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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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俾革命势力得以保障，党国前途实利赖之。〔办法〕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转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509～510页。）
③参看《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4版，第4～7页。
④同上书第8页。
⑤《“人权与约法”的讨论》（胡适答诸青来），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见《人权论集》第18～19页。
⑥《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见《人权论集》第30～31页。
⑦罗隆基《论人权》，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5号；见《人权论集》第51页。
⑧《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见《人权论集》第124页。
纪念周，是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所规定的，于每周星期一上午，各机关、团体、学校人员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一种仪式。每次都照例须念“总理遗嘱”，然后“静默三分钟”，然后由主管人员训话，训话又大多千篇一律。后来纪念周便成为例行公事，颇类宗教的礼拜，只没有那种宗教的虔诚罢了。
⑨罗隆基《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见《人权论集》第113页。
⑩梁实秋《论思想统一》，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3号；后收入《人权论集》。
罗隆基《专家政治》，见《人权论集》第179页。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的副标题即是“对于建国大纲之疑问”。
参看《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见《人权论集》第130～137页。
《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有副标题“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原载《吴淞月刊》，《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转载，后收入《人权论集》第145～168页。
陈钟凡，字玄，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劝胡适的事，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9册，1929年11月19日。（三版注）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人权运动”始末（4）
参看梁实秋著《忆新月》，载《秋实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5月出版。
《人权论集？小序》，载该书卷首；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改题为《人权论集序》。台北远东重版本《胡适文存四集》删。
参看蔡元培、张孝若、史济行等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15、522～524、540、543～544页。
高梦旦九兄1930年旧历“醉司命夕”致11弟（即梦旦）的信，高梦旦转给胡适，故附贴在《胡适的日记》里，见台北远流版，手稿本第9册，1930年1月29日后。
（三版注）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8册，1929年7月2日。（三版注）
1929年9月23日上海《申报》载中央社消息：
上海私立中国公学校长，最近在《吴淞月刊》及《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文字，攻击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各省市党部如上海、青岛、天津、北平、江苏、南京等处先后呈请中央严予惩办。中央亦以胡适言论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形，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学术研究范围，放言空论。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上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业由中央训练部函请国民政府转饬教育部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研究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
国民政府教育部遵令于1929年10月4日，发出训令（字第1282号），对胡适加以警告。旧中国的这类玩意，今日青年难以见到，录如下：
教育部训令字第1282号令中国公学为令饬事：奉行政院第3276号训令开：
案奉国民政府训令，内开：
案准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函开：
径启者：顷奉中央常会交下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来呈一件，内称：
案据职会属第三区党部呈称：“查属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决议案呈称（？）市执行委员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令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案，附具理由：胡适借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等因，合亟缮呈钧会，祈察核转呈”，等情前来：
“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谪，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夫以胡适如是之悖谬，乃任之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其训育所被，尤多陷于腐旧荒怪之途。
为政府计，为学校计，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该会所请，不为无见。兹经职会第47次常会议决，准予转呈在案，理合备文呈称（？）钧会，祈鉴核施行。”等因：
“查胡适年来言论确有不合，如最近《新月》杂志发表之《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按本党党义博大精深，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探讨，以期有所引申发明。惟胡适身居大学校长，不但误解党义，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任意攻击，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纠正，以昭警戒。为此拟请贵府转饬教育部对于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事关党义，至希查核办理为荷。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院转饬教育部分别遵照办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部即便分别遵照办理，此令。
等因，合行令仰该校长知照。此令。
中华民国十八年十月四日部长�讇讇？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48～550页排印的胡适保存的抄件录出，令文中的三处〈？〉，即系胡适所标出该令文的错误和别字）
该条例经1929年10月21日国民党中央第44次常会通过；《人权论集》把它附录在罗隆基作《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一文后面，大约是当作“压迫言论自由者”的一个实例罢。见该书第115～117页，读者可以参看。
参看胡适致蒋梦麟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47～548页。
1930年2月5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致新月书店公函，全文如下：
径启者：本部顷奉中央宣传部密令，内开：“为密令饬遵事：查最近在上海出版之《新月》第2卷第6、7期，载有胡适作之《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及罗隆基作之《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二文，诋本党，肆行反动，应由该部密查当地各书店有无该书出售。若有发现，即行设法没收焚毁。除分行外，合亟密令，仰该部遵照严密执行具复为要。”等因，奉此，查该刊累载反动文字，早经本部查禁在案。兹奉前因，相应备函转达，即希贵局勿为代售，致干禁令，为要。此致新月书店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0年2月5日1930年5月3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四区执行委员会发出训令，查禁《人权论集》等书，录如下：
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四区执行委员会训令宣字第37号令各区分部宣传委员为密令饬遵事：案奉市宣传部密令行字第12号内开：“案奉中央宣传部密令：饬为查禁大众文艺编辑、上海四马路现代书局发行之《大众文艺新兴文学专号》及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之《人权论集》两刊物等因，奉此，除呈复并分令外，仰该员切实遵照查禁为要”，等因，奉此，除分令外，令仰该员遵照查禁为要。此令。中华民国19年5月3日宣传委员赵少彝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五鬼乱中华”（1）
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等人，于1929年3月又组一个“平社”，准备办一个《平论》周刊，未成；后又拟出一部书，总题为“中国问题”，每人任一方面，并有了明确的分工，①但也不见结果。恰好因《新月》谈人权，谈出麻烦来了。胡适的中国公学校长虽然没有明令撤职惩处，却也给学校惹了麻烦。他只好引咎向校董会辞职。《新月》呢？更麻烦，隔几个月才又出了一期，不死不活。胡适与同人等议论，改弦更张，另换题目，便讨论“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为了不再惹麻烦，大家认为必须先写一篇“概括的引论”，以便向社会各界，自然也向当局，表明《新月》同人对中国问题的“根本态度”。
还是由胡适先出马。大家公推他来写这篇引论。于是，由胡适起草，经大家讨论，在《新月》第2卷10号上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一篇皇皇大文。②这头一炮放得颇为奇特，放出了一个“五鬼乱中华”的奇论！胡适写道：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
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这就是说，中国之所以坏到这般地步，都是这“五大恶魔”闹的；而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都不在“五鬼”之列，都不算中国人民的敌人了。这是胡适博士的一个最奇特的创造！
奇论一出，全国震惊。当即有位梁漱溟先生，在《村治》第2号上发表文章，说胡博士的立论是八个字：“轻率大胆，真堪惊诧！”③梁氏是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上签名的“提议人”之一，赞成胡适的“好政府主义”。因此他对胡适此一奇论的质问与批评，在当时颇有一点代表性，我们不妨多抄几句原文如下：
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先生所说五大仇敌谁不知得，宁待先生耳提面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举出这五样现象的，盖由认识得其症结皆在一个地方。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评反驳，闭着眼只顾说自家的话，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论贫穷纵不必都归罪到帝国主义，而救贫之道，非发达生产不可；帝国主义扼死了我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他为敌，其将奈何？……先生虽能否认封建的存在，但终不能否认中国今日有军阀这一回事。军阀纵非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然固不能证明他非我们的仇敌；遍查先生大文，对军阀之一物如何发付，竟无下文，真堪诧异！
胡适读了梁漱溟的信，也觉得自己的文章有“太简略”之嫌，漏洞太多，要设法补救，便又发表《答梁漱溟先生》一封公开信。④仍多方辩护，否认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关于军阀的问题，胡适则说：
至于“军阀”问题，我原来包括在“扰乱”之内。军阀是扰乱的产儿，此20年来历史的明训。……先生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20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20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