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4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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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端和、王贲、辛胜、蒙恬等人商量之后，决定改变攻击策略，把大军一分为三。王贲率军从正面攻打鸡鸣山要隘，吸引鸡鸣山要隘的燕军主力。杨端和则率军从涿鹿方向强渡治水河，切断鸡鸣山要隘的退路，对鸡鸣山要隘形成包围。蒙恬和辛胜则沿着治水河南下，直杀居庸塞，阻击蓟城方向的援军。
秦军发动了攻击，鸡鸣山要隘被秦军包围，而蒙恬、辛胜则率军杀到居庸塞，秦燕两军在隘口激烈交战。蓟城震惊，燕王喜急派援军死守居庸塞。上谷郡可以放弃，但居庸塞绝不能放弃，居庸塞一丢，燕国旦夕覆灭。
杨端和、王贲急报武烈侯，上谷战场大局已定，燕军被包围在鸡鸣要隘，而中原军主力已经杀到居庸塞。考虑到整个代北战局，两人建议武烈侯，上谷战场暂时停战，一边招降被围燕军，一边屯兵居庸塞下，阻击蓟城燕军对上谷的反扑，如此可把部分驼马牛羊转送到雁门战场，确保主力大军可以挡住匈奴人的疯狂攻击。
武烈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两线作战让秦军难以为继，虏掠而来的数百万头牲畜又能维持多长时间？
宝鼎考虑再三，命令曝布率虎烈军再次出塞作战，从侧翼威胁岱海方向的匈奴人，以配合平城一线的秦军将士固守要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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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北战事爆发，秦国上下极度关注。
好在夏粮入库，咸阳竭尽全力予以支持，晋中三郡更是征发徭役，调集几十万庶民向代北运送粮食武器，但相比代北庞大的需求量，这些钱粮物资实在是杯水车薪。河北虽然在钱粮上无力支持，但王翦还是指挥大军向燕国的易水长城一线做出了攻击态势，李信更是指挥本部人马三次攻打汾门要隘，牢牢牵制了燕军主力。
攻坚战不是匈奴人的特长，大单于头曼看到伤亡越来越大，而秦军的防线始终固若磐石，不得不下令停战。
雁门战事在历时一个多月后终于结束，代北军民熬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但他们的付出扭转了代北战局，秦军终于打开了出塞的通道，利用澹林之胡的鸿雁海，对匈奴人的侧翼造成了重大威胁，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秦军在代北战场上的被动局面。
上谷战场上，被团团包围的上谷三胡投降了，两万多人的军队就地整编并入代北军。
杨端和率军赶到居庸塞下，集结十万军队猛攻居庸北隘。武烈侯下了死命令，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一定要拿下居庸北隘口，以便对燕国的京都形成直接威胁。
半个月后，秦军攻占居庸北隘。
燕军为了守住居庸南关，不得不从蓟城调集了两万大军。燕王喜对形势非常悲观，把国事尽数托付于太子丹，带着部分大臣和王后嫔妃先行转移到了八百里外的令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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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在代北战场上的胜利直接影响到了中原局势。
深秋，秦齐楚韩魏五国终于达成了盟约，秦齐楚三国在中原形成了对峙局面，中原短期内是不会爆发战事了。
咸阳松了一口气，秦王政和中枢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北，开始谋划灭燕大计。
公子扶苏上奏，恳请秦王政允许他率军攻打燕国。秦王政答应了，将其调往河北，与王翦一起远征燕国。
河北在秋收中大获丰收，虽然河北的农耕还没有全部恢复，河北还是羸弱不堪，但最起码今年冬天不会饿死人了，恐怖的大饥荒终于在河北失去了肆虐的能力，河北人终于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宝鼎上奏，督请中枢尽快决策攻打燕国。秦军越早攻下燕国，对代北战场就越是有利，对关东诸侯国的威慑也就越大，这可以大大加快统一进程。另外，宝鼎恳请中枢，重新起动西北策略的实施，利用楚国的支援尽快完成南岭大渠的开凿。这条大渠一旦开凿成功，对秦国来说意味着获得更大的疆土，意味着中土将获得更大的实力。
秦王政对代北局势忧心忡忡，他倒不是怕秦军守不住代北，而是秦军为了守住代北要付出惊人的代价，这个代价现在会影响到大秦的统一进程，未来也会影响到大秦稳定和发展。
秦王政书告宝鼎，在代北垦荒屯田是个办法，但这个办法显然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毕竟代北贫瘠，畜牧和屯田还是满足不了代北镇戍的需要，所以他建议修一条从咸阳直达阴山长城的驰道，有了这条驰道，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粮食物资的运输难题。
宝鼎大惊失色，急忙回书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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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7章 大秦直道
第357章大秦直道
秦王政的这个宏大设想在历史上叫“直道”，由关中云阳到阴山脚下的九原，全长一千五百里左右。
这条直道出关中后，翻越山峦河川，贯穿整个河套地区。统一之前，河套地区全部被匈奴人所控制，所以它的修筑时间肯定是在蒙恬率军攻克河南、云中两地之后。从史籍上的只言片字来推测，这条连同关中和阴山的通道直到秦国崩溃后尚未完全完工，但通行是绝对没有问题，只不过没有达到“高速公路”的标准而已。
“直道”的修建不仅仅是为了向边陲运送军队和粮草辎重，它实际上是一项庞大的军事工程，它和长城一样，其目的是为了防御匈奴人的攻击，但在历史记载中，直道的命运和长城一样，都成了始皇帝的暴*。在大秦之后的两千多年里，直道和长城始终承担着护卫中土的重任，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大秦直道之所以能在数年时间里便修建成功并发挥作用，其实就和万里长城一样，也是由一段段现成的路连接而成，但其真正的目的不是开辟一条路，而在于实现其军事上的攻防控扼功能，从而提高和稳固“直道”的军事战略地位。
大秦崩溃后，从汉到唐，这条直道的战略地位都足以与长城相比肩。中土自宋而衰，直道和长城屡屡为北虏所控制，杀敌的武器变成了伤己的利剑，可谓中土人的一大悲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战争形式的变化，直道和长城的军事作用越来越小，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战略地，衰败和湮塞也就成了必然。
太史公在写到“直道”的时候，把它和长城一起列为始皇帝的“暴*”，所以当太史公在为大汉将士远征大漠而歌功颂德的时候，直接遗忘了直道和长城的战略地位，甚至把它们的名字都故意省略了。
太史公肯定是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先祖曾是大秦最为显赫的军功贵族之一，不管是从学识上还是从感情上，他肯定知道“直道”和长城对守护中土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他也想把它们的功绩写下来，但为了生存，他只能去“迎合”大汉统治者的需求，去颠倒黑白，去欺骗一代代的后世子孙。
然而，正是因为太史公的“颠倒黑白”，我们这些后人才知道长城和直道，才对长城和直道始终怀着崇敬之心，即便我们在恶毒地诅咒始皇帝和大秦“暴*”的时候，也不敢对它们有丝毫的亵渎，我们甚至把长城当作了中土文明的象征。
太史公的伟大就在如此。拔开迷雾去看那些湮灭的历史，站在历史的废墟上再去用心读一读太史公的《史记》，不难发现，原来《史记》里记载了一切，只不过有些人读到的是充满谎言的故事，有些人读到的是藏在故事背后的真相，有些人读到的是真相里几千年的沧桑人生，有些人读到的是人生里所蕴含的天道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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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读《史记》，读到的是故事，到了这个时代，看到的是真相，但人的智慧不同，所处的阶层不同，所掌握的权力和财富不同，对真相的理解也就完全不同。
在宝鼎的记忆里，“直道”和长城没有可比性，长城是中土文明的象征，而“直道”不过是劳民伤财的“暴*”，所以长城直到今天依旧光辉灿烂，而“直道”早就湮灭在历史的废墟里，只剩下一抹对大秦的缅怀。
宝鼎关注南北战争，关注北疆防线，关注长城，但他选择性地遗忘了“直道”，他甚至想过当自己改变了历史轨迹，当大秦提前稳固了北疆防线，大秦就不会再去修“直道”了，始皇帝也就没有理由去实施这一劳民伤财的“暴*”了。
所以，当宝鼎看到秦王政的这封信，看到秦王政打算把关中、晋中和代北的大道连接到一起，拓宽夯实，把它修建成一条连接咸阳和阴山的通道，以便加强对代北的控制和加固北疆防御的时候，他立即就想到了“直道”，想到了劳民伤财，想到了大秦的崩溃，所以他不假思索地予以否决，竭尽全力反对修筑这样一条“高速公路”。
宝鼎提笔写信，详细分析修建这条“高速公路”的弊端，反复权衡其中的利弊，他不反对修，但现在不能修，统一之后也不能修，必须等到帝国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大秦国力非常强大的时候，再实施这一庞大工程。
这份信写到一半，宝鼎忽然发现自己说服不了自己，不管是从当前的北方战局还是从未来的南北战争出发，大秦都需要修建这样一条在军事上极具战略地位的“高速公路”，否则，大秦在南北战争中始终处于被动，始终是被动防御，这种被动将导致大秦在南北战争始终处于劣势，这种劣势如果得不到扭转，那么不要说击败匈奴人把它们赶到阴山以北了，恐怕就连云中都夺不回来，即使夺回来了也未必守得住。
当年大秦联合河西大月氏摧毁了匈奴人夺取河西的企图，北疆军趁机出击河南，横扫河南之地，斩虏万首，但匈奴人的大部队一到，秦军就不得不全线后撤，依靠长城奋力死守，其原因很简单，不是大秦的军队不够，武力不够，而是大秦的国力不足，财赋不足，无法支撑大军远征作战，更无法支撑大军固守河南之地。
赵国在代北的形势也是一样。赵国在其最强盛时期，都未能拿下河南之地，贺兰山对于他们来说虽然近在咫尺，但因为国力和财赋的原因，赵国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拿不下来，否则赵国可以东西夹击，把秦国的上郡、北地全部拿下，继而直接威胁关中，兵逼咸阳。
赵国代北有三道防线，阴山长城，苍头河的白道坂和杀虎口，然后就是青陂道，虽然李牧想方设法戍守长城，但一旦邯郸难以为继，长城马上就被匈奴人夺去了，只能退守第二道防线。当代北大地震之后，李牧连第二道防线都守不住了，这不是因为他武力不行，也不是代北军不能打，而是将士们饿着肚子打不过匈奴人。那时候如果不是秦军及时杀进雁门，守住了白道坂和杀虎口，可以肯定李牧连第三道防线都守不住，代郡十有**要送给匈奴人。所以说，中土的国力和财赋直接决定了北疆的局势。
未来大秦有国力，有财赋，那么如何把这种强大的国力转变成北疆的实力，又如何把充足的财赋输送到北疆？正如秦王政在信中所说，代北垦荒屯田、自力更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代北镇戍的需要，大秦若想在南北战争把获得足够的优势，那就必须修建一条“高速公路”，以便让咸阳能直接指挥和控制北疆，直接给北疆运送军队和粮草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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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站在巨大的北疆地形图前，陷入沉思。
他不得不感叹，秦王政不愧是中土第一雄主，他的高瞻远瞩，他对未来的前瞻性思考，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卓越才能，的确让人拜服。
秦王政现在拿出来的这个宏大设想不是历史上的“直道”，这两条道路的路线不一样，长度也不一样，修建的难度也不一样，但修建这样一条连接咸阳和阴山长城的“高速公路”，其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则是完全一致。政治上就是直接控制，对北疆军政事务的直接控制，这是中央集权的需要，而在军事上则是“守外虚内”，把主力集结于北部边境全力与匈奴人作战，守住了长城也就守住了京都，一旦长城守不住，直道就成了阻止匈奴人南下的要隘，给中土的反击赢得了足够的时间。
直道，代表了大秦的国防策略，代表了大秦要赢得南北战争的决心和信心，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太多太大。
宝鼎对“直道”的理解彻底颠覆，直道在他的心目中再不是一条“高速公路”，而是大秦的根基，大秦的国策，大秦的未来。
宝鼎拿起秦王政的书信再次阅读。
看得出来，秦王政已经预料到宝鼎要在代北建封国，但宝鼎建封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割据称霸？是不是要做诸侯王？为此秦王政拿出了对策，就是要修一条直达代北的“高速公路”，以便牢牢控制代北。从这个目的出发，引申到军事上，修建这条“高速公路”的意义就非同凡响了，宝鼎即便反对，但对于中枢大臣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