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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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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中年时的诗逐渐显露出潇洒和自信。

写指挥我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登陆作战:“雄师易统,戎机难觅,陆海空直捣金汤。”

原子弹,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他笔下是:“应时而出惊世闻,爆心来去自从容。”

……

就是这些诗,把他带回到久远的年代,带回到血染的战场,也帮助他找回了自己。

屋子里静静的,静的只听见录音机磁带转动的沙沙声。父亲退休以后,我们时常这样面对面地坐着,听他讲述并讨论人生经历的许多重大事件。我不愿意打断他的思绪,我努力体察他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

就这样,相对无言,很久,很久。

是我打破了沉默,我说:“先休息吧,今天已经谈的很多了。”

父亲挥了一下手,说:“我在监狱里,反复地去想,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但百思不得其解。”

他的思绪从当年痛苦中脱离出来,重又款款而谈:

“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他们递给我一张九大的公报……”

6 理性的思考

1969年,又是一个寒气料峭的春天,“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4个年头,父亲在狱中已经一年半了。

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称它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一次团结的大会。

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构成是怎样的呢?

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的名单上,有这样两组人马赫然醒目: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以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每组6人,共12人。不算毛泽东的24人中,他们占据了政治局委员中一半的席位。

剩下的12人的构成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造反组织支持的领导干部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

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在党内军内享有威望的,同时身体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

这就是党的领导核心;这就是胜利、团结的象征。

父亲说:“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这是个宗派集团。非常典型的党内宗派集团。林彪、江青的宗派集团。这都是一批什么人呢?和他们相处了这么多年了,党内的同志还不了解吗?论思想,论能力,论贡献,论人品,论威望,有哪一条摆得出来?只会喊空洞、极左的口号,山呼万岁。”

宗派借着政治运动还魂了。

宗派现象,在党的历史上并不奇怪。据父亲回忆,他自己就经历过多次。

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清理AB团。据《中国共产党大事记》记载:1931年1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由此开始,“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的统治达4年之久。他们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主义”错误和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进行了反AB团、改组派和社会民主党等的斗争,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甚至杀害。

父亲当时因为抵制他们乱抓乱杀,便被视为异己,并冠以AB团分子准备处决。父亲说:“13团团长,上午还和我打篮球,下午就被抓了,说是AB团。要我在少先队中肃清AB团,都是十五六的娃子,笑话!”“后来我去参加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会,顾作霖(注:中央苏区共青团的奠基人。历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政治局委员,1934年6月病逝)告诉我,说你脑袋差点搬了家。我惊出一身冷汗来。”后来才知道,你张爱萍不是反对吗?不靠我们这条船吗?好,那你也就算是AB团分子!也就划入了打击之列。看来,宗派借路线分歧还魂,在党的历史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后来,亏得任弼时同志说话。他说,AB团的特征是利用宗族关系发展,张爱萍又不是江西人,他是恩来同志从上海介绍过来的,这样才指派顾作霖负责重新审查,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当事人秘密进行的。真是的,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直到全国解放,1949年冬全国政协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父亲特意去看望了在玉泉山养病的任弼时同志。

1984年,纪念任弼时同志80冥寿,想起50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联系自己在“文革”中的磨难,两者是如此相似,他感慨万千,写诗怀念解救自己于危难的这位伟人:

“吾师明察张正义,否定文革要彻底!”

父亲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长征途中,他们红13团打下天水后,找到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现在还在,是天水市图书馆。长征以来,转战于人迹罕见的藏、回地区,几乎与世隔绝,现在突然面对这么多的报刊杂志,他和彭雪枫两个人冲进去,好一顿精神会餐。父亲说,有一篇文章,使他好奇,是彭雪枫指给他看的。文章说,如果以水泊梁山比喻红军的话,毛泽东就是宋江,而彭德怀是林冲,林彪是花荣。什么意思?读过《水浒》的都知道,花荣是跟着宋江上梁山的;而林冲则是自己被逼上梁山的。这就应了林彪是在毛泽东创始的红4军成长起来的,而彭德怀则是在平江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与朱毛的红4军汇合,是红5军的创始人。两支队伍共同组建了红一方面军,红4军改编为1军团,红5军改编为3军团。文章最后问道,现在林、彭分别执掌的1、3军团,同在毛泽东领导下,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点像林冲、花荣和宋江的关系呢?

像不像其实并不重要,任何事物都有他的来龙去脉。父亲讲完这个故事后说:“重要的是如何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看待和处理这类问题。党不能允许把自己组建和领导的队伍,看成是个人和党闹独立性的资本,任何人都不行!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党的原则是要搞五湖四海,是全党服从中央,而中央则是民主集中制的中央。”

历史上我军各“山头”的形成,大多与根据地有关,由于长期分离割据的状态,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我们俗称“山头”。其间分化组合,关系非常复杂。红军时期的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抗战时期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15师、二方面军改编为120师、四方面军改编为129师,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15师后来又分为晋察冀(也就是华北)和山东两股。解放战争中又派生出四个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等等。

与我父亲有关系的,在建国后对军队建设影响较大的,主要还是在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中的1、3军团的矛盾。由林彪和彭德怀分别统领的1、3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两个拳头,尤其是在长征中,一前一后地护送着中央纵队到达陕北,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在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共产国际控制,确立起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的转折时刻,1、3军团战功赫赫。英雄主义是军队的灵魂,敢打敢拼,不服输,争第一,有什么不好?但事事要争个高下,互不服气,把荣誉看成唯一,由英雄主义逐渐生出锦标主义来;为了维护小团体的利益,讲义气、好抱团,宗派情绪也就自然带出来了。

早在1945年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专门分析了党内宗派的问题。他说,党内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是一种特殊的宗派主义倾向,它没有明显的错误的政治纲领,但有许多不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组织观点,有严重的排外主义倾向和小团体倾向。他列举说:只记得、只了解自己部分的光荣历史,而不了解或者忽视其他部分的光荣历史;他们在自己内部,有说有笑,生活融洽,照顾周到,甚至无话不谈;而对其他部分的人,则格格不入,冷淡和漠视,没有应有的尊重和照顾;在党的关系上,表现他们有特殊的山头关系,甚至互相联合,盛气凌人的,而其他的人们,就不得不心存戒惧。

刘最后警告说:这种山头主义倾向,极大多数是盲目的。但这种盲目性,如果一旦被有野心的分子利用,就可能在党内造成严重的纠纷。

许多问题可以追溯到庐山。父亲在谈及“文革”初期传达彭罗陆杨和刘邓的问题时说:“在庐山,彭的问题出来后,把林抬出来;七千人大会、革’搞刘邓、彭罗陆杨都是把林用飞机接回来,利用这股势力。同庐山一样,逼得你发言、表态,不是讲求真理,而是投其所好。这哪里还有什么正常的党内生活啊,是窝里斗,翻旧案。我对这种政治极其厌恶。”

正如父亲所说的,在高压下,你该怎么办?沉默、批判、揭发?小批小揭,还是大批大揭?“文革”中叫划线站队。尤其是和被打倒的人有过历史渊源的同志,压力就更大了。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因为经不起压力,违心地揭发了黄克诚。吴这里说的实际上是指黄在战争年代“私藏金条”的事情。这发炮弹对黄克诚内心的伤害几乎是致命的。黄写道:“对我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己的人,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我尽管已经背上了‘右倾反党’的罪过,但实在耻于‘贪污’的名声。”(注:《黄克诚自述》318~319页)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说过,在他们印象中,吴法宪这个人过去并不坏。在3师时,他的工作很认真,对人也好,黄特别信任他,他和黄克诚关系也很密切。但这次实在是出人意料。父亲回忆说:“开始两天很冷清,一般性的表表态。吴法宪的揭发是个重磅炸弹,气氛一下子改变了……我想不到这个人会变得这样无耻,我不能原谅他。”我妈妈后来证实了这点:“当时你爸回来就说了这件事。我都不敢相信,他原来对人是很诚恳的。你爸爸说,吴胖子到空军去这才几年啊,怎么就学得这么坏?”

父亲这个人,秉性耿直,喜怒都在脸上。联系到他在庐山批彭时的保留和同情,“文革”初期打倒彭罗陆杨和刘、邓时表现出来的质疑,被林彪宗派集团划入另册就不奇怪了。

对立面被打倒了,但怎样才能彻底消除他们的影响呢?一时鸦雀无声了,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彭黄是敢讲真话的英雄。于是就派生出一条党内斗争的法则:打倒一个人要有三条,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这就是,从理论上、道理上批得你站不住,什么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机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这叫批倒;还有批臭,把你的历史抹黑,或是揭出你点隐私、脏事,什么作风、经济上的问题,你就被搞臭了;然后做出组织处理,戴帽子定性,劳改、关押、判刑什么的,叫再踏上一只脚。这三条在“文革”中被推向极至,三条铁定了,您老人家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吴法宪这次,就属于在批臭上立了功的。直接下级、知情者出面了,揭穿了黄的画皮,原来是个两面派、伪君子啊!这就彻底臭了。这件事,反映了在人们心目中的一条潜规则,生活作风廉洁的就是好人。即使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也是如此,像朱总司令,总理,彭老总,你再说他有路线错误,但人家没有谋私利啊!其实,谁好谁坏,就是普通老百姓,虽然远离党内高层生活,但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文革”一开始,林彪就针对这个现象提出了“大节、小节”论,说的就是,关键看路线,看站队。腐化堕落怎么啦?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也是好人犯错误。相反,你再廉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也是个伪君子,装的!林彪的这条理论一出,划线站队就成了“文革”的准则,什么老中青三结合,干部四条标准,接班人五个条件,还不都是幌子。打不打倒你,用不用你,关键在于你是谁线上的人,你的后台是谁。

“大节、小节”论的出台,是用人原则的变化,是是非标准的变化,是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个法则一出,就像瘟疫,人们不再注重业绩、人品,不再信奉真理和诚信;而是崇尚权势,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其所好。残酷的党内斗争,使人的良知泯灭。每个人都岌岌可危,为了开脱保全自己,朋友、部属、亲人之间,不惜落井下石。平时跟得最紧的人,可能就是揭发批判你最凶的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仁义礼智信,共产党员修养的道德准则,这些文化积淀,统统被一扫而空,真是名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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