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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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⑦
由此可见，胡适攻击的是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种腐朽的伦理观念，否定那种盲目而又虚伪的“孝道”。
这里有一点有趣的联系，与胡适这几篇文章大致同时，鲁迅也发表了著名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论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试看下表：
如果我们再细细读一读他们两人的这几篇文章，就不难看出，他们当时攻击的目标完全一致，论文的见解相近，发表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配合。因此也有力地证明，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确是站在同一战阵里，向着共同的论敌，进行过共同的战斗。⑧
胡适对孔丘，也作过直接的激烈攻击。当时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吴虞，非孝非孔，文章尖锐泼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编成《爱智庐文录》二卷，带到北京来，请胡适作序。⑨胡适欣然允诺，在序言中，对吴氏反孔的精神和业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打扫“孔渣孔滓尘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并且尖锐抨击孔丘，指出：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⑩胡适已经明确认识到，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条，正是几千年来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从根本上扫除吃人的礼教、法律、制度、风俗，就必须把孔丘这块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这种决断的态度，不容商量的气概，正表现出了五四时代“打孔家店”的战斗精神。
这篇《吴虞文录序》，是胡适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适还热情地赞誉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备至，无以复加。而据现在所见的材料，胡适这篇文章，大约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号的最早纪录。胡适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打孔家店”呢？吴虞曾经作过说明：
我的文录……本一无系统之作，来京时友人为录成一册。胡适之先生为撰序，介绍付印。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
他说的确是实情。胡适爱读小说，原是从读《水浒传》开始的。1920年7月，他做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水浒传考证》。第二年又作了《水浒传各本回目对照表》，并着手写《水浒传后考》。他对《水浒传》里那些毛家庄、蒋家店，什么“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时迁火烧祝家店”，自然都烂熟于心了。恰巧这时吴虞带着文集来请胡适作序。胡氏妙手偶得，造出“打孔家店”的妙语，正好体现了五四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精神。以致十多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的“湖南省主席兼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致广东当局的“佳电”中，对胡适“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罪责”，仍汹汹詈骂，大张挞伐呢！
①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后收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三版注）
② 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下，连载于《新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出版）及第2卷第1号（同年9月1日出版）。
③ 陈独秀的这几篇文章，分别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3号、4号及第3卷第6号。另有《袁世凯复活》及《再论孔教问题》二文，也是批判孔教的，载《新青年》第2卷第4号和第5号。此处引文见《复辟与尊孔》一文。
④ 《贞操问题》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下面所引北京、上海报载的烈妇烈女事均见胡适此文。
⑤ 《美国的妇人》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论贞操问题》，载《新青年》第6卷第4号；《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系书信，当时未发表。后来三篇一并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三版注）
⑥ 《我的儿子》一诗，原载《每周评论》第33号，“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3）
一句，原作“这是我所期望于你”；后收入《尝试集》1920年3月初版，1922年10月增订4版全诗删。
⑦ 《汪长禄致适之先生》及胡适的《再论“我的儿子”》，均载《每周评论》第3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改题《“我的儿子”》，中收“汪长禄先生来信”和“我答汪先生的信”。⑧ 近年有人认为，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是批判“胡适鼓吹的实用主义的‘顺应社会’的谬论”，并且“明确地与胡适划清了界限”。（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所载《鲁迅与进化论》。）这种说法似乎不切合鲁迅文章及当时鲁迅与胡适关系的实际情形。不仅鲁迅此文所攻击的对象，正面主张父母于子女无恩，只有抚养教育的责任，多与胡适文章相近或相同；即所引的材料，如孔融的话，易卜生《群鬼》剧中阿尔文的话，等等，也都相同。自然，我们读鲁迅的文章，感到他博大的襟怀，非胡适所能及；但胡适的文章发表在先，对同在《新青年》团体的鲁迅也大概不无影响罢。见到鲁迅文章中一个“实用主义”（分明说的是“数年前”的），就贸然肯定是批判胡适，而且是“明确地划清了界限”，似乎根据太不够了。
⑨ 据《胡适的日记》，1921年5月23日：“又陵来谈，他把他的《爱智庐文录》二卷的抄本给我看，要我做序。他是近年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人，《文录》中这一类的文章最多。我允为作一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上册，第63页。
⑩ 见《吴虞文录序》，原载1921年6月21日《晨报》副刊，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吴虞的文集，原抄录本称《爱智庐文录》，1921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时，仿《胡适文存》例，改题《吴虞文录》，有胡适之序。
见1924年5月2日《晨报副镌》第95号所载《吴虞先生的来信》。
何键的“佳电”，是1935年2月9日致广东当局的电报。原载同年2月14日香港《循环日报》；《独立评论》第149号所刊胡适的《杂碎录》转载。实在是一篇尊孔卫道的妙文，特录其全文如下：
顷读余子敬诸先生《孔子教化与最近二十年的关系之窥测》一文，深切严明，狂澜砥柱，敬佩曷既！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数千年来，礼教人伦，诗书典则，赖以不坠，教化所被，如日月丽天，无远弗届，有识同钦。虽后儒穿凿附会，学昧本源，究无损于大道之光明。自胡适之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共产党乘之，毁纲灭纪，率兽食人，民族美德，始扫地荡尽。
我政府惩前毖后，近特隆重礼孔，用端趋向。举国上下，莫不翕然景从。独胡氏惧其新文化领袖头衔不保，复于《独立评论》撰文，极词丑诋，公然为共匪张目，谓其慷慨献身，超越岳飞文天祥及东林诸君子之上。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可胜浩叹！据闻胡氏生平言论矛盾，教他人以废弃文言，而其子弟，仍然读经。如果属实，则居心更不堪问。键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说披猖，动摇国本，故敢略抒所感，以为同声之应。甚愿二三卫道君子，扶持正义，转移劫运，无任祷企。何键叩，佳印。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1）
打孔家店，倡新文化，在当时有《新青年》团体结成阵线，因而声势不凡，影响及于全国。而要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站住脚根，却全靠每个人的学问本事。
胡适1917年到北京大学，9月开学后，即教授“中国哲学史”及“英国文学”等几门功课，开始自编“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一位陈姓的老先生。他是一位博洽的学者，课堂上旁征博引，资料很丰富，但十分守旧。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这就是当年教授讲课的风气。
现在，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要在北大教课，而且教中国哲学史这样的重头课，能行吗？学生们有些怀疑，守旧的学生说“胡适胆大脸厚”；教师中间就更不待讲，有的干脆等着看胡适的笑话。
果然，讲义一发下来，名称是“中国哲学史大纲”，那位陈老先生看了，便笑不可抑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其实这位陈老先生倒是真的不通，哲学史是史，怎么会是“哲学的大纲”呢？①胡适开始讲课了。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记述道：
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②
不以为然的学生，在私下纷纷议论，说胡适居然大胆，想绞断中国哲学史，简直是“思想造反”！他们想，赶走他罢，但又拿不定把握。于是，去找当时在同学中颇有声望的傅斯年，请他来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傅斯年来听了几次，听出了一点门道，就对同学们说：
这个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③
傅君几句话，果然保护胡适过了关。
那么，胡适教中国哲学史，走的“这一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呢？他走的是一条新路，一条开拓性的新路。原来教这门课的教授们，都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哲学史家的范围。从三皇五帝讲起，大量的经典注疏，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资料，漫无际涯，使学生如堕五里雾中，看不清道路，摸不着头绪。胡适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从老子孔子讲起，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思想的一点系统，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因此，他教的课，发的讲义，都让学生耳目一新。当年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现今已是著名哲学史学者的冯友兰老先生，最近回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并评价说：
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④
于是，选修胡适功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北大学生之外，其他大学的学生也多来旁听。后来竟改在第一院的大教室里上课了。
教完一年的课，《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增改扩充而成。全书共12篇，10余万字。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蔡元培先生为作序；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甚至在各种专史以至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⑤蔡元培先生在序文中说：
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蔡先生给胡适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它有四种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即是说他的《大纲》用汉学家的方法，考实哲学家生存的时代，遗著的真伪，及所用的辩证的方法，“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是所谓“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