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1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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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他已故的父亲和哥哥奥斯汀一样，都是下院知名的议员；我们，各政党的成员，今晨一个不缺地聚集在这里，追悼一位配得上狄斯累利所称的“英国的财富”的人，我们都觉得，这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都是一种光荣。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最光辉的时刻……第二十八章 租借法案
第二十八章 租借法案
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英国在美国的军火合同——洛西恩勋爵到迪奇利来见我——1939年11月，“现金购货，运输自理”——在晦暗不明的战争中英国损失的美元——1940年5月，一个新时代——我草拟1940年12月8日致总统的信——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共同利益——需要预先规划——英国自6月以来的恢复——即将于1941年到来的大西洋上的危机——我们船舶的损失——英、德战舰的力量——日本的威胁——大西洋上的生命线——美国对爱尔兰的影响——我要求每月多供给两千架飞机——陆军的装备——怎样支付账款——向美国呼吁——总统的发明：“租借法案”——他12月17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消去美元的符号”——向国会提出“租借法案”——菲利浦·洛西恩忽然逝世——我挑选哈利法克斯勋爵为他的继任人——我赞赏哈利法克斯勋爵——艾登先生像重归故里似的回到外交部——马杰森上尉出任陆军大臣——等待“租借法案”通过——致总统的新年贺电。
这时，在一片刀枪交响和大炮轰鸣声中，在我们面前浮现一件另外一种决定世界命运的大事。美国于11月5日举行总统选举。尽管这四年一度的竞选你争我夺，激烈进行，尽管两个大党在国内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分歧，但是，共和与民主两党的领袖人物都一样，非常重视这“崇高的事业”。11月2日，罗斯福先生在克利夫兰说：“我们的政策，是向那些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对面仍在抵抗侵略的国家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质援助。”同一天，他的竞选对手温得尔·威尔基先生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宣称：“我们大家——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都赞成支援英勇的英国人民。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我国工业的产品。”
这扩大的爱国主义保障了美国联邦的安全和我们的生存，但是，我仍然是非常不安地等待着竞选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新上台的人能够具有或在短期内取得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的知识和经验。谁也没有他那样的指挥才能。我个人和他的关系，是经我极其小心谨慎地建立起来的，而且似已达到了推心置腹、亲密无间的程度，在我的全部思想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要结束这种慢慢建立起来的友谊，要中断我们正在进行的种种商谈，去同一个在思想状况和个性上都陌生的人重新谈起，这对于我不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自从敦刻尔克之后，我还没有感到过这样的焦灼不安。当我得到罗斯福总统再度当选的消息后，我的欣慰之情真是难以形容。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11月6日
我认为，在选举进行之际，我身为外国人，对美国政治发表任何意见都是不合适的，但是，现在，我相信你不会责备我，如果我说我曾经祝愿你取得成功，并且现在为你取得了成功感到庆幸。这并不是说，在我们两国都有义务来挽救的岌岌可危的世界大局上，除了你充分公正而自由地运用你的智谋以外，我还有其他的希求。我们正面临显然是一场旷日持久、日益扩大的战争的阴暗局面，我盼望能够本着我在战争爆发出掌海军部时就在我们两人之间成长起来的互相信赖和以诚相见的精神同你交换意见。事情正在发展，只要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还有说英语的人，就不会对这些事情置若罔闻，在我因美国人民再次把这副艰巨的重担托付给你而深感欣慰的时候，必须在此表明我这一坚定的信念：我们循着智慧的光辉航行，必将平安地到达目的地。
真奇怪，我一直没有收到这份电报的复电。它很可能是被压在一大堆贺电里，由于公务紧急就搁在一边了。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向美国提出军火定单，虽同美国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磋商，但并不通过他们的手。由于我们在各方面的需要量日益增加，因而时常在许多地方发生定货重叠的现象，尽管大家都怀着一片好心，但仍有可能在较低级的官员中引起摩擦。斯退丁纽斯写道，“只有政府对一切防务用的物资采取单一的、统一的采购政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这项艰巨任务”。①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将统筹安排所有在美国的军火定单。总统在重新当选后的第三天就公开宣布按“根据实际经验得来的办法”来分配美国的军火产品。军火一出厂，就大致把其中的一半分给美国军队，另一半则分给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战时物资优先分配局批准了英国的要求，答应在我们在美国定购的一万一千架飞机以外，再供应一万二千架。但是这笔钱怎么偿付呢？
①斯退丁纽斯：《租借法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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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洛西恩勋爵从华盛顿乘飞机回国，同我在迪奇利一起盘桓了两天。人们劝我不要老是到契克斯去度周末，特别是在月圆的时候，恐怕敌人特别注意我的行踪。罗纳德·特里先生和他的夫人曾多次在他们牛津附近的又宽敞又精致的住宅里盛情接待我和我的僚属。迪奇利和布伦宁相距仅四五哩。我就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接见了洛西恩大使。我觉得洛西恩完全变了。在我认识他的这些岁月里，他给我的印象是学识渊博，一派贵族气概，超然于世俗之上。他讲究风度，有主见，落落寡合，举止端庄，批评严苛，但他的态度却很轻松和活泼，始终是一位很好的伙伴。现在，在我们一起遭受严重的打击之下，我发现，他变成了一个十分踏实、凡事深思的人了。他对美国的态度了如指掌。他在主持“驱逐舰与海空军基地交换”的谈判中，曾博得华盛顿的好感和信任。他和总统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在回国之前一直和总统保持密切联系。他现在把全部心思都用来考虑“美元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受中立法的约束，使总统不得不在1939年9月3日颁布禁运令，禁止把武器运往任何交战国家。十日之后，他召开国会，举行特别会议，考虑撤销禁令，因为这项禁令表面上似乎很公允，实际上却剥夺了英国和法国在运输军火和供应品方面拥有制海权的优越条件。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讨论和争执，直到1939年11月底才撤销中立法，而代之以“现金购货，运输自理”的新原则。这样，在美国方面，仍然保持着一副严守中立的样子，因为美国人既可以把武器自由地卖给盟国，也可以自由地卖给德国。然而，事实上，我们的海军力量阻止了德国的一切海上运输，而英国和法国则只要他们有“现金购货”，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运输”。在这项新的法令通过后的第三天，以才能出众的阿瑟·珀维斯先生为首的采购委员会就开始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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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参战时，有四十五亿美国的资产，其中包括美元现金、黄金和在美国可折算的投资。增加这些资财的唯一方法是：在大英帝国——当然主要是在南非——开采新的金矿，以及千方百计地向美国输出商品，特别是奢侈品，如威士忌酒、上等毛织品和陶瓷等。在战争的头十六个月中，用这种方法又获得了二十亿美元。在“晦暗不明的战争”中，我们左右为难，一方面，急欲向美国定购军火，另一方面，又从心底里害怕我们的美元储备消耗殆尽。在张伯伦先生执政时期，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时常向我们诉说，我国的美元储备已经少得可怜，并一再强调要保留美元。大家或多或少地承认，我们向美国购买商品应当严加限制。我们的做法就如珀维斯先生有一次向斯退丁纽斯说的一样，“我们好像是在一个荒凉的海岛上，口粮不足，应尽量靠这点口粮多维持几天。”①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精打细算，以弥补我们的款项之不足。在和平时期，我们可以自由进口，交付货款不受限制。当战争到来的时候，为了动用黄金、美元和私人财产，为了防止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把他们的资财转移到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国家，为了削减浪费金钱的进口货和其他的开支，我们不得不设立一个管制机构。除了确保我们不浪费货币以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察看其他国家是否还接受我们的货币。英镑区的国家和我们是站在一起的：他们和我们一样，也采取了同样的外汇管理政策，而且也愿意接受和持有英镑。我们同其他国家作出安排，对他们用英镑支付，使英镑可以在英镑区的任何地方使用，而且，他们答应，保存暂时不用的英镑，并按外汇官价进行贸易。这种办法起初是同阿根廷和瑞典商定的，后来扩大到欧洲大陆和南美其他的一些国家。这些办法是在1940年春季以后商妥的，我们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里能够商定和维持这种办法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足见英镑是受人信任的。这样，我们就能够用英镑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进行贸易，把我们大部分宝贵的黄金和美元保存下来，以便向美国购买重要物资。
①斯退丁纽斯：《租借法案》，第60页。
1940年5月，当战争急转直下，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可怕的现实时，我们意识到，在英美的关系上已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自从我组成新政府，由金斯利·伍德爵士出任财政大臣以来，我们遵循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尽可能地订购一切物资而把未来的财政问题交给“永生的上帝”去解决。在敌人继续不断地轰炸，虎视眈眈地即将入侵之际，我们为生存而战，而且现在几乎成了孤军，如果过分担心于美元告罄的后果，那是错误的节约方法和不恰当的小心。我们意识到，美国舆论正在起着巨大的变化，而且，不仅是华盛顿，就是整个联邦，也越来越相信，他们的命运是和我们连在一起的。况且，这时，在美国全国掀起了一个同情和钦佩英国的巨大的浪潮。从华盛顿直接给我们送来了非常友好的信息，而且还通过加拿大转告我们，他们鼓励我们勇敢战斗，并指出，无论如何能想出一个办法来。有摩根索先生当财政部长，盟国的事业就有了一位始终不渝的拥护者。
我们在6月间把法国在美国的订货合同接手过来，从而使我们外汇开支几乎增加了一倍。除此之外，我们向各方面发出了新的订货单，订购飞机、坦克和商船，推动了美国和加拿大兴建大规模的新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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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40年11月，我们付清了所收到的一切货物的货款。我们已经卖掉了价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美国股票，这些股票是用英镑从英国的私人持有者那里征购来的。我们支付了四十五亿美元以上的现金。我们只剩下二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投资，有许多是不能即刻售出的。显然，我们再不能像这样继续下去了。即使我们卖掉了我们的全部黄金和国外资产，也不能付清订货的一半货款，况且，战争的拖延还使我们需要的订货增加十倍。我们手头必须留点钱，以供日常的使用。
洛西恩确信，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正在认真寻找一条最好的途径来帮助我们。现在，选举已经结束，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爵士和摩根索先生代表双方的财政部正在华盛顿继续不断地进行会谈。大使催促我写一封信，向总统全面地陈述我们的处境。于是，在那个星期天，我在迪奇利和他商量着草拟了一封致总统的私人信。11月16日，我打电报给罗斯福说，“我正在给你写一封长信，阐述1941年的展望，将于数日后由洛西恩勋爵面交。”由于这份文件需要经过参谋长委员会和财政部的一再审核，而且还要经过战时内阁批准，所以在洛西恩返回华盛顿以前，未能完成手续。11月26日，我给他拍去了一封电报说，“我仍在忙着致总统的那封信，希望能够在几天之内拍发给你。”这封信最后定稿的时候是12月8日，并且立即拍发给总统。由于这封信阐明了伦敦各有关方面对整个形势的共同看法，而且对我们的前途起了显著的作用，所以值得研究。
白厅，唐宁街10号
亲爱的总统先生： 1940年12月8日
