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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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天，我们在大街上被一个老太太拦住，她叫我们跟她一块儿去一户大资本家的家中破“四旧”。对此我们却也不好拒绝，于是跟她去了一位知名华侨的家里，原来她所谓的“四旧”只是一些花花草草而已。
我们走进一个偌大的院子，庭荫蔽日，碧叶飘香，芋绵婀娜的竹子倚着太湖石，鹅卵石曲径通幽处，兰菊丛生。回廊边，有一架藤萝，古色古香的鱼缸里，金鱼在睡莲下悠游……
奇怪！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来过，为什么似曾相识？难道我在梦里到过这个院子？……
我进而恍然大悟：这个院子十足像是奶奶家的格调。奶奶的家恐怕早被人抄过了，可能还抄了不止一次。还在那儿住么？有没有被赶出去呢？现在不知她身体怎么样了，还有那些花，她和姑姑种的那些牡丹月季……想这些又于事何益！我现在反正也帮不了她的忙，她是资本家，我是红卫兵，得跟她划清界线。
眼下的问题是拿这些花草怎么办？砸烂它们！连根儿拔了它们，再踏上一只脚？花鸟鱼虫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未来的新世界里没有它们的容身之地。我的伙伴们都已经动手了，我可不能落后。
于是我举起一个花盆，朝太湖石摔过去，乓！声音震得我心一跳。别怕！万事开头难。乓！乓！其实也没什么。我这不就砸起来了，我还可以再砸下去。说真的，摔花盆原来这么解气！以前谁又会料到呢？……
摔了一会，我们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于是我们勒令花园的主人在三天内自己把剩下的花草处理完，并保证几天后一定会回来检查。就这样我们扬长而去，身后是一片狼藉，破瓦碎砾，落英残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回家的路上，钟馗遇上了捉鬼的：我被一路不认识的红卫兵迎面拦住，他们指着我的长辫子说这也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我环顾四周，当街两边的红卫兵手里都拿着剪刀。任谁留了长发或头发带了卷儿的，都被他们一一喝止。随即操起剪刀，在周围看热闹孩子的嘘笑声中，当场三下两下把头发剪短。我不由涨红了脸，在街上被人剪头发真是太丢丑了。我于是求他们，保证一回家马上就自己剪。他们放过了我。作为权宜之计，我当即把辫子盘在头上，用军帽遮得严严实实。
我生怕走在街上还可能碰到其它事，便径直回了家。一进门，见二姨一脸晦气，原来她也在街上看见红卫兵剪别人的头发，吓得她不敢出门，眼看家里的青菜萝卜就快告馨。
“叫我怎么办呐？”她问我，“我要是剪了头发，不成老妖精啦！一头的老白毛扎煞着，还不吓死人？”她一脸愁容使我想到二姨自小就留着头发，婚前是一条油光水滑，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婚后改成盘在脑后雍容典雅的发髻。即使在瑞士，她也从未变过发型。可是眼下，她和我似乎都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不想在街上丢脸惹事，还是在家里自己处理为妙。
就在二姨和我相互剪头发的同时，父母则在厕所忙着烧东西。想法都是一致的：与其被人抄出来，既惹麻烦又没面子，不如自己先把“四旧”除掉，防患于未然。于是他们把几本旧书烧了，还烧了一些过去的信和照片，灰烬从厕所冲了下去。这叫未雨绸缨，实为明智之举。谁也说不准下次抄家会挨上什么人，作最坏打算大抵是不错的。
我家似乎突然人人自危起来。连11岁的小炼都陷了进来。他的麻烦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小炼3年前在一个堆放木材的货场地里玩捉迷藏时发现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它小得连牛奶都不会喝，二姨教我们将牛奶倒在瓷汤匙里，让牛奶沿着匙柄的槽慢慢流进小猫的嘴，它尝了尝，还行，于是往下咽。日复一日它长成一只大猫，黄色的毛间杂了黑色条纹，前额有三条横线，活像汉字里的“王”，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虎子。
虎子的生命现在受到了严重威胁，因为宠物也被列入资产阶级范畴。那天早上，炼收到了邻居家孩子的最后通牒，通牒说我们若在三天内还不把虎子处理掉，他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了。这下我们慌了神，虎子是我们家的一份子，我们总得给它留条生路吧。
二姨建议我们将它装在布袋里，带到很远的地方，把它放了，让它变成野猫算了。这个主意不坏，但我可不愿被人看到一个红卫兵偷偷摸摸在书包里藏只猫。我吩咐小炼去干这事，自己回了学校。“文革”伊始，我便在学校宿舍弄了个铺，晚上几乎都呆在那儿。
几天后我回家，二姨告诉我虎子的悲惨下场，小炼躲在一边，不理我。当小炼提了布袋出门，被那几个下最后通牒的孩子看了个正着，他们见布袋在蠕动，猜到是猫藏在里边，于是他们抢过布袋，水流星般地转了几转，狠狠地砸在砖墙上。“喵！”虎子惨叫一声。男孩们开心极了，他们一次次将布袋砸在墙上。小炼哭丧着脸求他们住手，没人肯稍加理会。虎子的血把布袋染得斑斑点点，墙上都留下了深色的印痕，它还活着，叫得一声比一声弱，一声比一声可怜。猫有九命，算它倒霉了。顽强的生命力只能延长它的痛苦，给这帮男孩增加几分快乐。嘭！嘭！虎子终于没声没息了。小炼跑回家趴在二姨身上哭了好久。
我家的猫被恶作剧地弄死后一星期，一个我唤她作姑妈的邻居自杀了。那天我正巧在家，忽听得一阵喧闹，探头看去，楼下站了许多人。我一下楼，清清楚楚看到姑妈把自己吊在厕所的水管上。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印在我的记忆中再也抹不去。
她为什么自杀？没人知道。死之前，她是学院的打字员，本本分分，不惹是非，既没有历史问题，也没人和她过不去。人们猜她的死是为丈夫的缘故。
她与丈夫的爱情故事颇有戏剧性，我听母亲说一位作家曾经采访过他们，想为他们写本书。姑妈的丈夫，我称作姑丈的，是法语系的教授。我过去很喜欢他，因为他举止斯文，涵养极好，藏书又丰。却不知为何，最近查出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他年青时在法国参加过共产党，但后来脱了党，远离政治，因此他被指控成变节分子。后来我听到了一个关于姑丈的故事，使我觉得他果然有几分像我在革命小说和电影中看到的那些贪生怕死的叛徒。
故事说就在姑妈自杀后，姑丈也动了轻生的念头，他去了颐和园，一头扎进湖里，可是他跳的地方水太浅，不一会便爬了上岸，说这儿的水实在大凉。学院的人把这事传为笑柄，连二姨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姑妈这么个弱女子，决心恁地大，而姑丈这么个大男人，连这点子勇气都没有。”
这话有些不祥之象，说真的，我当时就有所觉察。几天前，附近的农业大学里一个保姆自杀了，她可是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那她又为哪般？
她可以说死于破“四旧”。近日来这场群众运动又揭开了一个新篇章，其实这倒有点合乎我的想法：过去资产阶级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让别人伺候。新社会这种生活方式应该彻底破除，劳动人民不应再受资本家的剥削。于是定下个新规则，规定资本家不准雇保姆，而不是资本家的实际上也雇不成保姆，因为雇了保姆就意味着你成了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这样一来等于说什么家庭都不允许雇佣保姆了。
结果就逼死了那位老太太。她没了工作，又没孩子赡养她，就算存下一点儿养老的钱，另一个新规定又把这些钱冻结在银行里。
二姨也面临着完全同样的窘境。她来我家时才46岁，现在她62岁，儿子死了，女儿又音讯全无，按说她已步入老年了。目前她所有的钱都冻结在银行里，能不能、什么时候能取出这笔钱，都是未知数。红卫兵定出的要所有保姆走人的期限却越来越近，二姨教我感到不安，我怕看她的眼睛，它们看上去一下子离我非常遥远，似乎存在于另一世界，我捕捉不到她的目光，而且她还总说些奇怪的话，诸如决心什么的，她不是也……？
二姨走的前一晚（幸而她还留着老房子，不致无家可归），父亲把全家召集在一起，十分严肃地向二姨保证，只要她活一天，我们就赡养她一天。虽然她现在不得不离开，但她永远是我家一员，她不必为老来无靠担忧。
这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至今我仍为30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夜父亲说的这番话叫好。那时北京就有成千上万名保姆被赶出雇主的家门，全国就更不计其数了，但能作出父亲那番慷慨承诺的雇主能有几人？
二姨虽然什么也没说，但她很感动。此后她便一心一意把我家当成了她自己的家。她不是负担，而是支柱，在我家风雨飘摇的10余年中，为我们苦苦撑着它，直到耗尽全部精力。
14 红卫兵不言性
二姨走后，我回家次数愈见其少。家，不再是我一度流连不舍的避风港，却成了是非丛集的烦恼巢，许多事我都爱莫能助，住在这儿往往还一夕数惊。既然如此，何不抽身远避呢？有道是眼不见，心不烦。
从8月起，红卫兵可以免费乘车，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了，我们的任务是煽风点火，把这场革命推向全国。我们是火种，毛主席是春风。春风猎猎，笛声长鸣，只待找到一个目的地我们就要启程了。
我选中了广州，一个亚热带城市。珠江两岸，椰子树高高成行，棕榈叶迎风沙沙作响。一百多年前，道光皇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此销毁外国人的鸦片烟；其后，为推翻清帝制，志士起义，七十二先烈为一个共和国的梦想捐躯沙场。对我来说，广州的魅力主要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在祖国的南端，远离北京，我在那儿闹完了革命，回家的路上，可以尽情饱览沿途风光。
决心已定，我问我的红卫兵伙伴都打算去哪儿，有人说去上海，有人要去湖南，去四川，还有人去东北。一个女孩说她准备去西藏，那得花一个月时间才能到达拉萨。也有说想去云南，看能否过境去越南打美帝。最后，一零一中有将近30人打算去广州，我们编了一个战斗队。
过了一晚，车票便弄到手了，我们准备好了第二天出发。这次出门行程四千多公里，我们却全部轻装上阵。我带的全部物品是一本小红书、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两套内衣裤、一条毛巾、一把牙刷和一支牙膏，再就是父亲给我的30元钱。一只绿色的挎包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全装进去还绰绰有余。
我们不是观光客，出门又不是去游山玩水，我们是一群战士出征，向旧世界宣战。事实上，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次征程将成为我们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是我们“职业革命家”生涯的第一步。
从今往后，我们不必只是羡慕父辈在革命战争中的英雄行为，不必再为自己出生太迟而遗憾。像我们景仰的革命先烈一样，我们奔向黑暗势力猖獗、危机四伏的地方，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挖出隐藏的敌人，为文化革命的最后胜利不惜流血牺牲。
火车在傍晚时分驶离北京，我们弄到的是硬卧票，在车上睡了一夜。次日黎明我即醒来，大兴奋了，不想再睡。我凭窗而坐，左手支着窗沿，清凉的晨风扑进车厢，拂动着我的红卫兵袖章，把它变成了一小团熊熊的火焰。我摘下军帽，任风吹乱我的发梢。
这时我的头发已经剪得很短，头顶上约莫寸把长，下边更短，而我还不算一零一中最激进的女将，我知道有几个女孩把头发剃光，她们很以此为骄傲。我佩服她们的勇气，自己却实在下不了这个决心。
头发短了不算，我的脸也晒得黝黑，四肢结实而灵活。我骑车在北京大街小巷穿行了两个月，炼得一身紧绷绷的肌肉。我的衣服成天散发着汗味，指甲藏垢，脱下球鞋来臭气熏天，不比男生逊色。我知道如果母亲和二姨见我这副模样，她们一定大惊失色。但我偏就喜欢这副模样！
过了一会，10岁光景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走到我跟前，我给了他们几块糖，他们管我叫“红卫兵叔叔”，连他们的妈妈坐在我对面，也没有注意到我不是“叔叔”，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我没有纠正他们的误会，甚至无缘无故地喜欢这两个孩子这么称呼我，尽管我只比他们大四、五岁。
广播说开始供应早餐，队里的3个红卫兵自告奋勇去餐车为大伙买盒饭。后来我们问多少钱，他们却说：“免了吧，钱算什么，私有观念已经过时，你我的钱不就是大伙儿的？既然咱们是战友，就是一家人。”我们都认为这主意不错，之后大家便轮流买饭。
两餐之间没什么可干的，只好望着窗外的风景出神。旅途漫长，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