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4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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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农民为首的普罗大众推翻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从此中国人相信了荀子的治国理论，历代君王和贵族们更是把“水亦载舟亦能覆舟”做为警世恒言。
秦王政和贵族统治阶级在统一后的大约八年时间里为了稳定和巩固新生帝国，完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全部“暴*”，其中南征、北伐、直道修筑和灵渠开凿所耗费的钱财与兴建六国宫殿、阿房宫和骊山陵的钱财相比起来，后者就是九牛一毛，根本不值一提。
南征和灵渠开凿需要耗费多少？北伐和直道修筑又要耗费多少？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刚刚统一的帝国中央财政根本支撑不了，最终逼得秦王政和贵族们不得不疯狂地压榨普罗大众，以“敲骨吸髓”来形容毫不为过。
现在中土距离历史上的统一时间还有三年，而现在秦王政竟然做出决策，把历史上本该用十一年时间来完成的事情，在未来几年里全部完成，这太疯狂了，疯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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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大秦在统一之前，其国内最激烈的矛盾肯定是“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而统一之后，因为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官”与“民”的矛盾迅速成为国内最激烈的矛盾。
历史只记载结果，而结果背后的原因早已湮灭。宝鼎现在总算知道了在历史书籍上，大秦为什么统一之初有分封之议，而其后竟然相隔八年，才有淳于越借“师古”之名重提分封，接着便爆发了“焚书”、“坑儒”两大重案。这两大重案实际上就是“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再次爆发。
这八年秦王政在干什么？南征，北伐，修直道，修灵渠，最终南征、北伐胜利了，而秦王政则利用南征、北伐顺利地转移了当初国内最激烈的“集权”和“分封”的矛盾，挑起了“官”和“民”的矛盾，由此不但阻碍了功臣们对地方的控制，牢牢地压制了功臣们对“分封”的追求，而且籍此机会建下显赫功勋，增强了中央的绝对权威。
南征北伐完成了，分封之议再起，但看看秦王政和中央在“焚书”、“坑儒”两大重案中的表现，不难发现秦王政和中央已经在八年之后，拥有了绝对的权威，绝对的实力。
“焚书”大案看上去并不复杂，焚书而已，但仔细想一想，秦王政和中央以“私藏**”为借口屠戮了多少功臣？诛杀了多少妄图“分封”，妄图对抗中央的贵族？
扶苏在“坑儒”大案爆发后，直言劝谏，难道扶苏当真是为了阻止秦王政不要诛杀那一帮招摇撞骗的“方士”？其实想一想就知道了，秦王政之所以要杀“方士”，是因为“方士”已经成为秦王政和贵族们博弈的工具，杀“方士”不过是为了掩盖他诛杀“方士”背后的贵族而已。
历史上没有记载秦王政在“焚书”、“坑儒”两大重案中诛杀了多少功臣和贵族，但从几年后大秦的轰然倾覆中不难看出，整个大秦的贵族阶层尤其宗室、楚系和本土老秦贵族基本上看不到了，除了被历史所记载的宗室王子公主、关东系的冯氏和蒙氏被诛杀外，其他人呢？在大秦倒塌的那一刻，难道整个大秦朝堂上可堪重用的只有章邯一个大臣？宗室重臣呢？隗氏呢？熊氏呢？郿城孟西白、夏阳司马氏呢？他们当时都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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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做出推测，大秦在统一之初，虽然秦王政已经压制了宗室和本土老秦人，打击了熊氏，但“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还是来势凶猛，危害了大秦的安危，危及到了统一大业，所以秦王政断然决策，放弃休养生息之策，发动南征。
南征并不顺利，这其中肯定有贵族们的阻扰，于是北伐又开始了，最终中央财政崩溃，大秦不得不压榨普罗大众，竭泽而渔。
南征当真迫不及待吗？北伐当真一定要打吗？南征一定要开凿灵渠，让军队越过南岭开辟西南疆土吗？北伐一定要修筑直道，让军队出塞占据河南和云中吗？
大秦刚刚统一，当务之急是休养生息，是与民休养，是恢复国力，这是基本常识，秦王政和中央不可能不知道，既然秦王政和中央对此一清二楚，既然南边的六国余孽和百越蛮夷并不足以危及到大秦安危，既然北方有长城为阻，入侵的匈奴人暂时还不会危及到咸阳的安全，那么秦王政和中央为什么还要急不可耐地发动南征和北伐，非要把中央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非要把“官”与“民”的矛盾推向爆发的边缘？
唯一的解释不是秦王政要“穷兵黩武”，要实施“暴*”，而是当时国内“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功臣们控制军队和地方势力，与中央形成对抗，割据称霸正在形成，分裂和战乱正在来临。
于是秦王政发动南征，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陷阱，把功臣所控制的军队和地方势力推进陷阱。功臣们本以为借助南征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实力，最终迫使秦王政和中央分封诸侯，哪料到南征消耗了他们的军队，吞噬了他们的地方实力。北伐也是一样，北伐虽然胜利了，但军队的消耗同样惊人，同时他们还要镇戍辽阔的边疆，而更重要的是，北疆军队严重缺乏粮食。秦王政和中央控制了直道，也就等于卡住了北疆军的咽喉。
秦王政利用南征和北伐狠狠的打击了功臣和地方势力，扩大了中央的权威，接下来当分封之议再起的时候，秦王政毫不犹豫地借助“焚书”、“坑儒”两大重案大肆屠戮功臣，彻底摧毁了功臣们对分封的攫取**。
正因为这两大案件的爆发，正因为秦王政和功臣们、中央和地方激烈厮杀，导致大秦再一次耽误了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
然后秦王政死了，所有的矛盾都彻底爆发，大秦轰然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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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原以为自己所拟定的拯救帝国的策略都是正确的，一度还在为自己改变了历史而沾沾自喜甚至洋洋得意，现在他发现自己大错而特错。
扶苏做储君也罢，自己控制北疆军也罢，改变帝国国策将其偏离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也罢，这一切都不足以拯救帝国。
帝国崩溃的真正原因不是源自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而是源自帝国内部“集权”和“分封”的矛盾，正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贵族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分封”，试图在统一后的帝国中攫取到最大程度的利益，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最大的分配比例，结果他们的过度贪婪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历史上，帝国的倾覆证明了这一点，后战国时代项羽和十七位诸侯王的覆灭也证明了这一点。
秦王政为什么在帝国坚决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原因也在如此。
宝鼎因为错误地解读了这段历史，在来到这个时代后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于是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尤其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宗室和本土老秦人重新崛起，导致大秦贵族势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程度，由此导致大秦尚未统一中土，“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就已经严重危及到了统一大业，大秦的分裂和战乱伴随着汹涌的分封“大潮”正咆哮而来。
秦王政没有退路了，他已经被“分封”的洪流逼到了悬崖边上，他只有奋力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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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感觉自己的心很痛很痛，那种极度绝望的情绪和懊悔的心理几乎让他崩溃。
他极力劝谏了，而秦王政也坦诚相告，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秦王政不是不想实施休养生息的战略，而是他无能为力，他没办法去实施这一战略。虽然他一直在努力阻止“分封”的洪流，阻止中土再一次陷入分裂和战乱，但宝鼎在“法治”的堤坝上掘开了一道口子，如今这道口子在“分封”洪流的冲击下越来越大，“法治”的堤坝已经摇摇欲坠，而他的力量十分有限，已经无力去堵住“缺口”了。
在秦王政的眼里，分裂和战乱将给普罗大众带来灭顶之灾，相比起来，压榨普罗大众，就算是敲骨吸髓，普罗大众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
这一点宝鼎不得不承认。
后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和血腥的时代之一，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但中土的普罗大众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其后的刘氏大汉帝国虽然一度有“文景之治”和“昭宣中兴”，但其人口最鼎盛时期也不过与大秦帝国初期的人口相差无几。
秦王政以“冷遇”迎接宝鼎的回归，宝鼎不是没有想法，但现在他承认秦王政对他的惩罚是正确的，他“罪有应得”，他没有为大秦建下显赫功业，想反，他把大秦推向了分裂和战乱的深渊。
宝鼎在离开咸阳宫之前，曾想举起手中的镇秦王剑，向秦王政发誓，他始终忠诚于大秦，忠诚于老嬴家，忠诚于大秦的王，他愿意追随秦王政矢志不渝地坚持中央集权，以维护大秦的统一和中土的和平，但看到秦王政眼里的愤怒和坚毅，他还是放弃了。这种做法太幼稚，不要说秦王政不相信他的誓言，就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正如秦王政所说，“当事实摧毁理想的时候，你不再是你，我也不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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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坐在轺车里，把自己隐藏在黑暗中，浑浑噩噩，不知道路在何方。
这世上没有圣人，真的没有。既得利益者永远不可能成为圣人，因为既得利益者追求的是更大的利益，而圣人只会从一无所有者中产生，因为只有一无所有者才会梦想把所获得的利益惠及普罗大众，但当这样的圣人拥有了利益，成为既得利益者中的一员时，圣人也就不再是圣人，圣人不知不觉中就被利益所吞噬，圣人也就变成了吸血的魔鬼。
自己曾是一无所有者中的一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从骨髓到思想都是无产阶级，所以，自己拥有梦想，自己梦想着把所得利益惠及普罗大众。
然而，现实是无情的，现实无情地摧毁了自己的梦想。自己不是圣人，而是既得利益者；秦王政也不是圣人，也是既得利益者；所以，自己不再是自己，秦王政也不再是秦王政。
自己是豪门贵族阶级的一员，不论自己是否拥有圣人的梦想，自己都不是圣人，而是豪门贵族。
秦王政是统治阶级的领袖，他的理想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如今统治阶级中的豪门贵族妄图本集团利益最大化，这严重危及到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矛盾不可调和，斗争不可避免，于是你死我活。
豪门贵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肯定要推翻秦王政，颠覆中央，而秦王政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肯定要从**上彻底消灭豪门贵族。
我该怎么办？我的路在哪？我如何拯救我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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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9章 决策者的变数
第409章决策者的变数
秦王政在中枢议事上拿出了自己的决策。
秋收结束，大军渡淮作战，攻克寿春，夺取淮南，饮马大江。如果战局许可，大军马不停蹄，继续渡江作战，杀进江东，彻底吞灭楚国，完成统一大业。
这一决策得到了中枢大臣们的一致赞同，而这一决策的出台，也表明秦王政迫于形势，不得不否定了武烈侯所主张的“稳定”战略，放弃了以暂停统一战争为代价进行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的设想，转而全力支持“发展”战略，把统一战争进行到底。
接着秦王政宣布，假如渡江作战困难太大，大军短期内无法越过大江天险，那么在大军进行渡江准备的同时，东南主力大军迅速越过南岭，远征西南，开辟西南战场，对江东实施战略上的大包围。另外，咸阳开始直道修筑，集关中、河东、北地、上郡、太原等京畿和西北郡县的力量，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子午岭和白于山段的直道修筑，以加强北疆防御实力，同时也加强中央对北疆的控制。
这一决策当即遭到了很多中枢大臣的质疑。
秦王政竟然在这一轮政治博弈中选择了“中庸”之道，既想缓和与功臣们之间的矛盾，把统一战争进行到底，又想得到武烈侯和北疆武力的支持，决定在渡江作战之前开始直道修筑和远征西南，这完全出乎中枢大臣们的预料。
这一决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矛盾转移，本来朝堂上最激烈的矛盾是秦王政和功臣之间的矛盾，现在秦王政通过这一决策，迅速把矛盾转化为武烈侯和功臣之间的矛盾。这一招“乾坤大挪移”太厉害了，直接挑起了武烈侯和功臣们之间的冲突，事情愈发复杂了。
武烈侯提出的“稳定”战略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北疆，北疆将因此战略而稳步发展，如果直道修筑完成，北疆的发展速度将大大加快，这都有助于武烈侯在北疆割据称霸。
“发展”战略的直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