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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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刚开始得的只是一般的感冒，两星期后发展成了肺炎，住进了医院。我赶回北京照顾她，医院的环境很混乱，没有关系的病人受到医生护士的冷遇，护士说她们活儿太多，危重病人得有亲属陪床，亲属本来是帮助照看病人的，但到后来，除了注射之外，什么活儿都由亲属包揽了。
一个月时间里，小炼和我轮流在医院陪二姨，一班12小时，一人值日，一人值夜。小跃还小，父亲不在北京，没有第3个人来替换我们了。小炼和我咬牙一天天挺着，夜班尤其难熬，我们得睡在二姨床边的水泥地上，一间10来米见方的病房里有3张病床，我们和其他两位病人及其家属挤在一起。白天，尽管我们疲惫不堪，满心焦虑，还得强打精神去和医生护士周旋。
这一段日子自是艰难，却最终把小炼和我绑在了一起。在二姨的病榻旁，我平生第一次发现我原来是可以喜欢他。信任他的。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在十数亿芸芸众生中，有些事仅限于我们两个人才能分享，比如对二姨的爱和对母亲的思念。我们的关系非比一般，毕竟是同胞手足。
而且那段日子我们像两个背靠背苦斗的武士，拼命抵挡已经向我们亲爱的老二姨投下巨大阴影的死神。我们两人中只要有一人挺不住，这场战斗就输定了。兹事体大，性命悠关。这一共识冰释了我们过去20年的宿怨前嫌。
二姨的病情稍见好转，她就不让我继续呆在医院里陪她，因为1977年底全国又恢复了高考。“文革”结束了，每个有志读大学的人现在都可以报名参考，而这回竞争是公平的。按我的情况，我得回到户口所在地石家庄去参加高考。如果我呆在北京陪二姨，就会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
“小瑞，你快走，快走吧！别担心我，我没那么快闭眼！我还没帮着你把你的孩子带大哩，我怎么能死呢？我要你去考试，回北京来上大学！你听见了没有？”
她深陷的大眼睛望着我，眼里蕴藏着无限的爱心和炽热的希望。我无法抵挡，更不愿在她眼神里添上焦急和失望。我于是启程，在高考前一天回到石家庄。
那天从北京到石家庄一路大雪纷飞，极目四望，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天空、原野、村庄、道路……真是不祥之兆，仿佛整个世界都穿了孝服。我心里突然难受得不行，我应该相信我的直觉，返回二姨身边。我的直觉不会欺骗我。果然在我走后，二姨的病情急转直下，不几天，她就去世了。
高考的结果出来了：我考得名列前茅。但我决定不上大学了。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心急火燎，连夜乘车赶到石家庄来向我晓以利害。
“你要知道如果你上了大学，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前途就有了保障！国家会给你安排一份工作，比你现在的工作好得多。过去我一直以为你很想上大学，而‘文革’剥夺了你上学的机会。我的老战友李在河北省负责招生工作，他说根据你的成绩，你可以进河北省的任何一所大学，就是北京的大学也没问题。可是你现在又说你对此不感兴趣了，你这是为什么？你知道有多少年轻人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就想上大学！”
我当然知道，我们厂里不少青年工人也参加了考试，但都考砸了。他们开始挺羡慕我，后来有些人说我是傻瓜，这些人是我的朋友，他们为我着急，认为我的决定大错特错。其他人则在背后说古怪。他们不喜欢我，我心中有数，但我不予理会。
二姨和母亲死后，不少从前我会很在乎的事一下子变得无足轻重起来，包括我在别人眼里是否成功这类事。世界是一片荒漠，我是其中的一颗流沙。那些在乎我的前途，为我感到骄傲或惋惜的人都已离我而去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花4年时间去学那些我已经掌握的知识呢？就为了换一纸大学文凭吗？我真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
于是我没有上大学，而是回到北京，住进了二姨的房子。我一个人在这儿住。小炼和小跃在二姨死后便搬了出去。屋子里弥漫着二姨的气息，她的精灵日夜与我为伴。
墙上挂了件旧的大衣，那是二姨从瑞士回来后买的，她每个冬天都穿着。22年了，外面的蓝棉布几乎变成了黑色，油腻的袖管磨得发亮，里面的皮毛也快磨秃了。我将大衣紧紧抱在怀里，一闻到二姨身上熟悉的气味，眼中止不住含满了热泪。小时候，我从这件大衣的口袋里偷出钱来，等着她像我父母一样数落我这个坏女孩，等到的却仍是爱心和信任。她就这样挽救了我，使我永生感激她。
抽屉里，在生锈的针和缠在一起的线头中，我找到了一只银质的顶针，这是二姨的陪嫁。顶针像一只大大的戒指，二姨做针线活儿时把它戴在中指上。这顶针跟随了她半个多世纪，几百万的针脚，针头把顶针的小孔连成了一道道槽。它们是证人，告诉我二姨以前守寡时如何自食其力，不但养活自己，还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她失去两个孩子之后，又把爱心给了我们，特别是给了我。然而到了1968年，我也远走高飞了。
二姨等我回到她这间小屋一等就是10年。只要一想到假如我们又能团聚，重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将会多么幸福和谐，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簌簌往下掉。二姨也在和我一起哭泣，我能在风中听见她的悲声。就是怀着这一憧憬，我离开医院回石家庄去应试，从此我的心将被无尽的悔恨噬啮，一如二姨过去的经历。
50年代，二姨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为了帮她的儿子成家，毅然随我们到瑞士呆了5年。等她攒够了钱，儿子却再无缘享用了。她当时在这个房间里，一定也像我这样，感到万般的虚空与无奈。为什么我们的努力总是徒劳？其实还不单止是徒劳，二姨本来还可以跟她的儿子厮守着，度过最后几年的宝贵时光，我则失去了挽留二姨的最后机会，至少我应该在她离开这个世界时守在她的身旁。
命运！这就是她的命，这就是我的命！命运残酷无情，跟我们开了一个又一个恶毒的玩笑。让我们做些甜美的梦，然后再用完全相反的现实来讽刺我们。我们越是挣扎奋斗，收获的悔恨也就愈深重。但在二姨的整个一生中，她从未放弃过希望，也没有放弃过善待别人的爱心。
“小瑞，你快走，快走吧！别担心我，我没那么快闭眼！我还没帮你把你的孩子带大哩，我怎么能死呢？我要你去考试，回北京来上大学！……”
即便是弥留之际，她还怀着深切的希望，对我，对她自己，对她命定见不到的孩子。
想到二姨，我明白我不能自暴自弃，我得努力。她把我一手抚养大，我就是她的亲女儿。我应该继续她未竟的希望和奋斗，尽管我现在有了切身体会：希望往往带来一颗破碎的心。慢慢地我开始考虑我应该去读研究生。第二年我参加了考试，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这次我毋须通过关系走后门，竞争是公平的。
接下来的两年，我攻读英语新闻写作。我们系设在中国官方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社大院内，老师却全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这在即使两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通过他们，外部世界的信息涓涓细流般渗入我们的心田，我难以抑制自己的好奇。
早些时候我曾立志作一名真正称职的记者，深入查访，披露谎言，让读者听到不同的声音，以免再像我们那样误人歧途。但到了1980年，政治气候再度变得寒冷起来。我开始意识到，记者的职业将使我不能像一般人那样保持沉默，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说谎唱高调，要么说真话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讲真话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唔，1979年公诸世人的张志新的故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说了真话，等待她的是监禁、离婚、强奸，临刑前她的喉管都被人割断了。但如果不是一些领导决定公开她的事迹，谁又听得到她对“文革”的抗争？我既不想付这么惨重的代价，又不想漫无边际地等待，“文革”已经耗费了我12年的光阴，我已经不再年轻，谁知道中国还要等多少年才能等来新闻出版自由！我还是好好走自己的路，不枉此生吧。
我爱国心依然，但我久已不再梦想成为救黎民于倒悬、引他们至大同世界的英雄了。我深知自己没有卓越的见识和勇气，我只是一个寻常女子，喜欢读好书，想亲眼看世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此而已。在1981年春，这一希望顿时有了实现的可能，至少对我们中的幸运儿而言。我的一位朋友刚去了英国，同班同学也有准备到美国去读研究生的，有些已经寄出了申请。
我不敢奢望自己能有这般好运，可是每天半夜3点醒来，在黑暗中我看见略微卷起的竹帘之外游离着一个挥之不去的出国梦。每念及此，我睡意顿消，热血上涌，心跳加速。
机会现在看似渺茫，但更可能在你采取行动之前，连这机会都烟消云散。国家的大门可能再度关闭，我应该抓紧行动，不然就只能落得后悔。试一下，天意让我走不成，我也不会太伤心，毕竞“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过去母亲绞尽脑汁帮我办户口的时候，父亲总拿这句话泼母亲的凉水。我最不喜欢他这么说了，现在我却发现这句话大有深意在。
在这个念头的鼓舞下，我骑车直奔北京图书馆，在那儿找到几本介绍美国大学的小册子。我挑了3所，3是个幸运数：东海岸的马萨诸塞大学，读比较文学专业；西海岸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英国文学；另一所是堪萨斯州的大学，读社会学。虽然我对这些大学几乎一无所知，但我还是寄出了申请。我对整件事并不抱有太大希望，因为我一没钱，二没海外关系。
不出所料，我不久就收到堪萨斯大学的回信：他们无法为我提供奖学金。真遗憾，在美国中部当一个社会学家的梦就此破碎。我们新闻系的阅览室有几十种中外杂志，晚些时候，我不知在《新闻周刊》还是在《时代周刊》上读到一篇文章，报道一个冷血杀手专门残害和我同年龄的女性，他眼下现正在洛杉矶逍遥法外。我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这则新闻使我联想起中国媒体在过去许多年中在美国问题上所作的宣传：美国是个充满暴力、犯罪、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的地方。我一时也弄不清这种宣传到底有多真实。小心总是没大错，不是说有钱难买后悔药么？我还是别去加州为妙。
剩下的只有一个选择了，这里的形势却越来越不利。那一年，有些领导忽然害怕中国人才外流，鼓励研究生留学的政策来了个急刹车。结果我所在的研究生院拒绝为我开具成绩单以及任何对我申请有帮助的材料。拿不到这些证明文件，当时中国又没有开办托福和研究生入学考试，我手上所有的材料仅有美国老师写的两封推荐信和我写的一篇关于《简爱》的文章。
当然，单凭这些申请材料，任美国或世界上哪一所学校都不会录取我，更别提经济资助了。但我对留学这个念头已经欲罢不能，不到山穷水尽不肯轻言放弃。于是我坐下，给马萨诸塞州大学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叙述了我在“文革”中的经历，希望我能用言辞表达为什么我这么渴求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
上天见怜，信转到几位热心肠的教授手上，他们把信又交给了一位同样古道热肠的老院长。不久我就听到了好消息：我被马萨诸塞大学录取为比较文学系的研究生，老院长还为我在东亚研究系特别设立了一份助教工作，这样我从一开始就能在经济上自立了。
直如梦想成真，得知马萨诸塞大学为我做的一切，我非常感动。但要实现这个梦还需翻越关山重重：如果两个月内我得不到一级级部门的批准，拿不到护照，我的留学梦仍是一堆肥皂泡。而且我看得出来，在当时的情形下，要打通这些关节难于上青天。我必须动用所有关系，敲开一扇扇后门，带着笑脸，求人说项，上下左右，百密一疏都会功亏一武我烦透了这求人的事，但1981年的整个夏天，我都马不停蹄地为此事奔忙。白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满北京乱转，有如热锅上的蚂蚁。系里另外两个男同学也在忙同样的事，我们交换信息，有一种战斗在同一战壕里的感觉。
到了9月初，我终于办齐了出国手续。另外两个男同学的申请却落了空。他们当然对那些卡他们的官员恨之入骨，而且连我也一起恨上了。于是他们控告我走后门。对此我又如何能为自己洗刷辩白？我的确走了后门，但如果说我热衷于这种后门交易，我却只能苦笑一声：如果局势开明、政策合理的话，我又哪里用得着走后门呢？我的请求，和他们的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