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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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可信程度不同的各种不祥的消息，开始传来了。在4月3日战时内阁的会议上，陆军大臣告诉我们，陆军部已获得情报，说德国人已在罗斯托克集中强大军队，企图在必要时占领斯堪的纳维亚。外交大臣说，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可以证实这个情报。据驻柏林的瑞典公使馆说，在什切青和斯维纳明德现在已经集中了二十万吨的德国船舶，船上载有军队，谣传有四十万人。据说这些军队是准备在我们可能对纳尔维克或其他挪威海港发动进攻时，向我们展开反攻的，因为听说德国人对于我们要进攻上述地点，仍然惴惴不安。
不久，我们便获悉法国军事委员会不同意发动“皇家海军”作战计划。他们赞成在挪威水道布雷，但是反对任何足以引起对法国施加报复的事情。法国总理雷诺，通过法国大使向我们表示歉意。张伯伦先生在这个阶段，十分倾向于采取若干积极的行动，因此，对于法国的拒绝感到烦恼，他在和科尔班①谈话中，把两个作战计划连系起来，一方面英国可以按照法国的意愿截断德国的铁矿石供应，但是同时，法国要允许我们在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磁性水雷所造成的一切损害时，执行“皇家海军”作战计划，以便进行报复。尽管我热衷于“皇家海军”作战计划，却没有料到首相竟会如此积极主动。这两个作战计划都是手段，借以对敌人展开攻势，并使战争“不明朗的”阶段告一结束。因为这时我相信，“晦暗不明的”战争的延长，占便宜的是德国。然而，如果我们能在几天以内使法国同意按时执行这两个计划，则我愿意把“威尔弗雷德”计划再延迟几天实行。
①当时法国驻英大使。——译者
首相在这个关键时刻，对于我的见解非常赞同，简直好像我们两人的心思几乎完全合而为一。他要我前往巴黎，并要我设法如何能够把那个显然从中作梗的达拉第先生说服。
我在4日晚上英国大使馆的宴会上，会见了雷诺先生以及若干其他法国部长，我们似乎非常投机。我们曾邀请达拉第参加，但他推托已先有约会，不能前来。于是约定第二天早晨我去看他。因为我要竭力把达拉第说服，曾请求内阁允许我，向达拉第说明，即使“皇家海军”计划遭到否决，我们也要进行“威尔弗雷德”计划。
我在5日中午，在圣多米尼克街和达拉第会见，并且和他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我对他头天晚上不参加我们的宴会予以批评。他向我辩白，说他确实事先已有约会。在我看来，在新旧两个总理之间，显然存在着很大的裂痕。达拉第说，三个月以后，法国的空军可以获得充分的改进，足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应付德国对于我们执行“皇家海军”作战计划所产生的反应。关于这一点，他准备用书面提出一个确定的日期。他对法国的工厂毫无防御一节，竭力加以强调。最后，他向我保证，法国的政治危机已经过去，而他将和雷诺先生融洽地一同进行工作。谈到这里，我们就分别了。
我用电话向战时内阁作了报告，它同意：尽管法国拒绝“皇家海军”作战计划，“威尔弗雷德”计划仍应当进行，但希望就这个问题，双方进行一次正式的换文。在4月5日的内阁会议上，外交大臣奉命通知法国政府，说明我们虽然自始至终极端重视尽早地执行“皇家海军”作战计划，而与此同时，也执行在挪威领海布雷的计划，但我们准备让步，按照法国的希望，只实行后一个计划。执行的日期，便最后确定为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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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4日，星期四，首相以异常乐观的精神，向保守党和统一党协会全国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演说：
经过了七个月的战争，我觉得我对胜利的信心，要比战争开始时增加了十倍……我觉得在这七个月中，我们与敌人的相对地位，已比先前大大地增强了。
请大家考虑像德国那样一个国家和我们国家在方针上的区别。早在战争爆发以前，德国已经在备战了。它以狂热的速度，增加它的陆地上和空中的武装力量；它集中了它的一切资源来生产武器和装备，并建立庞大的物资储备；事实上，它把本身变成了一个完全武装的军营。另一方面，我们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却在从事我们的和平事业。不错，我们由于德国所进行的活动，而被迫开始重新建立那些被我们搁置了很久的防御措施，但是，在和平尚未绝望时，我们延迟实行——而且继续延迟实行——那些为了把国家纳入战时编制而必需的激烈的措施。
结果是，到了战事实际爆发的时候，德国的种种准备远远超过了我们；因此，我们当然可以料到，敌人必然会利用它初期的优势，在我们来不及弥补我们的种种缺陷以前，企图压倒我们和法国。但敌人却没有这种企图，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吗？姑且不论由于什么原因——也许希特勒认为他可以不经过战争而逍遥自在地占有他所攫取的一切；
也许他的各种准备毕竟还不是十分充分——但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即希特勒错过了时机。
因此，在我们度过的这七个月中，我们能够纠正并消除我们的弱点，增强并充分发挥各种进攻的和防守的武装力量，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然战斗力，所以现在我们能够以冷静沉着的心情来对付将来发生的任何局势了。
你们也许会说：“是的，难道敌人不是也同样忙于准备吗？”敌人当然也是如此，关于这点，我毫不怀疑。对于敌人的实力，以及敌人在它认为它的打击不会遭到加倍报复的情况下毫无顾忌地、毫不容情地使用这种实力的决心，我也绝不加以低估。我承认这一切。但是我也要说：正因为它的准备已经非常完备，所以他要继续挖掘的力量已经是非常有限的了。
这种说法证明是很欠考虑的。它主要假定我们和法国人都比在战争开始时期相对地要强大一些，但这种假定却是不合情理的。我在前面已经说明过，德国人现在已经进入了狂热地从事军火生产的第四年，而我们则处在初期阶段，就我们的成果和敌人相比，恐怕相当于它的第二年。不但如此，随着时光一个月一个月地消逝，到如今已有四年之久的德国陆军，逐渐变成了一个成熟而完善的武器了，而法国陆军先前在训练和团结方面所有的优点，却在不断地消失。首相没有表示预感到我们正处在重大事变的前夜，而在我看来，几乎可以断言陆地战争即将开始，总而言之，首相所谓的“希特勒错过时机”的说法，是一句不幸的话。
一切都悬而未决，我能提出的各种次要策略，都已获得采纳；但英法双方都没有采取过任何重要性质的行动。就我们现有的计划而言，它有赖于实行封锁，其办法是在北部挪威走廊敷设水雷，并在东南方阻断德国的石油供应。在德国前线的后方，则毫无动静，一片沉寂。哪知突然间，盟国这种消极的小规模的政策，竟被出乎意外的猛烈的风暴一扫而光。我们就要了解全面战争的真正涵义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三十三章 海上的交锋
第三十三章 海上的交锋
1940年4月
查特菲尔德勋爵的引退——首相请我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一个尴尬的安排——“威尔弗雷德”计划——奥斯陆——德国占领挪威——中立的悲剧——全部舰队在海上——“萤火虫”号——“声威”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及“格奈森诺”号交战——本土舰队在卑尔根港外——英国潜艇的活动——沃泊顿—李的驱逐舰队在纳尔维克港——4月9日最高军事会议在伦敦开会——会议的结论——4月10日我给第一海务大臣的节略——英国人民的愤怒——4月11日议会中的辩论——“沃斯派特”号及其驱逐舰队消灭了纳尔维克港的德国驱逐舰——国王的来信。
在继续叙述以前，我应该先说明我的地位的变更，这事发生在1940年4月间。
查特菲尔德勋爵所担任的国防协调大臣这个职位，已经成了一个多余的累赘。3日，他坦率地提出辞职，张伯伦先生接受了他的辞呈。4日，唐宁街十号发表一个公告，说明这个职位不准备派人接任，但正在进行安排，准备由海军大臣以资历最久的军务大臣的身份，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于是，我从4月8日到15日便担任了会议主席，每天开会一次，有时甚至两次。这样，我担负了额外的责任，却没有进行有效指挥的权力。其他的军务大臣也是战时内阁的阁员，我在这些地位相同的人们中居于首席，但是却没有权力作出决定或加以执行。我必须取得其他军务大臣和他们的专业长官的同意，于是，许多重要而有才干的人，对于现已开始的战争——真正的战争的迅速变化的局势，都有表示他们见解的权利和义务。
三军参谋长们在分别同与他有关的大臣讨论总的形势以后，每天聚集在一起开会。于是，他们各自作出显然极为重要的决定。关于这种情况，我是从对我毫无保留的第一海务大臣那里，或是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发表的会议摘要或备忘录中了解的。如果我对于这些意见要提出问题时，我当然可以先在我的协调委员会提出，在这个会议中，三军参谋长们以个人的身份出席，各军务大臣往往携同他们参加，并支持他们的意见。会议上，大家滔滔不绝地发表了彬彬有礼的谈话，会议结束时，由在场的秘书草拟一份措辞得体的报告，由海、陆、空三个部加以核对，以保证没有丝毫出入。这样，我们便达到了那种广阔的、愉快的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每一件事都是经过了全体协商，根据绝大部分人的常识，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得到了解决。但是在我们现在就要经验到的一种战争中，情形截然不同。遗憾得很，我必须指出：实际的战斗，必须像是两个恶汉殴斗，一个恶汉使用一根木棍或一个铁锤，或其他更好的工具猛击另一个恶汉的鼻子。所有这种情形，都是令人遗憾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避免战争，为什么对每件事，都必须充分照顾到少数人的权利，忠实地记下不同的意见，以友好方式通过协议来加以解决的最好理由之一。
战时内阁的国防委员会几乎每天开会，讨论军事协调委员会的和参谋长委员会的各种报告；他们的结论或分歧的意见，又被提交给时常开会的内阁会议。一切问题都必须解释又解释；等到这个程序完成以后，整个局势往往早已发生了变化。海军部在战时，当然是一个作战司令部，在那里，对于要影响舰队的决议总是立即加以决定，只有在遇到最严重的情况时，才向首相提出，而首相每次都支持我们的意见。如果遇到行动必须涉及其他军事部门时，这种程序就不可能充分适应形势的发展。然而，在挪威战役开始时，因为事件的特殊性质，海军部掌握了四分之三的行政事务。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管我有什么权力，我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应该能够作出较好的决定或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关于我即将描述的事件，它的影响非常猛烈，情况非常混乱，因此，我不久便看出只有首相的威权，才能够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因此，在15日，我便请张伯伦先生担任主席，我们以后在挪威战役期间内的历次会议，几乎全由他来主持。他和我继续保持完全一致，他对于我所发表的意见，以他个人的最高权威加以支持。我在援救挪威已嫌太晚的时候，深深地卷进了为完成这个任务所作的不愉快的努力。
至于更换主席的问题，由首相在议会答复质询时，宣布如下：
我应海军大臣的请求，同意在协调委员会开会讨论与总的战争指挥有关的特别重要的事务时，亲自出任主席。
有关的各个方面立即表示忠诚和善意。然而首相和我却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制度缺乏固定的形式，而在遇到出乎意外的事变发生时，尤其如此。虽然海军部在这个时期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的动力，但对于协调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人们显然能够提出反对的理由，因为，其中一个军务大臣一方面要管理海军部的全部事务，并对海军的行动负有特别责任，而同时又企图协调其他军事部门的一切作战计划。这些困难，并没有因为首相亲自主持会议并作我的后盾而得到解决。但是尽管由于缺乏方法或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几乎每天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