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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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下来款款而谈。以下是他的原话，尽量按他自己的口语习惯记录：
七机部是国防要害部门。张爱萍为什么要到230厂？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核爆炸成功了，原子弹搞出来了，但没有运载工具，还是一句空话。运载火箭的关键在平台，平台是火箭的大脑，飞行中滚动、仰俯、射程、精度、命中率全靠它了。平台的设计有了，但制造没有突破。这点，搞运载火箭的心里都清楚，按张老总的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是一场攻克关键部位的战斗，张爱萍就是在这个地方冲锋陷阵的。
先要配好厂领导班子。他到230厂时曾选过一个人，是他的秘书推荐的。张爱萍为了保险起见，又从军队调了一个司局级的干部。现在回顾看，这个人也不是个合适的人选，是个老实人不假。应该说，这些人都不是搞企业的人。后来由国务院政工组选人，他们推荐了我。我1953年就当厂长，干过4任厂长。我听说他们推荐了我，就开溜了，跑到胜利油田去了。那里就像是个青纱帐，下到钻井队，就是油田指挥部也别想再找到我。
后来听说是张爱萍发火了，人到哪里去了？给我找！当时我并不知道，以为事情过去了，就偷偷回了趟家。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刚起床，就看见窗外停了辆军用吉普车，这下堵住我了。进来的人说，带你去见张爱萍。我死活就是不肯去，七机部干部部也来人了，劝我说，你实在不去也可以，先见见汪部长（注：汪洋，当时七机部部长）吧，有什么想法先和汪部长说说。我能说什么？去吧。见到汪部长，汪说张总长找你好几次了，你这样总躲着不好。还是那句话，有什么想法，就当着面和首长说说。我没有法子，跟着他们到了京西宾馆。在外屋先见到宋彬成秘书长。宋说，你就是卢晨征啊，就给了我一个本子一支铅笔，说，拿着，张主任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地图，中间一个大条案，开会用的，桌上好几部电话，像个作战指挥所。屋里光线很暗，我看清楚了，靠里的墙边上，站着个人，背对着我，好像是在看墙上挂的大地图。我猜到是张爱萍。我远远地站着，好一会儿，他看都没看我，说，叫你来，怎么不来啊？声音很慢、很低沉。我说，张总长，你问我啊？他顿了一下拐杖，仍然背对着我说，难道这间屋子还有其他人吗？我壮起胆子对着他的背，讲了三条理由：我说自己身体不好，经常吐血。在张爱萍面前，我不敢说自己年纪大。我说应该调精兵强将，像我这样的老弱病残是不适合的。再者，虽说在机械行业呆了20多年，但对运载火箭可一点也不懂。这些理由我自己都觉得牵强，最后我还说了点实话。七机部派性斗争的厉害，不是我说的，全国都知道，在这种地方，派任何人去，都是没有办法工作的。自己也很难不被卷进去，也实在不愿意再被卷进去了。
我一边说，他一边还是看他的地图。听完我的话后，还背朝着我。他说，你讲了三条，我只说一条好不好？拿本子记下来：明天上午10点钟到230厂上班。记下了吗？我说，记好了。这时宋进来送文件，我还想说什么，他拉了拉我的手，小声说，别说了。我想，你非要折腾我，我也没办法，但我真的不想上任。
他见我不说话了，回过身来，说了声坐吧。他交代了四个问题，我还记得，是情况、任务、干部、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共四个方面。记得他专门交代说，要特别和几个人搞好团结，他说，和则兴、散则败。我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后来批判我时要我交代和张的这次谈话，说用了两小时20分钟。当时共调了司局长一级的干部22人，张只谈了十几分钟，而和你却谈了这么久，要我交出笔记，我说没记录，他们说，有人看见你做了记录。但我就是没有交给他们。
临走，张当着我的面交代宋，你明天9点50分到厂里去，检查卢厂长到了没有。宋送我出来说，明天在家里等着，我去车接你。
那时京西宾馆没有饭吃，我想自己找出路吧，到附近七机部一个干部家里吃了碗鸡蛋面，吃的时候，心情特别沉重。
我回到家，和老伴说，有麻烦了，只能去拼命了，你给我打个行李卷吧。因为明天就要上班了，就要和张爱萍一起去拼命了。晚上我找了七机部几个熟悉的同志，问了一些情况，大家都说糟糕透了。我的心情更沉重了。
第二天我在办公室安了张床，人家告诉我，住在这里也没饭吃，厂里的食堂早垮了。我说，再说吧。
我首先是找人给我上课，导弹是个什么东西？制造工艺的关键在哪里？哪些人可以用？有哪些技术高手？哪些能工巧匠？几天后，我心里多少有了些数。我听说，张老总和我谈完话后，就飞三线，我想他大概是怕我这里一旦不行，就让107（厂）上。
搞这个平台难度是很大的，不能用磨床，只能用车床。一般车出来的精度，只能是三花七，磨床可以达到四花十四，这个厂的能工巧匠可以用车床车出四花十二到四花十三。车出来的产品用棉布一擦就留下了划痕，就算是废品了，可见其精度之高。230厂只有一个姓邢的师傅能做，他是915的。916一个姓李的车工也能做，叫李凯丰。后来又调来一个叫郭崇伟的，是915的。他们之间也争，但都和张老总很亲近，听他的话。怪了！
这些人谁要有病，张都知道，叫人把药送到他们家里，连谁头痛脑热都知道，特别是对916的人。
我当厂长时，配给我一辆专车，后来有人告诉我，是张老总知道我身体不好，专门批的。我当时身体很不好，无法入睡。有天早上5点钟，有人敲我的门，给我送来4瓶胃得乐，说是张爱萍带给我的，市场上买不到，还带话说，让你先吃，再给你找。这个药真的是很对我的症状的，但他是怎么知道的？我百感交集。中国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有个人关心你，他用你时可能不讲理，但他是真的关心你的。过去知道他给工人送药，现在叫人这么早给送来，估计是怕别人知道了。230厂派性斗争那么厉害，他一来，就能团结起那么多的人，是和他深入到最底层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
有个既无技术又无本事，专门捣乱的916铁杆，张老总亲自过问他的户口问题，还为此找过丰台区的领导，把他的老婆、孩子都办到北京来了。目的是一条，只要能把科研生产搞上去，就要团结。张被打倒后，这个人慷慨激昂地在大会上发言，张爱萍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寸土必争，不惜亲自用小恩小惠，瓦解工人阶级，分裂革命队伍。我没有技术，他还亲自给我跑户口……
这个人真无耻！许多人都说，不要脸，你要是真的和张爱萍划清界限，那你就把他给你办的户口退出来啊！张老总是自己身先士卒，吃苦耐劳，千方百计地团结大家，即使对这种人，目的还不是要把我国的尖端事业搞上去？但这些，最后都成了他推行反革命路线的罪行了。
后来批张，除少数916的几个铁杆，绝大多数人都不讲话，没有什么人响应他们搞的这一套。
那时每天都要搞到夜里一两点钟，很紧张，也很疲劳，但还是向前冲，就像黄河大合唱里唱的：我们一天天接近了胜利。
山雨欲来风满楼，空气慢慢就不对了。人们的态度在变化，中间派在疏远我，穆可民、王荣都变了，宋彬成也没有踪影了，我想，怎么就丢下了我？
变天了，我们厂有个邓小平的侄女婿叫杨天荣的，也被抓了。开始批判张爱萍了。他们叫我揭发，我说不知道，就说我装糊涂。后来，周总理逝世了。我开始写交代材料，“文革”已经教会了我写这种东西。我写道：我听说张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很吃惊，经过革命群众的教育，我才认识到。过去我认为张是全心全意地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对生产抓得很紧、很细，对生产进度了解得很具体，对干部群众搞五湖四海，对工人生活上关心体贴。经教育，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反革命。
我把检讨贴出去后，他们急了，说是给张涂脂抹粉。我真想这张大字报有一天能让张爱萍看到。
我没有讲更多的张爱萍的事，但你可以体会到那时是在怎样条件下工作的。
4年以后，那时“四人帮”早已垮台了，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了。导弹的关键就是在这个平台上，从18个浮子里挑选了一个，真是百里挑一。230厂作为重点已不再存在了，因为平台这个难关已经攻克了。苏美作为航天技术的大国，开始攻关时也是困难的，庆幸的是，这一关我们过去了。发射成功的那一天，我特别的激动，那时我已调到部里技术局了，我没有能去发射的现场，但我能想像张老总也一定像我一样。我们搞出来的平台成了国家核打击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使我们的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这是张老总，也是他带的我们这支队伍为之奋斗的理想。英雄和历史大概就是这样，恩恩怨怨已经过去。中国的航天之路如此艰难，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难以想像的。
我是1979年离开230厂的。当年的造反派刘胜浩还在那里，他是舒龙山手下的一条大兽。
厂里停产了，没有人了，一切又恢复到张老总来之前的那个样子，就像黑夜里的一座大坟。寂静得让人害怕。
毛泽东去世了。在追悼会上我见到了穆可民，他老了许多。但我还是忍不住地对他说：老穆啊，你可是张老总器重的人啊，把你从外地调进来，但你是怎么对待张老总的呢？你在揭发他时，是那么不实事求是。假如有一天，你见到张老总，他说，老穆啊，你好呀！我想知道，你怎么回答啊？
穆呆了半天，哇的一声就哭了。
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我说，也许我说得不对，也许我不该这样说，请你原谅。他流着泪，把头往墙上撞……
穆本身有很重的包袱，他孩子有精神病，老婆也是。他说，我不管谁，能生存下来就行。他就是这个心态。如果连工作机会也丢了，就没有生存位置了。他政治上搞投机的原因可能在于此吧。
派性把人们的心态搞得都不正常了，两派都是，就像走火入魔一样。
卢厂长在采访结束后，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喔！中国的航天之路啊……
是啊！中国的航天之路，你走的为什么如此艰难？
在西昌发射中心、在酒泉发射中心、在岢岚基地，以及在美国休斯敦宇航中心……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计算机、是大屏幕、是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帅哥靓姐，是系着领带的风度翩翩的专家博士，是戴着透明头盔精神抖擞的宇航员，是许多镶着将星的金光闪闪的肩章……
你们还记得230厂吗？还记得那满是垃圾的工厂大门吗？还记得挂着冰柱的车间和生锈的机床吗？你们还记得卢厂长吗？还记得张爱萍吗？还记得他拄着拐站在凳子上，向工人们演讲的那个场面吗？
当神舟载人飞船遨游太空的时候，中国，不应该忘记！
6 四块石头
还有一件被父亲称之为“四块石头”的东西，也一直保存着。那就是经毛泽东4次批示过的几页文件，父亲在上面写道：“我留着这四块石头以兹纪念。”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毛泽东在舒龙山、叶正光等人状告父亲的信上作过4次批示。1975年11月2日、11月26日（两次）、1976年1月7日，共4次。当时有人就说：张爱萍有什么了不起！毛主席扔四块石头就把他打倒了。这就是所谓的四块石头。
父亲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被通知去中南海开会。
参加会议的只有6个人，除父亲外，其余5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因叶剑英“生病”而临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以及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
李先念首先递给我父亲一份文件，说你先看看吧。文件标题是：《关于对我调离处理的申诉报告》，副标题是：《揭发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署名是230厂革命造反组织负责人舒龙山。
文件的上方印有一行大字：毛泽东11月2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舒龙山的信是10月1日写的，内容无非是原有几张大字报的翻版，叙述自己如何受刘少奇、王秉璋、张爱萍的迫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何一次又一次救了他。不错，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来救他了，这不，有批示了。尽管这个批示从字面上看不很明确，但这已经足够了。
这一天，果真到来了！它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