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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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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方记录,在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小西行长驻在汉城的总兵力是六千六百二十九人。而从正月到三月这两个月里,小西行长再没参与过任何战事。所以这个数字,基本上就是他在一月十七日返回汉城时的总兵力。

开战前,小西有一万五千人的守备部队,加上一千人的外围驻留部队,共一万六千人。回到汉城以后,只剩六千六百二十九人。这两个数据表明,小西所部在平壤战役后的减员达九千三百多人。

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其实就是小西行长所部在平壤战役里的死亡数字。

因为小西所部退到龙泉山之后,期间两个月没有任何作战行动,平壤战斗中的伤员完全能获得良好治疗,两个月时间足以恢复重新进入编制。但两个月后,小西行长的部队依然只有六千六百人,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其他人都已死亡。

重伤回国的情况肯定有,但绝不会太多。不然作为和明军的首次会战,又有数量巨大的伤员归国,日本国内其他大名的私人记载及民间记录里,不可能没有任何记载。

因此哪怕考虑到这两个月里有零星损失和人事变动,把三百多人的零头当变数抹掉,日军在平壤城之战的阵亡数也最少是九千人,这其中直接战死及被明军斩首的估计约在两千上下,其他的都应该是死于火器攻击及火灾中,还有在逃跑途中支持不住的倒毙和溺毙。

那么明军的伤亡情况呢?宋应昌的报告里说的是阵亡七百九十六人,受伤一千四百九十二人,合计伤亡为二千两百八十八人。

一看这数字,都会觉得这个数字过于夸张了,一定是明军文过饰非的虚报。如此激烈的攻城战,居然只阵亡了七百多人?这也太离谱了吧?

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首先在整个战役过程里,明军没有遭到任何围歼或者被分割,也没有发生过溃退——在武器杀伤效率有限的古代战争中,在围歼、追击溃退和分割时,最容易产生大量伤亡——明军从头至尾都保持着完整的阵线与优势火力支持,连局部阵型都没混乱过。在这种情况下,伤亡数字不大是可能的。

其次是城墙前的攻防战中,也没产生太大人员损失,因为唱主角的是明军火炮。

明军的主要伤亡,发生在牡丹峰阵线和平壤巷战中。前者没有火力支援,必须仰攻要塞;后者必须与敌人展开一个一个土窟街垒的拔除战。这两处的战斗很惨烈,但伤亡不会特别大,因为这两处战场容量很有限,参与的部队人数也不多。

另外,平壤战役结束以后,明军继续前进,朝鲜人为了维持明军有足够的粮秣供应,一直在伤脑筋。从他们的对谈记录里能发现,朝鲜人始终是以四万人为前提准备粮草的,而且明军在这期间也并未得到新的兵员补充。换句话说,明军的士兵数量,并未产生大的变化,否则会体现在补给数字中——对朝鲜人来说,补给数字是断然不敢作假的,不然就是犯傻了。尤其是可以少给的情况下。

究竟宋应昌说的数字靠不靠谱呢?我们还有一个来自于朝鲜官方记载里的李如松的旁证。

李如松离开平壤准备前进的时候,曾经对平壤城内的朝鲜大臣说:我们为了打平壤,死伤三千人。现在你们也集结好三千人的军队,把这三千套明军甲胄换上,跟随大军行动(《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十四日)。可见即使不考虑随军必然携带的一定数量的备用品,明军在这时候,最多也就只有三千士兵不再需要甲胄——不是阵亡,就是受伤不能动了。

因此这次平壤之战,是明军大约五万人联军对日军一万六,最坏的结果是明军付出了伤亡三千(死一千,伤两千)的代价。日军最少死亡了八、九千名士兵,伤亡人数总计不会少于一万。这个比例对一场大炮对火枪的准热兵器战争来说,不离奇,还算合理。

日军伤亡那么高的原因,除了大量死于城内大火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仓促撤退中伤员无法携带,只能沿路抛弃,加上寒冷的天气,所以死者非常多,伤者却没有多少。这一点,日军也没法与拥有完备战时护理体系的明军比。

平壤之战的胜利,首先是武器的胜利。大炮在这一战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明军的火炮部队收割了大量日军士兵的生命,整个日军防线,几乎都是被这些钢铁怪物咬碎。事实证明,在攻坚战中,火炮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而明军的热兵器战术发展与规模,已经达到一个惊人的程度。这让我们忍不住要做个假设,如果明代历史没有被清朝中断的话,任由这种火炮趋势发展下去,一八四零年英国人打来的时候,会面对的是怎样一支军队。

其次,这是一场李如松的胜利。是指挥艺术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无论是战前谋划、临战发挥、用人选择还是对敌人心态的把握,李如松都表现出了一个优秀指挥官的素养,稳重有致,妙手迭出。整个平壤之战明军各部都打得非常有头脑,从战斗一开始就牵着日军鼻子走,进退极有节奏,始终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尤其是破城后的突然退兵,堪称神来之笔,这手不但避免了可以预见的大量明军伤亡,还迫使小西主动放弃平壤并乖乖地按照李如松安排的路线逃亡,因此被明军呈波次攻击一路追杀到龙泉城,再次出现大批伤亡。此辉煌战果,皆李提督战前谋划、临阵应变、突前指挥之功。

无论在战后李如松的行为有多么不恰当,在一月初八的平壤,李如松表现出了用兵环环相扣的名将风范。

这也是一场浙兵的胜利。南兵在这次战役中,出力最多,伤亡最大,立功最著,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几个关键环节,比如牡丹峰牵制作战、含毬门先登,都是因为南兵的奋战才取得突破。反倒是不可一世的辽东军团,在战斗中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只在后期追击时才表现了那么一下,而且把主要精力放在抢掠上。

吴惟忠、骆尚志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戚家军雄风犹在,戚家军仍然是无敌的。南军皆着红衣,以至于日军在后来的战事中,一看到有红衫军出没,便顿时战意尽失,畏之如虎。旁观了这场战争的朝鲜大臣们对此赞叹有加,这些南兵的铁杆粉丝在自己的记录里,拼命赞美这些大明忠勇之士,说他们是解放平壤的真正功臣。

可是,有一个人不这么认为。

第十九章 南兵北兵

这个人自然是李如松。

如果在万历二十一年的朝鲜搞一次明朝将领选秀,那么冠军一定会被吴惟忠夺走,而不可能是李如松或其他什么人。

朝鲜人太喜欢这位沉默寡言的总兵了。他来自传说中的大明南方;他能力超群;他是戚继光的亲传弟子;他从来不象那些辽东人一样趾高气扬,对人和蔼可亲;他的部队军纪好到不得了,行军沿途不仅不骚扰百姓,而且还主动帮他们修缮房屋,接济老幼。

许多逃避兵祸的朝鲜人,听到是吴总兵的部队路过,都会纷纷走出来主动夹道欢迎,从义州到平壤一路上,都是赞颂吴总兵的碑颂。

吴惟忠的声望,在平壤之战后飚到顶点,他被子弹透胸而过的光荣事迹,通过休静大师的僧兵之口,广为传颂。以至于骆尚志先登城楼的大功,也被朝鲜人描述为“不愧是和吴总兵出身相同的南兵”。

在明朝,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党争,如果没有党争,那就不是明朝了。对朝鲜人这种大肆推崇南兵的行为,提督李如松大人心里非常不爽。

平壤之战结束以后,李如松开始论功行赏。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入城的头功分给了李如柏,理由是他负责主攻的南城是最先被攻破的。

这个举动搞得南军一片哗然。南兵在平壤之战中伤亡相当惨烈,三千死伤里大部分都是他们的人,劳苦功高。骆尚志最先登上城楼,这是多少双眼睛看到的事实,可李如松食言而肥,硬把这一份大功记在了李如柏的头上——更过分的是,吴惟忠和骆尚志此时重伤未愈卧床不起,根本无力辩驳。李如松这一手,真是太不地道了。

吴惟忠在病榻上听到头功分配给了李如柏,双目望天,默然不语。后来尹斗寿代表朝鲜君臣,去探望吴惟忠时,后者病势相当沉重,神色怏怏,一腔愤懑郁结于胸。他病得不能说话,便给尹斗寿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就一句话:我估计自己是不行了,希望能看在我为平壤流血的份上,给我置一副柏木棺材。

尹斗寿一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赶紧派人去定州染源山上去找上好柏木。所幸吴惟忠和骆尚志都是武林高手,体格健壮,修养了一阵总算是恢复,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在朝鲜战场上奋战。

不光是他们两位,另外一位南军将领钱世桢,也同样蒙受委屈。

钱世桢的经历相当传奇,他是嘉靖甲子科的举人,觉得当笔杆子不够过瘾,毅然转了专业,在万历乙丑科居然又考中武举,不折不扣的文武双全,在大明朝里也算少见。他这个人一生嗜马,在朝鲜的民间传说里,曾说钱世桢到朝鲜以后,碰到一匹凶悍的野马,当地人说这匹马不光吃草,还吃肉,把附近山里的飞禽走兽吃了个遍,连老虎都没剩下。钱世桢带着铜锤钢索,跟这匹马斗了一天一夜,终于将其驯服。

这次论功行赏,钱世桢也一直在被李如松有意无意地打击。在平壤之战中,他一直冲杀在前,和家丁杨文奎、徐大胜、郭子明等人率先登城。南军登城之际,那些不可一世的辽东军。磨磨蹭蹭地还没靠近城墙。等进城以后,他敛军整训,那帮辽东军人却闹哄哄地四处抢掠战利品。

这就够窝心的了,可还有更气人的事。他在小西行长离城以后,带兵追过大同江,路遇一个白袍日本将领,三两下砍死,割下首级,带了战袍回去讨赏。李如松问他这人叫什么名字,钱世桢一愣,这我哪儿知道。李如松摇摇头,这功劳没法给你算啊。

种种不公平,终于惹起了另外一位南军将领的反弹,他的名字叫做王必迪。

王必迪也是戚继光旧部,跟吴惟忠、骆尚志等人是同僚,级别略低。吴、骆两人重伤以后,能为戚家军撑场面的也只有他了。

李如松在一月二十五日进入开城,分派将令。按照规矩,游击以下的都要跪着接受命令,可李如松抬头一看,发现王必迪一个人站在那里没动。李如松皱着眉问他怎么回事,王必迪平静地说道:“李如松你不智不仁不信,这仗没法打。”

李如松有点生气,你给我说清楚,我怎么不智不仁不信啦?王必迪回答:“初八的平壤之战,你一大早把士兵轰起来打仗,连早饭都来不及吃,让我们饿着肚子攻城。这是不仁;围城的时候,我听见李提督你喊了一声‘先登城的赏银三百两,或者授都指挥佥使的官职。’结果那么多人奋勇杀敌,登城入围。现在银子呢?官职呢?这是不信;现在您把主力搁在平壤,自己带着先锋前进,若是出了什么事,大军便会动摇退却。这是不智。”

听完这三条,周围将官脸都绿了。王必迪这三条,条条打脸,一个小小游击敢对提督这么讲话,看来是豁出去了。(《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奇怪的是,李如松听完以后,没有勃然大怒,而是挥挥手让他退下。散会以后,李如松找来手下,吩咐拨一部分银子给平壤、开城的南军队伍,对王必迪没有作任何处罚。

等到李如松从碧蹄馆死里逃生退回开城以后,找到王必迪,没有怪他的乌鸦嘴,反而拍着他肩膀说:“我知道南兵劳苦功高,这几天实在是辛苦了。”着手安排南军退兵。王必迪表示不愿后退,李如松点头说理解,理解,亲笔给他写了一份将令,准许他想留就留,想走就走。

以李如松的傲气,对宋应昌都毫不客气,怎么对一个小小游击前倨后恭?

李如松不是天生恶人,也不是反派,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李如松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利益集团。他虽然是这个集团的核心,说一不二,但如果他不为这个集团谋取利益,很快便会被抛弃。

李如柏、李如梅、杨元、张世爵、祖承训、查大受、李宁这些人和更多的辽东系中下层军官,已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辽东小集团。李如松在作战的时候,必须要同时考虑国家利益和这个小集团的利益。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李如松必须要安排南兵先攻,北军掩后;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他必须尽量避免辽东军的兵员损伤,为此不惜把小西行长放走。

平壤头功这件事,实际上是辽东系将领联合施压的结果。李如松对南军的功劳心知肚明,也不是没考虑过犒赏他们。可只要他稍微露出一点口风,称赞南军那么几句,李如柏、张世爵几位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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