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6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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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东道主尽一切努力来使我们住得舒适，甚至我们无意中脱口的每句话都受到亲切的关注。有一次波特尔在欣赏一个长着植物的大玻璃缸，说道就是里边没有鱼。两天以后，便运来了一批金鱼。又有一次有人偶然说到鸡尾酒里没有柠檬片，第二天大厅里就长着一棵果实累累的柠檬树。这一切一定是用飞机从远地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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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就是我们到达后的次日，下午3点钟，斯大林来看我。我们畅谈了对德战争问题。他是乐观的。德国缺乏面包和煤，而且运输方面也受到严重破坏。我问他如果希特勒向南移动——譬如向德累斯顿移动的话，俄国将怎么办。
“我们追他。”他接着说奥得河已不再是一个障碍了，因为红军在对岸已经有几个桥头堡，而德国人正在用未经过训练的、组织松散和配备不良的人民冲锋队担任防御。他们曾打算从维斯杜拉河撤出经过训练的部队来保卫这条河，但俄国的装甲部队已经绕过了他们。现在他们只有二三十个训练不良的师作为机动的或战略性的后备军。他们有几个精良的师在丹麦、挪威、意大利和西线，但总的情况是，他们的战线已被突破，而他们只在打算堵住这些缺口。
我问斯大林对于龙德施泰特对美国人发动的反攻有什么看法。他把它称为一个愚蠢的调度，已使德国受到损伤，是为了挽回威信才这样干的。德国的军事机体已出了毛病，可是不能用这样的办法来救治。他们最优秀的将领全都完蛋了，只剩下个古德里安，然而他是一个冒险家。如果德国在东普鲁士被切断的那几个师能够及时撤出，或许这些部队就可以用来保卫柏林，但是德国人太愚蠢了。他们还有十一个装甲师在布达佩斯，但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已不再是一个世界强国了，已不能到处随意取得兵力了。时候一到他们自会明白，但已为时太晚了。
接着我给他看我的地图室，这里已由皮姆上校完全张挂好了。我在描述我们在西线的阵势之后，就请亚历山大元帅解释意大利的局势。斯大林的看法饶有风趣。德国人是未必会来攻击我们的。我们能不能留几师英军在前线而把其余的部队调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以便直捣维也纳呢？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这里与红军会师包抄阿尔卑斯以南的德军侧翼。他还说我们可能需要一支相当大的兵力。他当时那么讲讲是轻而易举的，而我也没有责怪他。
我回答：“红军可能不给我们时间来完成这个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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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点钟，总统、斯大林和我在一起审查军事形势，特别是俄国在东线的攻势。我们听到了关于俄国军队进展的详细情况，同时也为我们各自的参谋长之间下次讨论制定了范围。我说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是敌人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从意大利调动八个师到对俄作战的前线，而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也许我们应从意大利北部调几个师去加强我们在其他地方的攻击力量。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应否试图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进攻，通过卢布尔雅那山峡与俄军的左翼会师。
会议的气氛是非常融洽诚恳的。马歇尔将军给我们作了关于英美在西线作战的卓越的简明介绍。斯大林说俄国在1月份发动的攻势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这跟德黑兰所作出的决定没有丝毫关系，这时他还问到他应如何继续提供帮助。我回答说，现在三国参谋人员会集在一起，正是审查盟国之间整个军事协调问题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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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2月5日下午4时1刻开始的。我们会聚在利瓦吉亚宫，在一张圆桌旁边就座。连三个译员在内，我们一共有二十三个人。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一起的有维辛斯基、麦斯基、俄国驻伦敦大使古谢夫，以及俄国驻华盛顿大使葛罗米柯。巴甫洛夫当译员。美国代表团以罗斯福总统和斯退丁纽斯先生为首，成员有海军上将李海和贝尔纳斯、哈里曼、霍普金斯、国务院欧洲司司长马修斯，还有国务院特别助理兼译员波伦。艾登坐在我身旁，我的代表团包括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我们的驻莫斯科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
伯尔斯少校当我们的翻译，自从1942年我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见以来，他一直是担任翻译的。
讨论一开始就谈到德国的前途。我当然曾经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一个月前就已函告过艾登先生了。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1月4日
战后德国的处理。现在要我们决定这些重大问题还为时太早。显然，当德国有组织的抵抗停止之后，第一阶段将是一个严格的军事管制时期。这个时期可能要经历好多个月，如果德国的地下工作还在活动的话，也许要一二年。
2．我们还得解决分割德国的一些实际问题，如鲁尔和萨尔区的工业处理等等。这些问题可能要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讨论，但是我怀疑那时是否能够作出最后的决议。目前谁也无法预见欧洲成为怎样的状态，或者大国之间的关系怎样，或者他们人民的心情怎样。我可以肯定，德国在如此之多的国家里所激起的深仇大恨一定会在这里得到对等的报应。
3．每当“重新扶助苦难德国”的政策引起我从感情深处发表意见时，我处处受到了打击。我很明白关于“欧洲的心脏不能让一个中毒的社会存在”的论据。我主张，尽管目前有这么多的麻烦工作落到我们身上，我们还是不应把将来可能会变成十分严重的讨论和分裂的事，预先说成一定会出现。
我们将有一个新的议会来考虑问题，这个议会的见解我们无法预测。
4．我本人宁愿致力于研究今后二三年内要起作用的一些实际问题，而不去争论德国对于欧洲的长期关系。我记得很清楚，上次战后我由于下院和全体选民的发表粗暴意见而感到震惊，还由于彭加勒派遣法国人进入鲁尔而感到愤慨。然而几年之后议会和公众的心情完全改变过来了。亿万美元的金钱由美国借给了德国。我经历过对德国的实施宽大政策时期，一直到了洛迦诺公约和鲍德温政府的后半期，其理由是德国对我们已经无力为害了，但是这以后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希特勒开始得势了。这以后我再度觉得自己对当时一般人的心情十分不表同情。
5．一个受过摧残而震颤的世界，无论是在斗争刚刚过去之后，或者是在感情兴奋激烈之后紧接着不可避免地又变得冷静的时候，它那百感交集的情绪会是个什么样子，想要在小小的篇幅里全部写出来，那是错误的。这股令人畏惧的感情浪潮会支配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而不随大流的人往往不但会变得孤掌难鸣而且没有用处。在这些世事中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一步一步得来的，或者充其量也不过先走一二步而已。
因此明智的办法是，在目前所有那些将变为有效的事实和力量显示出来之前，尽量把个人的决定保留下来。也许我们即将召开的三国会议将对这个问题给予更多的启发。
这时斯大林问起关于怎样肢解德国的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或几个的政府，或者是只要有某种形式的行政机构？如果希特勒无条件投降，我们应当保存他的政府或是拒绝跟它打交道？在德黑兰，罗斯福先生曾经建议把德国分成五个部分，斯大林也表示过同意。而我却反而踌躇不定，只希望把它分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巴伐利亚两个部分，而把鲁尔和威斯特伐利亚放在国际共管之下。他说，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决定。
我说我们大家都同意德国应当肢解，但是实施的办法过于复杂，不能在五六天之内解决。对于历史方面的、人种研究方面的和经济方面的现实状况都需要作一番十分深入的查考，并且需要由一个专门委员会来作长时间复查，该委员会要对各种建议进行研究，然后提出意见。要考虑的事情是很多的。普鲁士该怎样处置？哪些领土应当归于波兰和苏联？莱茵河流域和鲁尔及萨尔大工业区应该由谁来管？这些问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英国政府也将慎重考虑两个大盟国的态度。
应该立即设立一个机构来研究这些事情，而且在我们作出最后决议之前应该先听取它的报告。
当时我对未来作了一番思索。如果希特勒或希姆莱出来请求无条件投降，十分清楚，我的回答应该是我们不跟任何战犯进行谈判。如果他们是德国人所能推举出来的唯一人选，那么我们只好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然而，更大的可能是希特勒和他的同伙被杀掉或失踪，而另外一班子人会出来请求无条件投降。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三大国应当立即进行商讨，决定是否值得与他们打交道。如果值得，那就应该把已经准备好的投降条件摆在他们面前，如果不值得，战争就要继续打下去，而且把全德国置于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
罗斯福先生建议由我们的外长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制定出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计划，在一个月之内制定出一个肢解德国的确切计划。事情到此，暂告一段落。
其他问题也予以讨论，但没有得到解决。总统问是否应该让法国人在德国境内有一个占领区。我们都同意应当在英美占领区内划分一部分给他们，并由外长们考虑对这个地区应当如何进行管理。
随后斯大林请麦斯基说明俄国所拟定的关于责成德国赔款和拆除其军火工业的计划。我说上次战争的经验是令人十分失望的，因此我不相信有可能从德国索取像麦斯基建议单独付给俄国的那样大的数目。英国也同样蒙受了重大损失。许多建筑物遭到破坏。我们已经丧失了许多国外投资，并面临着如何大量增加出口以偿付我们所需的粮食进口的问题。我怀疑这些负担能否由德国赔款而得到切实的减轻。其他国家也受到损失，也应当予以考虑。如果德国陷于饥馑，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难道我们可以存心袖手旁观，见危不救，甚至认为这是罪有应得吗？或者我们应当倡议赈济德国人，而如果要这样做，由谁来付款？斯大林说这些问题总是要发生的，我回答说，你要叫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最后我们同意将俄国的提案交给一个专门委员会去审查，该委员会应在莫斯科秘密开会。
之后，我们对下一天的会议作了安排，同时对即将进行讨论的两个主题也作了考虑，就是有关世界安全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计划问题和波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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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第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先生作了重要发言。他说美国将采取一切明智步骤来保持和平，但不能花很大费用来维持一大批驻在离本国三千哩的欧洲的军队上。因此美国的占领将以两年为限。可怕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了。如果美国人离开欧洲，英国就得单独占领整个西德。这样一个任务是远非我们所能胜任的。
2月6日在我们第二次开会时，我为此而竭力主张法国人帮助挑起这样一个重担。划一个占领区给法国并不等于事情就此了结。德国肯定是要再次复兴的，总有一天美国是要回老家去的，而法国人不得不跟德国人贴邻而居。一个强大的法国不仅对欧洲是重要的，而且对英国也同样重要。只有法国才能取消在它海峡沿岸的火箭发射场，并且建立起一支军队来遏制德国人。
接着，我们把话题转到关于谋求和平的世界工具方面。总统说在美国舆论是起决定作用的。如有可能同意敦巴顿橡树园提议或与之相似的提议，他的国家似乎更有可能为组织全世界的和平而全力以赴，因为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组织在美国是能够取得广泛支持的。然而，正如前面有一章所说的，敦巴顿会议结束时并没有对安全理事会里十分重要的表决权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协议。
1944年12月5日，总统曾向斯大林和我提过新建议。建议内容如下：安理会的每个理事国应各有一票。任何一项决议，须在十一个理事国中取得七个理事国的投票赞同方能付之实行。这在程序细节上是够充分的了。至于一切较大事情，如接纳新会员国进组织或开除出组织，制止和解决争端，限制军备和提供武装力量等，均应取得全体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换句话说，除非“四大国”一致同意，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