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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吃蜘蛛的人-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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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似蜜的么……
  脑子来来回回转着这些念头,我决定给我父母写封信,信里没有一句口号和大话,我单刀直入对他们说,我想永远离开这个地方,问他们能不能帮我。如果不能,或者不愿,也罢,我告诉他们我和周正在谈恋爱,我打算嫁给他,我们就在这儿过一辈子。
  信只这么三言两语,直截了当,我根本没打算费笔墨去解释。他们或者能理解,或者不能理解,我倒想看看我的命运究竟如何。发出这封信差不多像是玩俄罗斯轮盘赌,我扣下了扳机,单等一声轰鸣。
  11天后,传来了响声,是父亲回的信。他说他和我母亲对我信中所言感到意外,他认为,我扎根农村的决定是对的,知识青年应该……至于我的婚姻,他说他和母亲尊重我的选择,但似乎我不必这么匆忙,我才22岁,还可以等上一两年。
  这就是说他们还是不理解。我早就料到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个结局,只是不愿意认命罢了。现在我是彻底没戏了。
  起初我并没有对周说我给父母写信这件事,现在是如实道来的时候了。我本想当天晚上就跟他讲,但到了晚上,我突然不舒服,完全没胃口,一整天粒米未沾。干完活回来,我倒在炕上,实在懒得动弹。我想那就拖到明天再跟他说吧。反正余生既定,也不在乎早一天晚一天了。
  第二天,我还没来得及找机会对周说我准备嫁给他,忽然来了一封电报。是父亲打来的,电文寥寥五个字:母重病,速回。
  我从严的手中拿到这份电报。严作为指导员,每人的电报总是他第一个拆来看。我问他能不能请几天假,也轮到我体探亲假了,可他说不行。团里刚发了通知,麦收开始,除非知青的父母病危,否则一律不准请假。
  既如此,我别无他法,只得星夜又给我父母写了一封信。结果他们并不需要,3天后,我的信显然还没到他们手中,又一封电报飞来,还是父亲的名义,不过电文改成:母病危,速回。
  这下严说领导会研究一下我的请求,在中国人人都知道,研究一下可能需要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我无计可施,只能耐心等待,不知父母出的是什么招儿。母亲真的病了么?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更大的可能则是他们想出了帮助我的办法。
  我又喜又怕,心里直恨父亲为什么不在电报里给我一点暗示。当然我不怪他,那些年,谁不知道电报是“公开的秘密”。
  又过了两天,我再去找严,这次他说领导批准了我的探亲假。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喜过望。正在这时,又一份电报接踵而来,我注意到严的脸色突然一变,过了一会,他把电报递给我,仍是出自父亲之手,这次赫然写着:母亡,速回。
  很快村里人人都听说了我的不幸,个个都来安慰我,这使我大窘。我不知自己是否应当受到此类同情,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当然我不能笑,但我也哭不出来。若事实是我欺骗了这些好心人,我会感到难过;若事实是我没有欺骗他们,我会更加难过。最好是避开众人,赶紧走。于是我紧着打点行装,方、丽雅和老宋一起帮我的忙。
  当晚周送我到最近的火车站,那也在十几公里外。我们得穿过大片沼泽,风刮得正紧,草甸子上的高茅草伏倒又挣扎着站起,远处传来狼嗥。新月在云山中出没,我们周围的世界因此也忽明忽暗。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5年过去了。那梦想当英雄的女孩已不复存在,而一个和她同名同姓的女青年正从战场上落荒而逃,这场征战如今在她看来败局已定,并已完全失去了意义。梦想幻灭,她的内心一片空虚。明晚后晚的月亮在异地他乡是为她熠熠生辉呢,还是为她黯然失色?她和她的恋人什么时候才能再共婢娟?
  火车开动前,周跟我说我应该尽力说服父母,让他们想办法调我回城。不过这事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所以他会在这儿等我3年。如果这段时间我办不成,随时都可以回来,他会娶我。即使这里的领导把我批得狗血喷头,他不在乎。火车开动的瞬间,他把一张10元钱的票子塞在我手里,嘱我多多保重。说罢他转身离去,又一个十几公里的沼泽在等着他一步步往回走,这次他是孤身一人。
  我零零丁丁坐在黑黢黢空荡荡的车厢里,望着窗外一轮远月飞度关山。我寻味着在北大荒度过的这5年光阴,从门岁到22岁,这是我一生中的青春岁月,最美好的时光。我洒下了成吨的汗水,流过了成桶的眼泪,感到受了欺骗,我为之而愤怒。但同时我又有说不出的惭愧:我就这样开小差溜了号,跳离了一条正在下沉的大船,把朋友和恋人统统抛在身后。还有那些善待我的老乡,我也一并背弃了他们。
  我死的那天,如果灵魂还在,我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一丝不挂来,两手空空去,一生的挚爱和投入全都成为身后之物。爱情、友谊、雄心、愧疚、怨恨,种种情愫都化作过眼烟云。此生已休矣,来世未可知。我失去的无法估量,而前途又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唯有这一刻,我敞开了一个自由的灵魂。
  23 我何所得?我何所失?
  刚迈进家门,母亲就冲出来迎接我。她的脸仍是又黄又肿,此刻却洋溢着快乐,写满了关爱。我觉得她就像童话里的母亲,一下看见自己在森林里迷途三天的小女儿回到家中。看到母亲这样,我很感动,一下释然了。父亲随后告诉我他们那头的故事。
  父亲说他开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那封短信的弦外之音,他平时在家中还算比母亲更善解人意呢,但这次他却疏忽了,只把这当成一般的信,径自回复,用的是惯常的那种令我痛恨的官腔。而母亲却感到不安。她不断地在琢磨我写的那几行字,不久她就恍然大悟,意识到我遇到了麻烦,很大很大的麻烦。
  她对父亲说:“听着!小瑞一定碰到了麻烦。你知道她那个倔性子,以前她从未抱怨过北大荒,总说她过得很好。这孩子特别好强,若非山穷水尽,她不会向我们开这个口的。她真的需要我们帮助!她一定是走投无路了,这封信是她最后的一线希望!”
  父亲一听之下,觉得大有道理,不由得也着急起来。他们于是马上行动,电报都是出自母亲之手,父亲只是代母亲跑腿。当他第三次去邮局,所有的员工都停下手中的活,从柜台后走出来拉住父亲的手,向他表示对母亲的哀悼。父亲猝不及防,万分尴尬。
  这时父母的干校搬到冀县县城一年多了,在这么个小县城里,人们彼此稔熟,而且平时多是母亲去邮局给3个孩子寄信寄包裹,邮局的工作人员都认识她。这之后,她再也不敢上邮局了。她说她可不想吓着那些好心的工作人员,免得他们以为大白天撞到鬼了。
  虽然我和父亲都觉得母亲的第三封电报写得太过分,我还是大为感动。母亲!谁能想得到在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她反而是唯一理解我的人呢?这令我感到过去我对她有欠公允。我一直把她看作父亲的应声虫,我们两人从来不曾将心比心地好好交谈过。我错看了她,但得出这个结论使我无比欣慰。
  这么说事情既没我想象得那么槽,也没我想象得那么好。父母把我召回来仅仅是出于他们对我的担心,他们对怎么把我的户口从北大荒调进城完全一筹莫展。
  “先不去想户口的事吧!”父亲说,“只要你母亲和我有一日吃的,就饿不着你。你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户口,而是你的年龄!你已经22岁了,连初中都没念完,时间一天天过去,如果你再不赶快学点儿东西,你一辈子就完了!”
  “幸好,”他接着说,“这段时间我们正闲着,又不能走。我们也不像其他人没事就做家具、养鸡什么的。从现在起,干脆我们来教你英语。两个教授对一个学生,你听说过这个比例吗?如果你集中精力学,把你教出来是十拿九稳的。”
  母亲和我对他的理论将信将疑,但我们也都支持这个计划,因为似乎别无它路可走。于是在接下去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按一个很严格的作息时间生活:清晨6点即起,跑步半小时,背单词1小时,吃过早餐,跟父亲上3小时的语法及课文,下午跟母亲做3小时的练习及对话,晚上或写大字或跟着听美国之音播放的英语九百句,这档节目在那个小地方居然并未受到干扰。
  我最喜欢的活动还不是这些,而是黄昏时的漫步。晚饭后,我们常沿着冀州古城的残垣断壁慢慢散步,这些城墙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的三国时期。当时冀州是北方军阀袁绍据守的重镇,城墙高且厚,护城河宽且深。要塞纵然固若金汤,袁绍还是被曹操打败,吐血而亡。此后,城墙失修记塌,护城河也被填平了。现在城墙的两面种了冬麦,因持续干旱之故,冬麦长得又矮又细,只有尺把高。
  父母发现这古城墙是个谈话的绝妙场所。在家他们不敢随便说话,门窗紧闭仍不能放心,生怕隔墙有耳。邻居中的一些人“文革”伊始就成了父母的死敌,这些人擅长刺探情报,投书告密,堪称世界级谍报人员。
  我的父母亦是不弱,居然想出了城墙这一高招儿。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城墙上,他们可以任意高谈阔论,即使偶尔有人走过,他们在城墙上也能早早看见。我一到那儿,就把这几年郁积在心头的想法统统倒了出来。
  “你们不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制造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间悲剧!不过我倒因祸得福,的的确确学了点东西,长了点儿见识,只不过这并不是领导所期望的。比如说,我同意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但这不是地主和贫农或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官僚和平民百姓之间的斗争。从上到下的干部都专横跋扈,滥用职权,不管是腐败透顶的,还是尚不太腐败的。而且一向封锁消息,制造谎言,其结果我们变成了白痴,变成了跳梁小丑。现在我看到了真相,开始觉醒,我失去了信心!这些年来,诚实正直、有能力、有才干、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一批批被清洗,在历次内部斗争中稳坐钓鱼船的都是些八面玲拢的平庸之辈。结果现在的干部只知道讨好上级,溜须拍马,老百姓的甘苦他们哪里会放在心上!这些人全是伪君子!……”
  “住口!”母亲气急败坏地吼道,“你的想法极其危险,怎么像一个反革命分子在说话?”
  我真的住了口。早就料到我的父母会暴跳如雷,他们毕竟是多年的党员。我也不是故意刺激他们,我只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农村接受了什么样的再教育。
  父亲倒还沉得住气。他眼中掠过一丝微笑?恐怕是我的幻觉。但几天后,父亲和我单独在城墙上散步,他对我说那天我说的话,他一多半都有同感。甚至早在1949年以前,解放区的干部已经开始滥用职权了,党内斗争向来残酷无情。种种问题如果那时还只是潜伏在体内的癌细胞,现在则早已四处扩散了。
  他给我讲了件事,似乎想证实这点。说的是他自己的初恋。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事情的结局不是这样,就会有另一个人取代我的位置生活在世界上,她或他会长得什么样?父亲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孩子呢?
  1942年,父亲是辅仁大学的学生,他迷恋一位女同学,爱她爱得神魂颠倒。起先父亲怎么也不肯透露这位女子的姓名,但后来我还是知道了。(在这我姑且把她称作丁香,当然这非其本名。)
  他们的爱情一开始就受到祖父的反对,他认为女孩家不够有钱(虽然她的父亲还是一位银行的经理)。这对恋人却压根儿没把老头放在眼里,他们不久先后离开北京,几个月后他们又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会了面。
  在那儿他们进入华北联大成了同学,并在此时订了婚,领导和同学都祝贺他们。就在婚期临近时,父亲却调去了延安,丁香则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之后这一对恋人失去了联系。3年中,父亲无从得知他未婚妻的生死。因为个人生活必须服从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父亲也无话可说。
  终于到了1946年,父亲有机会作为共产党的和谈代表返回北京。在那儿他见到一位老朋友,说起她参加过一场婚礼,新娘的举止颇为怪异,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整个婚礼反复折腾,弄得客人都不知所措,只好中途纷纷告辞。这位朋友觉得新娘大概精神有点问题。
  说着说着,父亲发觉她说的这位怪异的新娘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未婚妻丁香。他心中充满了痛苦,一脑子全是问题。几天时间里,他茶饭无思,夜难成寐。最后他决定去见她,当面问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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