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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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他们一直生活在幻想之中，殊死地进行防守，经常战斗最后一颗子弹。几乎没有人当俘虏，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从来没想过会投降做俘虏。
　　只是在曼施泰因的集团军群被击溃、我军把侵略者赶向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后，被围敌军的士气才开始明显地低落。不仅士兵和军官，连将军们也不再相信能够突围出去。我军的一连串突击使敌人大为震惊。
　　我们的政治机关，在对德国士兵的无线电广播中，讲述了近期内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德国士兵得知，共计30多万人的被围集团军所需的食品，只能靠空运得到。但是，用于运送食品、弹药、燃料和回程时撤送伤员的运输机需要大量的歼击机掩护，而希特勒目前正需要把这些歼击机用在其它战线上。我们的广播说：“因此，德国士兵和军官们，你们的日口粮很快就要缩减到100克面包和10克香肠。”
　　德国的共产党员们和“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员会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瓦尔特·乌布利希亲自在斯大林格勒，向被包围的德国士兵和军官们，讲明在前线和在德国国内所发生的事件的真相。
　　1月初，顿河方面军司令员康斯坦钉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方面军军事委员康斯坦钉费奥多罗维奇·捷列金少将和方面军炮兵司令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扎科夫少将来到我们集团军指挥所。他们是从伏尔加河的冰上过来的。
　　罗科索夫斯基和捷列金在集团军司令部的土屋式掩体旁下车后，久久地询问我们：战斗期间我们在什么地方，情况如何？德国法西斯部队发动进攻、把成千上万颗炸弹投掷到城里时，我们做了些什么？是怎样做的？等等。
　　方面军司令员走进掩体，在土桌旁的土凳坐下来后，简要地说明了歼灭敌被围集团的计划，并给集团军下达了任务。为了割裂敌被围集团，巴托夫将军和奇斯佳科夫将军的集团军从西面实施主要突击。扎多夫将军和加拉宁将军的集团军由北面、舒米洛夫将军和托尔布欣将军的集团军由南面同时转入进攻。第62集团军的任务是：“以积极的行动，从东边将更多的敌人吸引过来。如果敌人企图越过结冰的伏尔加河突围的话，就坚决地把它堵祝
　　任务很明确。于是，我向方面军司令员保证，坚决完成任务，在方面军主力发起主攻之前，决不让保卢斯从城里撤走一兵一卒。
　　最后，方面军司令部的几个参谋一再问：
　　如果敌人在我各进攻集团军的突击下，把全部兵力从西边调到东边来，第62集团军能否顶得住？“
　　我们集团军参谋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这样回答：
　　“如果说保卢斯在今年复秋两季用其全部兵力都未能把我们赶进伏尔加河，那么，现在已是饥寒交迫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就休想向东跨进几十步。”
　　方面军参谋长马利宁将军也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回答说：1943年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已不是1942年夏季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保卢斯的集团军已不成其为集团军，而只是一个有武装的战俘营罢了。
　　在方面军所有部队开始进攻之前，也就是在1月10日之前，第62集团军的部队，在执行方面军司令员下达的任务的同时，一直以强击队进攻敌人。我军各个阵地的状况一天天好起来。每天都有几十个支撑点和土木质发射点被摧毁或落入我军手中。结果，敌22个师中有6个师和5个工兵营，仍同过去一样，被第62集团军牵制祝
　　被戈林调来、向被围部队运送弹药和食品的运输机，经常遭到我航空兵的攻击。
　　围绕着水塔进行的生死搏斗，从9月下半月到1月12
　　日，几乎持续了整整4个月（120天）。
　　马马耶夫岗的最高点到底易手多少次，谁也说不上来。参加攻打马马耶夫岗的有：罗季姆采夫师的部分官兵；戈里什内的整个师；叶尔莫金的第112师；而在这里参加战斗最多的是光荣的巴秋克师。该师于9月21日抵达右岸，22日便在多尔吉冲沟投入战斗。然后，该师仿佛在马马耶夫岗及其附近的各个山脊上扎了根似的，一直战斗到最后，到1943年1月26日，与奇斯佳科夫将军指挥的部队会合。
　　关于该师师长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巴秋克的情况，我要说几句，他刚来斯大林格勒时是个中校，而在歼灭保卢斯集团军之后离开该城时已是一位将军。在这位师长身上充分地体现了三个可贵的品质：指挥坚定、作战勇敢、党性很强。他是个既严肃又正直的人，令人可畏可敬。他双腿受过伤，有时走路几乎是一步步地勉强挪动，但他从不坐守在掩体里：他拄着拐棍，又到前沿，又去观察所，而回来时经常要扶着副官的肩膀，但这只是在夜间没人看到的时候才这样。　巴秋克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伤玻我是在1月份才知道，那时他没人搀扶已无法走动了。他对任何上级和下级人来都是坦率地讲真话，尽管这样做有时很伤人情面。他上送的报告不需要查证，总是有根有据的。
　　巴秋克师在来到我们这儿之前就已屡立战功，在卡斯托尔纳亚附近，曾胜利地击退了敌大批坦克的进攻。该师培养了许多不仅在斯大林格勒、就是在全国也闻名的指战员，例如：炮兵连长、著名的防坦克歼击手舒克林，迫击炮连连长、神炮手别兹季季科，出色的工兵扎伊采夫、梅德韦杰夫、阿夫扎洛夫及其他许多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英雄们。
　　该师党组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指挥员：米捷列夫团长、在会战快结束时牺牲在马马耶夫岗的马雅克营长、舒马科夫连长。还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政治工作者：特卡琴科、叶尔马科夫、索洛维约夫、格鲁布林，优秀党小组长叶夫多基莫夫、克鲁申斯基、拉德任科。
　　该师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作为一个战斗集体，转战于卡斯托尔纳亚、斯大林格勒、扎波罗热和敖德萨，进军卢布林、波兹南，最后在柏林胜利完成了战斗历程。
　　1943年1月10日，顿河方面军的所有集团军同时转入
　　进攻，分割希特勒的被围集团。第62集团军也由东向西推进，以策应已进攻的各集团军。此时，在马马耶夫岗地域展开了尤为激烈的战斗。这说明敌人非常清楚马马耶夫岗的战术作用。　巴秋克师经由马马耶夫岗实施的进攻，在1月25日前，一直遭到敌人的反冲击，敌人纠集了最后的兵力，坚守这里的阵地。
　　在集团军其他各师的地段上，敌人没有退却，但也没有象在马马耶夫岗那样转入反攻击。他们只是利用工事的掩护进行射击，经常是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
　　1月23日，第54师师长索科洛夫向我报告了这样一件
　　怪事。他的部队前出到红十月镇的西郊，包围了法西斯分子的一个强大的支撑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我军向敌守军劝降。经过长时间的交涉，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竟向我战士要起面包来。我们的人可怜这些饿鬼，送给他们一些。敌人接过面包来，看来又有了精神，重新开始射击起来。
　　经过几次这样的“外交谈判”之后，我们的官兵迅速与炮兵取得联系，炮兵们推来几门大炮，直接瞄准这个支撑点射击。等我们拿下支撑点后，发现这里的敌守军是清一色的亡命之徒，几乎每人胸前都佩带有好几枚希特勒奖给他们的奖章。
　　1月25日，我们已感到我军正从西边压过来。于是，第62集团军便前出到斯大林格勒西郊各工厂居住区。戈里什内师、索科洛夫师、柳德尼科夫师、古里耶夫师、罗季姆采夫师转向北面，消灭盘踞在各工厂区和各工厂居住区的敌北集团。　巴秋克师转攻南面，对付敌南集团。1月26日，久已盼望一天终于来了。这一天，第62集团军的部队与从西面实施进攻的巴托夫集团军和奇斯佳科夫集团军的部队会师了。
　　下面是这次会议的经过：
　　黎明时，观察所报告，发现希特勒分子陷入混乱，东奔西跑。听到坦克的轰鸣声，出现了身穿红军服装的人……看见重型坦克，装甲上写着“车里雅宾斯克集体农庄庄员”、“乌拉尔金属工人”等字样。
　　罗季姆采夫师、古里耶夫师、巴秋克师和其它师的近卫军人，高举红旗冲向前去。
　　上午9时20分，在红十月镇地域举行了激动人心的会师仪式。A·E·古辛大尉把一面写着“1943年1月26日会师纪念”的红旗交给巴托夫集团军的部队代表。
　　严肃而饱经风霜的官兵们，眼里闪烁着喜悦的泪花。
　　近卫军大尉F·乌先科向罗季姆采夫将军报告说：您的著名的近卫军战士们赠送给我们的红旗已收下。
　　“请转告你们的指挥员，”罗季姆采夫将军说：“今天是我们最幸福的一天，因为经过5个月艰苦顽强的战斗之后，我们终于会师了！”
　　钢铁堡垒—重型坦克开过来了。坦克手们从舱盖里探出身子，挥手欢呼。强大的战车群继续向工厂、向前方驶去。
　　很快，第62集团军其它分队的代表们也同巴托夫集团军、奇斯佳科夫集团军和舒米洛夫集团军的部队见了面。
　　敌人仍在负隅顽抗，但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敌官兵缴械投降。经常是数名苏军官兵就俘虏了上百名希特勒法西斯分子。
　　1月31日，第64集团军的军人们俘虏了第6集团军司
　　令官保卢斯元帅和他的司令部的所有人员。当天，德军南集团也完全停止了抵抗。市中心的战斗结束了。是日傍晚，第62集团军的军人们俘虏了敌步兵第295师师长科尔费斯少将和他的司令部人员，还俘虏了当时正呆在该师司令部的步兵第4军军长普费费尔炮兵中将、第51军军长冯·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中将、第295师参谋长迪塞利亚上校以及一些校　官参谋。
　　希特勒的这些将军，是被第62集团军通信团18岁的团小组长米哈依尔·波尔特为首的3名战士俘虏的。波尔特在来斯大林格勒之前，曾在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刻赤战斗过。
　　1月31日晚，我、古罗夫和克雷洛夫，在我的已经变得宽敞明亮的掩体里，审讯被俘的德国将领们。看到他们那一副副因为饥饿、因为自己的命运生死未卜而心神不安的样子，我吩咐端些茶来，并请他们吃点东西。他们都身穿礼服，胸前佩带着勋章。　奥托·科尔费斯将军一手端着一杯茶、一手拿着一块面包片，问到：
　　“这是什么意思，是宣传吗？”
　　我回答：
　　“如果将军认为这茶和小吃具有宣传的意思，那么，我们并不特别坚持要您食用这宣传性的食品。”
　　这一对话使俘虏们稍微活跃起来，我们的谈话持续了约1个钟头。科尔费斯将军比别人说得都多。普费费尔和赛德利茨将军声称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回避回答问题。
　　科尔费斯将军在交谈中阐明了这样一种思想，他认为：当时德国的状况与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的状况，有许多共同之处。普费费尔和赛德利茨将军坐在那儿，口里不时地说着“是”和“不是”，哭了。
　　最后，冯·赛德利茨一库尔茨巴赫中将问：
　　“准备怎样处理我们？”
　　我告诉他有关俘虏管理条例，并补充说，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佩带奖章和勋章，但武器除外。
　　“什么武器？”普费费尔仿佛不明白似的，看着赛德利茨感兴趣地问。
　　“被俘的将军不得随身携带任何武器。”我又重复了一遍。
　　于是，赛德利茨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铅笔刀交给我。我当然又交还给他，并告诉他，这类“武器”我们并不认为是武器。
　　普费费尔将军问我：
　　“在11月19日之前的城市争夺战期间，您和您的（第62集团军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
　　我回答说，我的指挥所和集团军司令部一直在城里、在伏尔加河右岸，指挥所司令部的最后所在地，就是我们现在呆的地方。
　　于是，普费费尔将军说：
　　“真遗憾，当时我们没有相信我们的侦察员。我们本来是能够将您和您的司令部从地球上抹掉的。”
　　审讯完被俘的将军后，我们把他们押解到方面军司令部，希望他们尽快了解和研究苏联的真实情况，以免发生谬误，并摆脱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对他们的影响。
　　1949年，我在柏林与奥托·科尔费斯将军重逢。他那时已是德苏友好协会里的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我们见面时，已经象老熟人一样了。我当时担任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正帮助德国同志恢复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前少将奥托·科尔费斯为巩固德苏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许多事情。　奥托·科尔费斯不是单枪匹马地干，许多德国将军、军官和士兵懂得了真理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