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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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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班,开锅时吃根油条,有时也吃碗面。”这下该给你算账了。一年365天,一天一根,就是365根;三分钱还是五分钱一根,你来店里有几年了?这样算下来一加,还不得多吃了几千根下去。通常吃油条的都算成是五六百块钱;吃面的是七八百块钱。退赔吧!有的人就把家里的柜子、箱子全搬出来退赔。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也有多吃多占的。晚上开会,拿出两斤米烧个饭什么的,集体吃了。开始也是自我检查交代,一算账,全部退赔。每个生产队都要查出个三五百块钱,当时这可不是个小数了,尤其是在这样贫穷的地区,哪里见过这许多的钱。退不起怎么办,干部的愁帽就戴上了,有的人就想寻死上吊。李自强说,他在的那个生产队,队长就上吊了,其他工作团也都有两三个自杀的。光句容就死了100多,吊死的、跳河的、喝农药的,都有。后来中央发现了,这样搞下去,农村基层组织还不全乱套了?于是又下发了23条,要求纠偏,迅速把干部解放出来抓生产、抓工作,多吃多占就不算是贪污了。各地立即成立了检查组,成了检查工作队的工作队。检查出来一律免于退赔,各地一统计,百分之八九十的都推翻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原来的工作队受不了了。他妈的,折腾了一年,就这个成果啊!

李自强的这本《我的一生》没有出版,他写好后寄给了我的母亲,他们当时同在一个社教工作队。李自强写道:又兰大姐,这是一本小人物的自述……云云。当然,我没有亲历不敢断下结论,别人讲得不排除是些局部现象。但薄一波是四清运动的参与者,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123页中写到,自1964年9月至11月的三个月中,刘少奇以中央名义下发了多份文件,进一步促使了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其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地区夺权的经验”。并指出由此发生的“打击面过宽的现象自然不可避免,自杀等事件在各地屡有发生”。(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1114页、1115页、1125页、1127页)

父亲的社教工作点选在扬州地区。说到扬州,李白一句“烟花三月下扬州”,把个扬州城变成了繁花似锦、温柔富贵之乡。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历代商贾店家、梨园子弟、墨客骚人、青楼粉黛,如过江之鲫,千帆竞会,觥筹交错,一掷千金。但就在扬州城外几十里路的乡下又是什么样的呢?

苏北的农村实在是太穷了。穷到什么程度了呢?还是李自强说:许多人连裤子都穿不上。男人们用块布围在腰上,到了插秧季节,男的下田整个不穿衣裳。妇女出门总要带把伞,田里车水的男人都是精屁郎当的,好遮挡一下啊!整个镇上只有一家供销社,根本就没有商业。老百姓的房子都是草房,东倒西歪的;吃的都是山芋杂谷。没钱娶老婆,只好兄弟俩合一个女人,像这样的人家一个生产队总有个把两户。

方巷或许会比句容好一些,毕竟是平原嘛。但它的贫穷也是超乎了这些北京来的干部的想像。这地方洪旱灾害不断,农业常年歉收,随处可见人畜同居一屋,吃糠咽菜喝稀粥更是普遍现象。经济的落后,带来的是文化的落后,全村95%的人是文盲,人与人之间除了为鸡毛蒜皮吵嘴打架外,外界的事情都与他们无关。有的人连毛主席是谁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其他社会生活的大事了。世界有多大,地球是圆的,这些最基本的自然地理知识,对他们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说起来,方巷大队也有14名党员。可人们说,不知道什么是党员,也不知道大队有这么多党员,只知道有些人是不下地的,整天的是吃喝赌博——以当时“四不清”干部的标准衡量,这里的干部都可称为“四不清”了。人们生活在贫穷和愚昧中。他们从整体上麻木了。

和当时大寨人的战天斗地相映,这,也是中国的农村!

父亲对“四清”的回忆极其概括:“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再问,他只是说:“去看看我那时的讲话,不知道还保留下来了没有。他们搞的那套不行。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农民觉悟了,才会有出路。”

他们?父亲没有具体讲“他们”指的是谁。

1965年初,也就是父亲下去四清之前,中央的《23条》下来了,即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纠偏的指导性文件。它虽然对1964年以来“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更为偏激的论点。

父亲这个人很奇怪,身为高级干部,但很少见他去研读上面颁发的文件,你要和他谈点如何理解文件精神之类的话题,他会很没兴趣的,充其量也就敷衍你几句。要他干事,只要交代任务和目的就行了,怎么干,他有自己的一套主意,对他说方针、办法、经验,说了也白说。这也可能和长期在统帅部机关工作有关,法规、政策都是出自自己的手,看了别人搞的东西,往往嗤之以鼻。我后来在总参工作时间长了,看到别家搞的文件,甚至是红头文件,也是不屑一顾,什么玩意啊!这帮秀才,就会空谈,哄哄领导可以,连语句都不通。

我看过他在四清工作期间做的报告,上来头一句就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第二句话:“这是毛主席讲的”;第三句话:“要问我怎么个搞法?就是按这句话去办”。什么前10条、后10条、23条的(注:统为中央当时下发的有关四清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也不知他看了没有,提都不提。反正在座的都不如他官大,是些省里地市县的干部,面对这个中央来的大首长,大家全给镇住了。

他当然有自己的道理。只有农民从整体上的觉醒,才是我们民族振兴的根本出路。教育农民,是党在现时期的基本任务,是农村工作的重点。还有什么文件压得过这些呢!

当然,这里指的农民,是包括农村基层干部在内的。教育农民,也包括了教育农村基层干部,这就是方巷的做法。他解释说,农民,是一个大概念,是基于党和民众关系意义上的概念,并不是狭义的指务农的人和当村干部的人。这是一个政治原则性问题,否则就会人为地把农民划为两个阶层,扰乱和恶化农村的阶级关系,后果是严重的。他认为,中国农村贫穷的根子不在几个“四不清”干部身上,即使换掉所有的干部,让和他们同样蒙昧的农民替代,带来的只会是混乱,贫穷仍然是贫穷,愚昧仍然是愚昧。

贫穷使人愚昧,愚昧加重贫穷,中国的农村就是在贫穷和愚昧的怪圈中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唯一可行的,就是唤起广大农民兄弟的自主意识,教育他们认识到,人不是猪狗,做人应该有奋斗目标,有奋斗精神,应该有志气,用自己的双手一定能改变家乡的面貌,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

共产党不是欺负压迫他们的统治者,而是他们的亲人。我们都来自于他们,我们原本就是农民的儿子。

他说:“我们几十年革命战争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怎么都忘记了呢?”

苏北,对他并不陌生。除了抗日战争在苏北外,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就在这里组织过农民暴动。1929年冬,经周恩来安排,他离开上海地下党,从江阴北渡长江,来到刚刚组建的红14军,在通如泰地区(南通、如皋、泰州)组织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办夜校、发展农会,成立农民自卫军,建立红色政权。可惜的是,在“立三左倾盲动主义”主导的时期,红14军,这支刚刚组建的新军,脚跟还没有站稳,就奉命攻打泰州、南通,威逼扬州、无锡、苏州,进而图谋南京、上海。这种飞蛾扑火式的狂热的革命,最终导致了全军覆灭。

就在他今天站立的这块土地上,35年前,在攻打老虎庄的战斗中,红14军军长何昆就牺牲在他身旁。

父亲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纪念他的军长:

老虎庄,如皋城外围敌人的一个据点。父亲管它叫土围子,像个城堡,四周环绕丈把高的土墙,外面再绕上圈一人多深的水渠。这在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的中国农村是相当普遍的。一些恶霸地主,常是勾结官府,自立帮会,招募乡勇团练,对周边农户实行野蛮的、近乎农奴制的封建统治,整个一个《水浒传》里祝家庄、曾头市那些恶霸的翻版。这种在中央政权默许下崛起的地方黑恶势力,自然首先成为革命打击的对象。在今天看来,这种土围子是不堪一击的,一般步兵配属的随伴火炮就可以击穿它。但对当时拿着梭镖、土铳的农民军来说,付出的代价可就是数百上千条生命了。父亲回忆说,当时攻打如皋城有上万农军,拿着铁锹、锄头,点着火把……

这是另话,还是说打老虎庄。由于部队屡攻不下,军长来到前沿观察,苏北有那种稻草垛子,一两个人高。何昆军长对父亲说,你个子高,在下面托住我。但还够不着,于是父亲肩上又托住个警卫员,何昆再站在警卫员肩上,这样从稻草垛子上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土围子里的情况了。何昆军长兴奋地大喊,把机枪给我递上来。用现在的话说,是打他丫庭的!结果,就在打得痛快时,被敌人的狙击手一枪击中。父亲说:“像棵大树一样就掀下来了。”

何昆,又名李维森,父亲年轻时曾真诚爱戴过的上级和战友。他是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参加过北伐,意志极其刚毅顽强。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他被捕,后逃脱;遂即投入了广州暴动,再次被捕;后又被他越狱逃脱。这次,奉中革军委之命来此组建红14军,在老虎庄,他终没能逃过这一劫。

听说,何昆的遗骨后来被老虎庄的敌人掘了出来,抛在乱葬岗子里。解放后安葬烈士,当地政府还曾找过父亲询问一些细节,后来就是凭这个弹孔比对出何昆头骨的。

何昆以后,红14军由参谋长薛衡竟代理指挥,组织攻打附近的顾高庄。不料遭到增援的国民党正规军的侧击,薛在掩护部队撤退时不幸中弹,栽倒河里。这情节也和《水浒传》里打曾头市的描写类似,起义军遭伏击后,晁盖被史文恭一箭射中。薛负伤后还想泅到对岸,但终没有了气力。第二天,当人们找到他时,尸身半浸在水中,双手还紧紧抓住岸边的芦苇,似乎是要挣扎上岸……

第三任军长李超时,红14军覆灭后,被叛徒指认出卖。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叶楚伧设宴亲自劝降,李超时军长搬起桌上的砚台砸向在场的叛徒王益之。(注:时任中共泰兴县委书记)1931年9月19日,他被押到镇江北固山英勇就义。

北固山,头枕波涛,雄峙大江,1400年前梁武帝为它题写“天下第一江山”。上世纪80年代,随父亲重游,从甘露寺到祭江亭,凭栏远眺,我念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父亲说《永遇乐》会背吗?我只记得一句:“千古江山,英雄无觅……”父亲用手拍着石栏,断断续续地接着念:“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他的思绪又回到了苏北,“……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一片神鸦社鼓。”停了很久,他突然又跳出一句:“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如皋县党史记载:红14军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捕人。杀人权操纵在地主恶霸手里,他们挨家挨户地抓人,抓不到男的抓女的,抓不到大人抓孩子。很多是,在哪家抓的,就杀在哪家门口。……有的用绳子扣成一串,用机枪扫射。卢港东南的60亩地,就是集体杀人的屠场……(注:摘编自《如皋人民革命史》101页)

30年后,1960年在这里修建军用机场,选址在老虎庄的北面。当地的老人们回忆:“你父亲来视察,问老虎庄在哪里?说是在河的对岸。你父亲把手一指说,把它给我平了!后来机场就压在它上面,从此,老虎庄就从地图上消失了。”我很怀疑这个故事的真伪,但我不想去跟父亲核实。因为,假如我也从当年的血雨腥风中走来,一定也这样!

这是片他们曾经洒过热血的土地。

父亲说:“苏北的人民为革命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到今天还是这样赤贫,我们共产党人有什么理由去责怪他们?想想吧,我们自己又为他们做了多少?!”

像我父亲这样的以农民运动、农民战争起家的老共产党员们,怎样面对今天的农民,面对今天的农村,该怎样去做,难道还需要谁去教他们吗?不用怀疑,他们一定会有自己认定的理念和一套办法。

2 理想的缩影

还是李自强的回忆:

“来来来,小李,新任务来了。中央有个大首长,到这来搞社教,你和董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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