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大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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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派关羽荆州军北征而不东向？这意图表示的还不够明白吗？
每当情绪不宁或思考问题时，诸葛亮总爱拿过一卷书来翻阅。几个月前，他还在永安陪伴刘备时，曾为太子刘禅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书，但抄好之后，在送往成都的路上丢失了。刘备临死前，遗诏刘禅让他再求诸葛亮抄一份。恰巧，诸葛亮刚把《韩非子》抄完。他从案头上拿起《韩非子》翻阅着，一来看看有没有漏抄、错抄的地方，二来借翻书以帮助思考。突然，《韩非子》中的一篇寓言引起了他的沉思：
宋国有个卖酒的人，卖酒的时候从不缺斤短两，对待买酒的顾客非常热情。他的酒质量也很好，味道醇美。酒店的幌子也挂得很高，人们老远就能看见。但是，酒就是卖不出去，以致使美酒都变酸了。卖酒的感到很奇怪，就去请教闾里的智者杨倩。杨倩问卖酒者：“你的狗厉害吗？”卖酒者还是不明白：“我的狗确实厉害。但这和卖不出酒有什么关系呢？”杨倩说：“人们不买你的酒，是因为怕你的狗啊。你想想，有人叫孩子拿着钱提着壶到你店里买酒，老远就见你的狗龇牙咧嘴，站在门前，还不吓得掉头就走，谁还敢进去！”寓言的道理再明白不过了，买酒者从心眼里想把酒卖出去，但他养恶狗的行为又与他卖酒的愿望不能两全。看来，这个卖酒者面临一个非决定不可的选择：或者把狗处理掉，或者酒店关门歇业。
“隆中对”战略的修正（2）
蜀汉与孙吴的关系太像卖酒者与顾客了。
蜀国立国纲领“隆中对”中，丝毫没有与孙权敌对的意思，并两次提到要与他联合，以湘水为界与吴平分荆州，以示不想独占荆州；跨有荆、益后立即北上襄樊，以示占有荆州的进军目标不是东向孙吴，而是北向曹魏。
蜀汉联合孙吴的心迹不可谓不明，不可谓不诚。
但是孙吴仍感到害怕。可以说，只要蜀汉据有荆州，哪怕是荆州的一部分，孙吴就会忧虑自身的安全，就不会放弃对荆州的争夺，就不会真正与蜀汉结盟。诸葛亮意识到：蜀汉现在也面临一个非决定不可的选择，或者继续同孙吴争夺荆州，不要同他的联盟；或者放弃对荆州的要求，促成与孙吴联盟的恢复。
诸葛亮忽然又想起哥哥诸葛瑾在夷陵大战前写给蜀国的那封信，信中让刘备比较“荆州与天下哪个大哪个小”。很可惜，刘备、诸葛亮那时正处在夺回荆州的冲动之中，没有能认真体会诸葛瑾这句话的意思。现在看来，哥哥这句话是很可琢磨的。这句话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蜀国争夺荆州的战略与打败曹魏进而统一天下是矛盾的。因为蜀国要争夺荆州，吴国便只好奉陪到底，在无止境的荆州争夺战中，蜀国就会把吴国作为主要敌人，从而无力顾及曹魏这个最险恶的敌人，有可能失掉打败曹魏的机会。
如果放弃荆州，对蜀汉争夺天下是否有利呢？当然，对蜀汉来说，对争夺天下最有利的形势是跨有荆、益，夹击曹魏。但事实证明，要跨有荆、益，就得对付孙吴，并不能真正夹击曹魏。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放弃荆州，才能集中兵力对付曹魏这个主要敌人。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占领益州后，孙吴就要求刘备让出荆州。那时候，曹操还未彻底把马超、韩遂等势力消灭，在关中雍、凉等地区立足未稳，更未占领汉中。如果那时候答应孙吴的要求，让出荆州，而率主力北上，肯定会比曹操先据有汉中。然后再以“甚得羌、胡之心”。的马超为先锋，刘备率主力随后，并联合孙权在襄樊或合肥方面出击，这样，蜀汉的主力始终集中，又有孙吴为援，使曹操在关中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两面受敌，夺得关中雍、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真是那样，三国的局面将会改观。但刘备集团并未如此，而是与孙吴在荆州反复纠缠，先是在汉中被曹操抢了先，好不容易夺得汉中，荆州又遭孙权偷袭。从建安十九年到章武二年（222），八年的时间，蜀汉并未向关中雍、凉方向跨出一步，而在这八年里，曹魏不但在关中立脚已稳，而且据有了雍、凉二州。
八年过去了，蜀国仅仅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来的起点，甚至不如原来的起点，因为他既失去占领关中的机会，又失去了荆州地盘。
这就是争夺荆州所付出的代价。
诸葛亮感到，为了抗衡强魏，为了将来的大业，不能再与孙吴纠缠于荆州了，不能再与孙吴敌对下去了。
放弃荆州，意味着认识到了自己战略方针的失误。
放弃荆州，意味着将对蜀国战略方针进行重大修改。
修改后的战略计划，史书上虽没有文字记载，但我们根据诸葛亮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可以发现大致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闭关息民，恢复元气，治理蜀汉，寻求自强，为北进打好物质基础。
第二，解决南中问题，开发南中，解除北进的后顾之忧。
第三，集中兵力进军雍、凉及关中地区，挽回以前错误方针所造成的损失，为将来出关平定中原准备条件。
第四，放弃荆州，以最大的诚意与吴国重建联盟，以寻求孙吴在东线的支援与配合。
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钳形夹攻中原的战略计划，钳形的一臂是自己，另一臂是孙吴。这只“钳子”虽然不如以前设计的运用自如，但在此时却是惟一可行的选择。孙吴这只手臂是否配合得好，取决于自己与孙吴联盟的巩固程度，取决于自己壮大的程度，也取决于自己对曹操势力抗衡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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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对”战略的修正（3）
诸葛亮决心在这三方面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孙吴最好的配合。
夷陵之战以后到刘备逝世以前的八个月间，为了与孙吴改善关系，摆脱外交方面的被动，蜀汉方面曾先后派宗玮、丁厷、阴化、费祎等人出使孙吴，但蜀吴关系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孙吴在与蜀汉通使的同时，仍没有断绝同曹魏的往来。蜀汉章武三年，刘备病逝，孙权派立信都尉冯熙出使蜀汉，吊唁刘备。回孙吴后，又被派往曹魏。魏文帝曹丕问冯熙：“吴国若想与我和好，就应该厉兵江关，进军巴蜀，然而我却听说你们又派使节前往巴蜀。你们的主意一定变了。”冯熙说：“我们往蜀汉派使节，是由于蜀汉派使节来我国，吴国不过是应付而已。并且，我们的使节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观察他们的虚实，哪里会改变主意！”《冯熙的上述回答，固然是外交使命使其这样说，但同时也说明吴、蜀之间虽有往来，并无信任。
蜀、吴和好进展不大，可能与蜀国派出的外交使节人选不宜有关。比如说丁厷，此人专会夸夸其谈，善于辞令，但给人以华而不实的感觉。再比如说阴化，又过于实在，不善词令，不能充分表达蜀汉的意思。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此。费祎是蜀国的一流人才，即使在三国中，费祎的才干也属上乘，他出使孙吴为什么也成效不大呢？关键的原因在于，刘备、诸葛亮还处于思考和摸索中，蜀国的战略方针还没有重大改变。
现在好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思，诸葛亮认识到了以前战略方针的缺陷，做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弥补了以前的缺陷。现在应以新人、新战略，开辟蜀、吴关系的新局面。
为什么要派个新人？诸葛亮认为，此次去孙吴，成功与否至关重要。这是确定新战略后的第一次，老的使臣丁厷、阴化显然不行，费祎当然可以，但与孙吴打交道是个长期任务，不可能一个人一次就能大功告成。费祎身为黄门侍郎，任务是辅佐皇帝，给皇帝出主意，新帝刚即位，正值用人之际，此时去不太合适。再说，为完成结好孙吴这件大事，蜀汉应有更多的出色的外交使臣。
派谁去合适呢？诸葛亮忽然想到了邓芝。
邓芝字伯苗，是义阳新野人，汉代大司徒邓禹的后代。刘备到新野时，邓芝早已入蜀，在刘璋巴西太守庞羲手下做事。刘备据益州以后，邓芝被任为郫县邸阁督，管理一县的粮食物资。邓芝与刘备毕竟有缘，虽然在新野二人未见，但刘备有一次到郫县发现了这个人才，“与语，大奇之”，立即提他为郫县令，以后，又任他为广汉太守。邓芝果然是个人才，治理广汉期间，政绩突出，被召入朝中任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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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求治
远古时候，虞舜与大禹、伯夷、皋陶一起讨论治国大事。舜对大禹说：“你尽管畅所欲言。”禹说：“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是思日孳孳。”皋陶问：“什么叫孳孳？”禹答：“滔天的洪水，浩浩荡荡淹没了山陵，百姓苦于水深之中。我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与益一起给百姓以稻粮。挖九条大河把洪水引向大海，又疏通沟渠将洪水引入大河。然后和稷一起供给百姓难以得到的食物。食物少了，将其他地方的多余部分调来，或把缺少食物地方的居民迁走。这样，百姓就安定下来，天下大治。”
“孳孳”即“孜孜”，意思就是不懈地追求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诸葛亮所生活的时代，所处的社会环境，所面临的任务，与大禹显然不同，但他们的“孜孜”精神是一致的。
白帝城诸葛亮接受刘备的托付，他深感任重道远，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在对外联合孙吴的同时，对内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理。
西汉武帝以前，儒、法、道三家都曾作过帝王君主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春秋时，齐鲁等国用以治国的主要是儒家理论；秦朝所尊崇的主要是法家理论；西汉初，文帝、景帝则用道家理论支撑着“文景之治”。
诸葛亮用以治理蜀国的理论属于哪一家呢？
诸葛亮对治国之道曾发了很长一段议论，他说：
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具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著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为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看完这段议论，人们可以认为诸葛亮是以儒治国的。而在同一篇文章中，诸葛亮又说：
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公。赏赐不避怨仇，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
诸葛亮这段议论，似乎又给人一个印象，他是个法家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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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言任贤（1）
对一个普通人而言，“耳聪目明”是说他生理器官健康。
对一个执政者而言，“耳聪目明”则有新的含义：
耳聪，就是纳言，就是听得进各种人、各方面的意见。
目明，就是任才，就是能慧眼发现人才，任用人才。
只要是个健全、健康的人，差不多都能达到耳聪目明；但是，并不是每个执政者都能做到政治意义上的耳聪目明。
如果说耳聪目明是政治家的一种可贵品质，那么这种品质在诸葛亮身上就越发显得珍贵。因为夷陵之战后的蜀汉，在三国中国土最小，受战争创伤最重，国力虚弱，人才奇缺。要想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力，就得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集中大家的智慧。三国抗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才的抗衡，国土最小，就使人才的数量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如果执政者不具备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