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第1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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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波兰军官和教授、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各界精英被筛选出来。
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长）贝利亚向斯大林和中央上交了一份计划，将这2。2万波兰人全部枪决。斯大林和其他4位中央领导立即亲笔签字，批准了这项秘密屠杀计划。于是，“卡廷惨案”发生了。
从1940年4月4日起，波兰战俘营内，每天都有人被带上汽车，秘密押往行刑地斯摩棱斯克以西19公里的卡廷森林、加里宁和查格罗夫。枪杀处决从夜晚开始，直到次日凌晨。行刑时，用一台鼓风机发出巨大的响声以掩盖枪声。处决使用的是特地从莫斯科运来的德国造7。65毫米手枪或左轮手枪，这是“盖世太保”专用的手枪。受刑人被取下手表、戒指后铐住双手，带进一个用毛毡封闭的小房间，随即被从后脑枪杀。尸体随即从对门搬出，然后下一个受刑人被带入。被害人的尸体被分别掩埋在卡廷森林、加里宁和查格罗夫三个地方，每个墓坑都掩埋着重叠达12层的尸体。
直到1991年12月23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向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移交权力时，一起打开了一份印有“永不开启”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特级绝密档案。开启封印看到文件后，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我们无权向波兰人民隐瞒事实真相，我们当即认为不论后果如何都应该向波兰方面通报”。
1992年10月4日，叶利钦派特使到波兰，将这卷苏共中央政治局特级绝密档案的副本交给波兰。波兰总统瓦文萨接过密档，声音嘶哑地说：“我感到全身颤抖。”密档中正是那份斯大林等人亲笔签署的“1940年3月5日苏共（布）中央的决定”。
该谁的罪谁认，你如果不想认，历史也会帮你认。正义有时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在绞刑架前认罪
纽伦堡审判历时218天，经过216次开庭，于1946年10月1日闭庭。法庭对纳粹德国24名被告中的22人作了宣判：
判处绞刑的有12人：纳粹二号人物戈林，外长里宾特洛甫，陆军元帅凯特尔，中央安全局局长卡尔藤布鲁纳，纳粹党思想领袖、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罗森堡，纳粹党司法领袖、波兰占领区总督弗朗克，纳粹党立法领袖、内政部长弗利克，反犹刊物《前锋报》主编施特莱歇尔，陆军总参谋长、陆军大将约德尔，冲锋队和党卫军将军绍克尔，奥地利总督英夸特。
其中，唯一缺席被判绞刑的是马丁·鲍曼，他在希特勒死后任纳粹党党务书记。鲍曼作为纳粹党秘书长、希特勒私人秘书，掌握着纳粹党的钱袋，人称“元首的影子”。在希特勒政权后期，权势日隆。鲍曼一直以诡计多端著称，善于内斗，陷害过很多人，与戈林关系不睦。据说，隆美尔元帅被卷入刺杀希特勒案件，也与他有关。关于鲍曼的死因，有一种说法是，鲍曼在希特勒自杀后离开总理府，遇到苏军炮火阻隔，绝望中与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施图姆芬格一起服毒自杀。1972年，他们的遗体在西柏林中央车站铺设地下管线时被发现。
除了判处绞刑的战犯以外，希特勒第二继承人赫斯等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两人20年有期徒刑，一人15年徒刑，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海军元帅邓尼茨被判处10年徒刑。
另外，纳粹德国第一任内阁副总理巴本，国家银行总裁、战争经济全权委员会成员沙赫特，宣传部国内新闻司司长弗里切，这三人被宣判无罪，予以释放。
纽伦堡法庭闭庭后，被告里宾特洛甫、弗朗克、英夸特、邓尼茨等六人先后上诉，要求减刑。戈林也上诉，要求改绞刑为枪决。所有上诉均被驳回，一律维持原判。值得一提的是被告雷德尔上诉，要求改无期徒刑为枪决，也被驳回。
1946年10月16日凌晨，在纽伦堡监狱，开始对被判处绞刑的纳粹战犯执行处决。
此时，戈林又玩花样。他在行刑前两小时瞒过看守，吞服氰化钾自杀身亡。戈林是从哪儿获得的这种致命毒药，至今仍无法查明。不管怎么说，戈林总算不得善终。
最终，有10名纳粹甲级战犯上了绞刑架。这些战犯上绞刑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喊希特勒万岁，就算最狂热的纳粹战犯也顶多说句：我不该死，我不认罪。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
纳粹战犯弗朗克在上绞刑架的时候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同纳粹划清界限
对德国来说，纽伦堡审判是黑暗历史的结束，也是同纳粹的过去划清界限的开始。德意志民族从此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
纳粹党、党卫军、“盖世太保”都被宣布为犯罪组织。如果你加入过纳粹党党卫军，你就属于犯罪组织成员，即使你现在退出了，曾经也是犯罪组织成员。纳粹战犯大多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日本战犯上绞刑架的时候，喊“大日本帝国万岁”“天皇陛下万岁”，而且是一个人领头，大家齐声三呼万岁，然后上绞刑架。这就是说，连德国纳粹战犯，临终的时候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做了忏悔，而日本战犯就是不认罪。
战后，美、苏、英、法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苏联占领区就是后来的民主德国，英、法、美的占领区就是后来的联邦德国。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先生是盟军从集中营里放出来的。老爷子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就是德国的政治家，反对纳粹。纳粹党一上台，他就进了集中营。这老爷子也真能活，那么多年居然没被折磨死。等他被放出来之后，他比苏联人都恨纳粹。
德国的非纳粹化到什么程度呢？在德国，买卖第三帝国时代的纪念品是违法行为。你从德国老兵手里买了一枚德国的铁十字勋章，你不是崇拜纳粹，就是觉得这勋章特好看。你带出海关了，算你小子走运，要被人查出来了，你弄不好会被判刑的。国家公职人员如果散布跟纳粹有关的言论、在大庭广众之下行纳粹举手礼，都要判刑。
可见德国人的悔改意识非常明显，所以勃兰特才会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蒙蒙细雨之中，也没人给他打伞，就直接跪在那儿了。碑上的遇难者不是勃兰特杀的，他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战士。但是，他说，我为德国民族犯下的罪行感到忏悔，这些人虽不是我杀的，但是被我的同胞们杀害的，所以我要忏悔。当时世界报刊评论说，勃兰特跪下去，德国人就站了起来。
所以说，德国的反思非常彻底，很了不起。
02。东京审判得与失
一堂生动的司法正义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号称“武运长久”的大日本帝国终于像案板上的肉一样，动弹不得了。日本人欣赏鲤鱼的不畏刀俎，他们真的是那样吗？
很快，1945年9月10日，第一批38名战犯名单确定，里面全都是日本昔日的“帝国精英”，前首相东条英机名列榜首。9月12日下午，美军到东条家准备抓他的时候，东条照着胸脯上画好圆圈的位置开了一枪，可是没打中（心脏畸形呈长条状）。美军听到枪响，冲进屋内，看见他正躺倒在椅子上，像“猪坚强”一样要水喝，喝完还要，痛苦的脸扭曲着，仍在开口：“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东条说这些没用，他还能说话就很招人烦！想弄死自己有那么难吗？学学阿南惟几切腹不就行了。真是“不争气”的家伙！画好圈瞄准，都打偏了！这足以说明恶魔和普通人一样也怕死。东条被及时送到医院救活过来。
自杀时不让你死，根据你的罪行进行审判，让你听到判决才处理你。美国人给日本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司法正义课。
1946年1月19日，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一天后，起诉书被送到全体被告手中。5月3日，法庭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开始审理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罪行。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季南宣读42页的起诉书，历数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被告所犯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
把战犯送上绞刑架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大法官的时候，原本只有9个国家有资格派出法官。其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亚洲国家，那就是中国。为了彰显这是属于亚洲人的审判，才又增加了菲律宾和印度的法官，这样就有11国派出法官。中国派出的大法官是留学美国的法学家梅汝璈先生。
“东京审判”旷日持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1月19日成立，整整审理了近三年，到1948年11月12日，完成宣判。回顾往昔，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深深地改变过中国的历史。我们遍体鳞伤地坐到了审判席上，但审判对我们来说并不习惯。
因此，中国对“东京审判”的初期准备并不细致。以至于原29军副军长秦德纯在证人席上无词以对，当法官让他举证日军暴行时，他说：“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法官让他谈具体点儿，他却又重复一遍：“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法官气得差点儿把他轰下去。相比普通人，“皇帝”溥仪倒是表现不错，他连续八天出庭举证，将满洲的“帝王生涯”描绘得有声有色，淡定的发挥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皇帝”毕竟没有白当！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远东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不少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过多遭受日军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
梅汝璈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例如，光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就使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的办法残酷百倍。
鉴于此，梅汝璈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在梅汝璈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等7名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梅汝璈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和历史：“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对正义的嘲讽
东京审判的被告，最初是28人，但日本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和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大川周明装疯，所以最后接受判决的共25人。
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战犯共有7名：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
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绞死在东京巢鸭监狱的死刑架上。临刑前，他们都大声高呼：“天皇万岁！”这样的结局，对他们7个来说，就像《无间道》演到最后的那句台词：你挑的！
除了被判绞刑的7人之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16人处以无期徒刑：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对两人处以有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重光葵7年。
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也在国内设立了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截至1947年底，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已判决的318件，不起诉的661件，经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110件。其中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被判处死刑，绑赴南京中华门外执行枪决。
后来，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转向，美国对日本战犯采取了宽大政策。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
之后，一些战犯和曾经被清洗的人再次担任了公职。人称“昭和之妖”的甲级战犯岸信介还担任了首相，他的内阁成员“由大臣到长官，曾经被清洗的人数达到了一半左右”。在回忆录中，岸信介得意地说：“自民党是我搞起来的，日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