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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宋氏家族全传-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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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亦耸肩摊手道:“不如此又怎么办?都来要钱,革命总得进行下去吧。”说到此处,宋子文停下思忖片刻,遂又决然地表示:“功耶罪耶权且由人吧。至多,我宋子文准备好一颗脑袋罢了。”

当天,李宗仁离开宋子文那里后,就再也没有为军费支出找过他。而且,广西不久便也开始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自救做法。

宋子文送走李宗仁后,接着又筹划起广东金融界的元老会来。当时筹办此会的目的,无非是两个字:“要钱”。当时宋子文打定主意,借也好,送也好,反正不兑现不能散会。不过,在会上宋子文的口气却很婉转,亦很动听,不愧为外交之才,他很容易讲得那些阔佬动心。

后来,有一天孙中山先生当着夫人宋庆龄的面,表扬宋子文在理财方面“还真行!”并赞叹道:“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人,不保守,有办法也有创造。”

宋庆龄当时听罢,不禁嫣然一笑。对于大弟子文,宋庆龄可以说也是看着他长大的。在学生时代,宋子文倒没显出什么特殊的天才,只是爱做一些吓唬人的恶作剧,令她们姐妹们十分开心。子文重姐弟义气,尊重各自的感情,有时又不免有些孩子气;他学习刻苦,不懂善问,有时又显得书生味十足;子文虽爱交际,却从不交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他对人诚恳,遇事爱打抱不平,但从不给父母惹出乱子;父母交给子文的钱,他也从不乱花一分,且要花也要花个明白;当年宋子文数学成绩极好,家中日常算账,总是他先脱口而出……本来,在姐姐宋庆龄的眼中,宋子文还是个没长大的弟弟呢。而如今面对子文在财政界崭露头角,且随着人们日益增多的赞誉声,子文倒令宋庆龄刮目相看了。

那天,宋庆龄正在感慨中,大弟宋子文进了门。

“大总统让我筹措的500万,已按时筹足了。”说着,宋子文疲惫的脸上亦露出了笑容。

“哪儿筹的?”

“南洋一位爸爸的朋友。我们刚刚谈妥,明天就可进帐。”

“嘿!大弟学精明了,连爸爸的关系都用上了。” 宋庆龄有些调侃地赞扬道。

“我还不是为了姐姐有面子。再说大总统有令,子文岂敢不执行啊。”

说着姐弟二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吃饭了吗?”宋庆龄关心地问弟弟。

“吃过昨天的了。”宋子文顽皮道。

“那我赶快做饭,庆贺我们子文筹款成功。”

“姐夫呢?”

“他刚去参加一个会,很快就能回来。”

果然,待宋庆龄刚刚把饭做好、姐弟俩还没吃上呢,外面汽车喇叭声传来,孙中山先生开会回来了。当即闻听宋子文已经把款等妥时,孙中山十分高兴,他连连夸奖宋子文道:“太好啦,太好啦!真是及时雨呀!”一边称赞着,孙中山先生坐到了桌前,旋又招呼夫人:“庆龄,怎么没拿酒啊!今天该拿酒来,为子文弟弟祝贺啊!”

于是那天晚上,宋子文在姐姐和姐夫家里,痛痛快快地饮了一杯庆功的美酒。

3.泪洒北京城

1924年的11月13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广州军港,大海仿佛停止了喘息。透亮如玻璃似的、勉强可以辨出来的波纹,捉摸不定地远远滚来,温润地洗涤着满撒在海边的鹅卵石……军港中的“永丰舰”此时已作好了整装待发的准备,只等一声令下。

此时,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健步登上了永丰舰,向送行的党政军要员挥手致意。随着舰长一声发令,汽笛长鸣,永丰舰缓缓离岸,向墨蓝色的深海域驶去。此行任重而道远,目的地……北京。

这次孙氏夫妇的北行,是应北京“基督将军” 冯玉祥之邀,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当时孙中山在南方的革命,犹如春雷,在北方引起了强烈的回响。一时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不久“基督将军” 冯玉祥向原来的上司、直系军阀吴佩平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赶走了由“猪仔议员” 贿选出来的“总统” 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逐出了紫禁城,一举控制了北京;并联合奉系张作霖、皖系段棋瑞组成了一个联合的政府。当时“三员大将”一商量,认为孙中山在南方干得正红火,能否请他人伙主持国事……于是邀请之函就这样发了出来。

孙中山接信深思良久,宋庆龄心里也犯犹豫。

但作为爱国爱民、同情人民疾苦的孙中山,虽痛恨军阀混战与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却也不愿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为了迅速实现和平的统一,他毅然决然接受了冯玉祥等人北上之约邀。

既然丈夫已经决定,宋庆龄还能说什么。她只是提醒孙中山说:“长途跋涉,社会动乱,路上要多加注意。”

宋庆龄说的自有一番道理。当时,孙中山也有极大的对立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致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企图把他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彼时北上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有些问题难以预料。

“这些我已考虑了,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者不惜个人的一切。”孙中山说到这里,又话题一转:“不过,我们还要防备万一。路线可再作调整,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日本邮轮绕上海,后到日本神户,再到天津驱车进北京。另外,多带些卫兵,加强防备力量。”

“那就这样,我只是希望先生再想得周到些。” 宋庆龄再次叮咛道。

临登舰前,孙氏夫妇又在黄埔军校作了短暂停留,并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欢送。孙中山和蒋介石都讲了话。所有这一切活动之后,他们才登上了永丰舰。此舰也称孙中山的“救命舰”。

永丰舰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换船,经过4天4夜的航行,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港。孙氏夫妇在上海受到了3万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时盛况空前,令孙中山感叹不已。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下来后,看望者、拜访者络绎不绝,再加上开会商讨国事,忙得孙氏夫妇团团转。本来上海的停留,主要是想休息一下以缓解途中之劳。宋庆龄面对这些应接不暇的情况,就对孙中山说:“还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4天,就又起程了。

大海扬波作浪,为孙氏夫妇送行。

那一天,天边吹来一股凉气,使海面激起一阵颤栗,仿佛那被吞没了的太阳向天空舒出一口满足后的叹息……

客轮经过半个月的昼夜航行,于 11月24日又来到了日本的神户港。

神户,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孙氏夫妇的蜜月曾在这里度过。她们回到这里,仍倍感亲切。很多老朋友纷纷登门看望。细心的宋庆龄已觉察到,来者很多,但却不见日本政界朋友。再者,从他们的谈话声中,宋庆龄已隐隐约约地感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至今,已分道扬镳了。如今,孙中山转向苏联,也使日本政界反映强烈。不管怎样,孙中山仍在日本发表了演说,开展政治攻势,抨击日本政府正在走向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

宋庆龄也在神户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演说。那是在当月28日的下午,当孙中山先生陪同宋庆龄到达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时,受到该校校长及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热烈欢迎,并由一女生代表本田须磨子把一束盛开的菊花献给了美丽的宋庆龄。在学校的大礼堂里,近千名女学生把礼堂挤得满满的,坐无虚席,还有不少站着的,一直到门外。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同时走上讲坛,顿时欢声雷动。当时,先由孙中山先生作简短的致词后,接着宋庆龄“用自然、流畅的英语”发表了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说。她在演说中指出:“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她说:“妇女对正义的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她认为妇女“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 更可贵的是,她没有把妇女运动的目标,仅仅停留在争取妇女与儿童的权利上面,她说:“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最后,她激动地表示:“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妇女,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

显然,这篇论述妇女运动的演说,是宋庆龄1913年在美国《威斯里安》院刊上发表《现代中国妇女》的文章后,11年来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的新成果。当时她的许多重要论断,为以后世界妇女运动发展所证实。这篇演说,当时日本各大报纸均有报道。日本很有影响的《大阪每日新闻》认为:它是“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

曾在现场亲耳听过那次演讲的岛越文子,在57年后的1981年时担任了神户高校同学会副会长。她回忆当年情景说:“讲演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宋庆龄是一位坚强的人、高尚的人,讲话稳重,我们对她非常尊敬。”

不仅如此,这篇演讲对宋庆龄此后漫长的革命道路来说,可以看作是一块里程碑,因为它是宋庆龄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群众面前公开发表的政治演说。它表明经过10年来孙中山的帮助和在工作中的锻炼,她已经克服了生性腼腆的弱点,而具备了政治家的风度,结束了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学徒” 生活。在此之前,孙中山先生发表演说时,她总是在他身旁静静地听着。据说,每次公开露面之后,由于腼腆和缺乏经验,“她常因感情激动而精疲力尽,不得不休息几天以恢复体力。”

宋庆龄演讲后,孙中山先生又为女子高等学校题写了“天下为公”4个大字作为留念。该校把这个题字视为珍贵文物,至今仍悬挂在学校的纪念室里,并已列为该县的重要文物之一。旅日华侨还特地将这4个字刻为石牌,竖立在当年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参观过的“移情阁”,供人参观。1983年,经过修复的“移情阁”,已作为孙文纪念馆,陈列孙中山先生的著作、照片和文物,供人参观。

当时孙氏夫妇在神户停留了 3天,于11月30日又转向天津的旅途。孙中山禁不住心情的兴奋,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想着再有一周时间即可以到达目的地……北京。这时,宋庆龄轻步走上前来:“先生的感冒还没好透,别让风再吹了。”说着,便把一件呢制军大衣给他披在身上。

“谢谢夫人,有你在身旁,我没有什么可以担扰的啊!”孙中山先生哈哈大笑,殊不知此时病魔已在向他进攻。

当年12月4日中午,朔风怒号,船到天津大沽港,2万余名前来迎接孙大元帅的各界群众,已立于码头和主要街巷。孙氏夫妇立在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并挥手致意。当时在那数万群众中,其中也有一名女大学生,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邓后来曾在回忆中深情描写到:

“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你(宋庆龄)。你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你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令仍然清晰如初。

就在抵达天津的当天晚上,孙中山先生突发高烧并且肝病暴发,实令宋庆龄不安。孙中山在天津度过了治疗的26天后,病未痊愈便于12月31日乘火车到北京,当时车站上聚集欢迎的人群数以万计,但孙中山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只发表了书面谈话以表示“此次来京,曾有宣言,不是为争地位,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孙中山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棋瑞却旧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国公使馆说,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对此怒斥道:“我在外面讲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北京的协和医院,位于北京城中心,是当时最先进的大型医院。此时,孙中山已由北京饭店转移到这里就诊。到1925年1月该医院已明确诊断:肝脏肿转为肝癌后期。

那一天,夕阳西下,像滴遗憾的叹号,融入了北京城的西山。恐怖的死亡之夜步步追逼,落霞的余辉挤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急救室。经治疗后的孙中山先生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脸上露出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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