檐微微翘起的老屋，后面是竹林，前面有水塘，细长脚的白鹭鸶画得太
肥，像只大白鹅，停在稻田上。
我画的，往往是船，正要经过一个码头。画得不好，海的蓝色忽重忽轻，
码头好像浮在水里，船的方向，看不出是离港还是进港。
那种和别人不一样的孤单感，我多年以后才明白，它来自流离。如果不是
一九四九，我就会在湖南衡山龙家院里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
里，长大。我会和我羡慕的台湾孩子一样，带着一种天生的笃定，在美术课里
画池塘里的大白鹅，而不是大海里一只小船，寻找靠岸的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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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男孩
认识了王晓波和郑宏铭以后，我发现，找不到码头的，可能不只十岁的
我。事情不那么简单。
晓波，从十岁起，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着宪兵营长的父亲，一家人在一九四九年从江西来
到台中。有一天，爸爸没有回家，妈妈也不见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乱。外婆
哭着跟晓波解释：深夜里，宪兵来抄家，把妈妈带走了。妈妈正在喂奶，于是
抱着吃奶的婴儿，一起进了监牢。
晓波记得母亲在押解台北之前，跟外婆辞别，哭着说，就当她车祸死亡，
请妈妈将四个幼儿带大。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
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